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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 这里鲁迅特意点明“小风轮”、“红布条”就是象征性爱，意谓朱安很渴望有夫妇间正常的敦伦行为，并能为周家生儿育女。
“苦心孤诣”，朱安默默地接受包办婚姻给她带来的不幸，“苦心孤诣”地操持着周家的生活，希望情势有所好转，可以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
第四部分鲁迅的忏悔（3）
在鲁迅看来，朱安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没有出息孩子的玩意”，愤怒之下，轻易就把它破坏了。“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意谓不要夫妇敦伦，不承认朱安的合理需要。鲁迅在写过《风筝》之后的几个月之后又写了《忽然想到（之六）》，说： “我们当务之急，是：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涂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朱安正常的性要求与包办婚姻是浑然一体的，既然要反抗包办婚姻，当然要踏扁“风轮”（敦伦）了。鲁迅对踏扁“风轮”的行为并非只有满意，有时候又颇为遗憾、悔恨，鲁迅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总是在不断地消长起伏。
“傲然走出”，鲁迅结婚后第四天就回日本去了。当然不仅仅是这一次，按照孙伏园的说法，鲁迅在北京生活时，随时随刻都在准备着出走。鲁迅从一开始就“走出”包办婚姻了。至于朱安的感受“怎样”，则“不知道，也没有留心。”在《祝福》中，“我”以“说不清”回答了祥林嫂的疑问，就赶紧走开，先回到四叔的家中，然后又于次日离开鲁镇，“即使发生什么事，与我也毫无关系了。”鲁迅踏碎了朱安的有“风轮”的“风筝”梦，就走开了。祥林嫂就是朱安的化身。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离别”，意谓分居。鲁迅与朱安一直分居，各睡各的屋，朱安连与鲁迅同床异梦的权利也不可得。这就是许广平所说的“对家庭的注意自然相当淡薄”或“冷淡”。在许广平看来这是很自然的，殊不知，鲁迅的心却“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朱安的心情如何？虽“不知道，也没留心”，但也可想而知。“踏烂风筝”这事，令鲁迅极其内疚，极其无奈。
“游戏”，喻夫妻生活，如《复仇》所说的“生命的沈酣的大欢喜”。
“儿童”，喻青年夫妇。
“外国……书”，鲁迅向来持“不读中国书主义”，最反对青年人读中国的书，大约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没有个人主义精神，不提倡自由恋爱。由于自己“不幸”而看到一本外国书，才明白了，根据人道主义原则，朱安也有要求夫妻生活的天然权利，虽然朱安中外书都不读，她也会向鲁迅要求这种权利。鲁迅当然有坚持个人主义的自由，这不能不使朱安受到严重损害。
“最正当的行为”，暗喻夫妻性生活。做为包办婚姻的牺牲者，朱安也只能向鲁迅要求这种行为。包办婚姻固然不如自由恋爱那样能张扬个人主义精神，但是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朱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因此她必然要“苦心孤诣”地做成一个有“风轮”的“蝴蝶风筝”——向往过正常的夫妻生活。鲁迅以独身者的生活方式反抗包办婚姻，必然使朱安切实感受到了封建礼教吃人的痛苦，如此一来，鲁迅也不可避免地充当了他本不愿意充当的损害朱安的工具。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在谴责“大哥”和母亲吃掉“妹子”的同时，也自责道：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由此，我们可以探知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全面否定的态度的心理基础。告子曰： “食色性也。”弗洛伊德更强调了性压抑在人类历史中的意义，谁能逃脱此范围呢？鸵鸟策略是今日研究鲁迅的中国书的共同特点。封建礼教造成了两种局面： 一、包办婚姻吃人，鲁迅就是被吃者；二、包办婚姻欲吃人而不可得，李大钊就是不被吃者。就因为如此，鲁迅才会感到心情沉重。在写《风筝》之后不久，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写道： “这人肉筵席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坟》）当然，所谓“人肉筵席”不仅仅是指包办婚姻。
“二十年来”，这里只算鲁迅的岁数，从这篇文章的写作日期1925年向上推算，二十年前是1906年，正是鲁迅与朱安完婚的一年。一般来说，《野草》的研究者都是把这个第一人称的“我”视作鲁迅本人，踏破风筝既然是“幼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当时“小兄弟”十岁左右，鲁迅就不到二十岁，再过二十年也不到四十岁，鲁迅写《野草》时已经四十六岁了。时间明显不对，可见“风筝”不是儿童玩具，而是借喻青年时代的包办婚姻，时间正好对得上。有人也许会说，这不过是杜撰一个故事以便于说明道理。虽然故事可以杜撰，“我”的岁数却没有必要算错。鲁迅恐怕不会随便以一个整数来计算时间吧，反倒应该这样来看问题： 这是鲁迅精心安排的一个关键词。根据这一点线索，我把“小兄弟”视为借喻朱安大约是不错的，虽然她比鲁迅大两岁。
第四部分鲁迅的忏悔（4）
“精神的虐杀”，意谓当时鲁迅只顾自己厌恶“风筝”（反包办婚姻），却不知道这对于朱安意味着什么。任何事情都有所谓悖论，明察秋毫的鲁迅当然也看到了反抗包办婚姻的悖论。鲁迅以“折断蝴蝶”风筝（包办婚姻），“踏遍”风轮（敦伦）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复仇”，最受损害的却是“本来也没有错”的妻子朱安，使她不可避免地成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她或者也可以像李大钊的妻子一样，不做包办婚姻的牺牲品。鲁迅毕竟是思想深刻又富于感情的文学家，发现这一悖论，并且心中长期深深愧疚是必然的。如果说鲁迅的沉痛忏悔只是为了儿童玩具的小事，岂不太浪费伟大作家的革命精神？为兄弟失和也太委屈自己，鲁迅绝非这种人，何况也没有必要为了兄弟失和而下如此曲笔，那显得很幼稚。然而鲁迅自认为：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如果我们理解了《风筝》是借喻朱安对“敦伦”这一基本人性的要求，鲁迅因漠视朱安的这种“最正当的行为”和感情而感到愧疚，就不能不说《野草》的技巧确实非常之高。借喻认识错了，文章简直就变成了败笔，一旦正确理解了鲁迅的借喻，就能明白其文章构思之精妙和内心矛盾之深刻。顺便说一句，人们的思想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本应该很容易就看出鲁迅文章背后的意思，如果不是禁区森严，人们对《野草》的评论就不会像早期那样指鹿为马或如今这样故弄玄虚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不断绝”，意谓鲁迅与朱安的关系没有完全一刀两断，鲁迅对朱安的人道主义与自己的个人主义总是处在相互消长起伏中。鲁迅当然承认朱安有性爱的权利，但是应该有所改变。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 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补过的方法”，意谓鲁迅设想能与朱安达成共识，“放”就是离婚，“赞成他放”就是鼓励朱安改嫁，重建婚姻，鲁迅也许曾经打算安排朱安改嫁，使朱安有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可以生儿育女，这样就可以算是仁至义尽了。这虽然只是猜测，但鲁迅曾经劝说朱安回老家生活则是确实的，那是在与周作人闹翻之后心情很坏的时候，朱安不同意，鲁迅也就没有坚持，并为此而内心充满愧疚。鲁迅的小说《祝福》显然就是鲁迅对朱安命运的设想，朱安改嫁后在精神上也会如祥林嫂一样痛苦不堪。另外，祥林嫂“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这种悲剧是鲁迅不愿意看到的。小说中的“我”，认为自己对祥林嫂的死“也是该负有若干的责任”，“我”没有回答祥林嫂的问题，以“说不清”敷衍一下，“迈开步便走”与我摧毁了朱安的梦想，“傲然走出”对以后的事情，“我不知道，也没留心”是一致的。鲁迅因此而愧疚。
“我和他一同放……”意谓两人都重建婚姻。然而他们都已经是中年人了，鲁迅虽然愿意，然而朱安却是不会同意这个“补过的方法”的。朱安只要从一而终。这样一来，她也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鲁迅几片肉。这叫鲁迅如何能不痛恨中国的传统文化？
“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鲁迅与朱安都四十多岁了，朱安更要长鲁迅两岁。鲁迅还有希望，朱安恐怕就没希望了。当年“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现在就更绝望了。据鲁迅当年的邻居俞芳回忆说：
大先生（鲁迅）和广平师母在上海定居以后，大先生寄来照片，太师母（鲁迅的母亲）给我们看，并告诉了我们这个喜讯。我们虽有些意外，但很高兴。我偷眼看看大师母（朱安），她并没有不愉快的表情。有一天，太师母在午睡，我和大师母在北屋的台阶上谈起此事。我说： “大先生和广平姐姐结婚，我倒想不到。”大师母说： “我是早想到了的。”“为什么？”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