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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东京时期，加入光复会，与副会长陶成章颇有交往，做了一些不很危险的革命工作，曾接受派遣回国暗杀满清某大员，这就很危险了。临行，鲁迅问，如果我死了，老母亲谁来赡养呢？这种修辞技巧是典型的鲁迅式的表达方式。革命领导人也只好放弃这一计划。这之前，徐锡麟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恩铭的亲兵剖腹挖心，鲁迅在东京的集会上发表讲演时慷慨激昂，竟遭某人奚落，鲁迅愤怒至极。革命领导人对他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精神一定很欣赏，否则这种充满危险刺激的任务就不会落到他头上。鲁迅既然已经下定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决心，为什么又犹豫了呢？鲁迅爱母亲，是对她的孝使鲁迅犹豫了吗？鲁迅不是还有两个弟弟吗？她将来的生活完全可以由他们来照顾。鲁迅问孝于“风萧萧兮易水寒”之际，使忠义与孝亲的的观念发生了冲突。不过，这如前文所说，有东必有西。中国人因观念有对立，而奉行中庸之道，虽然提倡为了“忠”可以牺牲“孝”，但是对于临阵畏缩的孝子也是宽容和理解的。如春秋时期的管仲，临阵反逃，他的好友鲍叔牙对他很尊重，认为他这是为了孝，为之辩护。在忠孝不能两全的问题上，古人也就有了这种中庸的观念。管仲做为贤相还很受孔子赞扬，虽然孔子也曾批评他不仁。毕竟管仲是独子，而鲁迅不是，所以有辩解的必要。鲁迅后来对中国的忠孝文化特别痛恨，从而也反对英勇牺牲，而强调“韧”的战斗。其革命思想的根源之一，盖发源于此。保持思想的一致性，是革命思想家的责任，因此对这件事给出具有逻辑性的解释，也是他的一个责任。许多年以后，他还在尽这个责任。他曾对许广平说： “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又说： “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刺激的结果。”（景宋： 《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血气方刚的许广平初与鲁迅通信时曾主张暗杀，说： “攻打现实‘病根的工作’，欲‘最快，’‘有效’而不‘很迟’的唯一捷径，自然还是吾师所说的‘火与剑’。……仗三尺剑，予以一击，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死，则以三数人之牺牲，即足以寒贼胆而使不敢妄动。”《两地书》，1925年4月10日致鲁迅。。显然，许广平的“我以我血荐轩辕”，没有“寄意寒星荃不察”做基础，比较幼稚单纯。鲁迅则不然，他欲做刺客的潜意识中，含有对“寄意寒星荃不察”的“绝望”的态度。他回答许广平说： “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两回类似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我以为虽然可以快一时之意，而与大局是无关的。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事，就不大赞成。”（《两地书》1925年4月14日致许广平）自从那次因问孝而使得刺杀计划流产以后，为了保持思想的一致性，鲁迅就公开表示反对牺牲，而主张“深沉韧性的战斗”了。在这之前，他的革命情绪是血气喷薄的，对当场怀疑他“我以我血荐轩辕”勇气的人，耿耿于怀。不过，鲁迅的内心深处永远是主张“火与剑”或“血与火”的战斗的。《随感录五十九》说： 西方“有主义的人民”，“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顿了刀锋，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的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再如《孤独者》中魏连殳，在走投无路之际就投笔从戎了。鲁迅承认魏连殳就是自己。到底是韧的战斗好还是火与剑的战斗好呢？这里也有中庸之道。
第一部分鲁迅为什么接受包办婚姻？（2）
鲁迅在另一封信中对许广平说： “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历来并不为自己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预计是生活不久的。后来预计并不确中，仍需生活下去，于是遂弊病百出，十分无聊。再后来，思想变了，但还是多所顾虑”《两地书》，1926年11月28日致许广平。此处的“不为自己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即是“灵台无力逃神矢”一事，然而又不接受朱安。因为“那时预计是生活不久的”，已经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打算。临行又不愿“一切听人安排”了，放弃了刺杀任务就“仍需生活下去”，“再后来，思想变了”，这既是针对“灵台无力逃神矢”，也针对“我以我血荐轩辕”。1928年，鲁迅与某些“英雄”们论战，说： “但幸而我年青时没有真上战线去，受过创伤，倘使身上有了残疾，那就又添了一件话柄，现在真不知道要受多少奚落哩。这是‘不革命’的好处，应该感谢自己的。”《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为什么不直接说身体有残疾？残疾可以是天生的，而要特别提出“我年青时没有真上战线去”，这与论战毫无关系，这话明显有潜意识。鲁迅认识到自己由“我以我血荐轩辕”到“这是‘不革命’的好处，应该感谢自己”，再到“思想变了”，这之间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生活的逻辑毕竟不同于作诗或做文章的逻辑。“我一生的失计”在本质上是一个逻辑问题，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逻辑的“失计”实在是一个软硬兼备的致命伤痛。读外国书，以潜意识理论解释“灵台无力逃神矢”与“我以我血荐轩辕”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看出，鲁迅是把对母亲的不满深深潜藏在革命事业的勇气中，在革命行动之前又强调对母亲的爱，其背后又隐藏了对革命领导者的不满。据说鲁迅曾说过，有一次，在东京某处看到某位革命领袖与人谈笑风生，而他的部下正在国内起义，出生入死。鲁迅对此人，不由得“惊佩之至”。又据说，鲁迅曾说过，如果陶焕卿做了皇帝，恐怕我们都没有好下场。
中国传统纯文化，倡导人心须常常处在安定之中。一个常常处在斗争之中的人，无论是身体还是语言（或思维）都是那样的不自由。
断发一事也是如此。从《自题小象》一诗看，断发明明是革命的标志，有“预计”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决心。但是，“后来预计并不确中，仍需生活下去，于是遂弊病百出，十分无聊。”接受包办婚姻与断发都有前后不一致之处，为了保持思想的一致性，鲁迅在几十年后仍然在作“思想变了”的平衡工作。晚年，在《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中说： “我的剪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越王古昔，‘断发文身’，今特效之，以见先民仪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为了不便： 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囱门上，令人很气闷。在事实上，无辫之徒，回国以后，默然留长，化为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这话说起来似乎很轻松，其实痛心得狠。鲁迅毕竟是章太炎的学生。章太炎发表《解辫发》，明确声明自己是越人，剪辫就是表示反清革命之意。许多《鲁迅传》说起鲁迅的断发，无不是冠之以“毅然”二字，称之为反清革命的举动，大加赞扬。然而鲁迅回国后又曾装过假辫子，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中说： “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装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的留学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或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 一个人做人要真实。……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 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 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 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这回见了几幅钢笔和木刻的阿Q像，这才算遇到了艺术上的辫子，然而没有一条生得合式的。想起来也难怪，现在的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他生下来已是民国，就是三十岁的，在辫子时代也不过四五岁，当然不会深知道辫子的底细的了。”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于“贤人”特别深恶痛的原因之一正是钱玄同所说的“迁怒”。乡下人对留学生剪辫的反感，大约是因为乡下人中了古圣先贤的毒太深的原故吧。有人对于鲁迅的既剪辫又装假辫，专门著文辩护，说只是形式问题。有清一代，中国人为了头发的问题死人无数，血流成河，都轻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