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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者（包括日语专业的学生）都没有听说过三井物产。当我告诉学生们，丰田、东芝属于三井财团，而三井物产是三井财团的核心领导成员时，学生们的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此时，我才意识到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充斥了美国教材，几乎无人关注日本经济模式。
其实，当中国企业家们开始从美国经济学博士们那里听说投资银行、风险投资、私募基金等新鲜名词的时候，三井物产这家日本最早的综合商社从1876年成立之初就一直在扮演这些角色了。当丰田、东芝、索尼等还是小作坊时，三井物产帮助这些小企业筹集资金、开拓市场、输入人才，使他们变为日本工业的脊梁，并最终成为世界级的企业。与美国金融资本追逐短期利益所不同，三井物产的投资是长期的，并用来维持财团企业间的协作。
当中国国有企业按照美国人设计的资本运作模式 “抓大放小”，以至于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分工协作关系生硬地分割开来之时，三井物产却在全球经营活动中“抓小放大”，努力培育新兴产业和新公司。在三井财团这个体系中，东芝、丰田等众多企业早已成长为巨人，并且都成为了“综合性制造企业”（制造业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已经不再过多介入这些巨型综合厂家内部的具体事务，而更多精力放在将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企业纳入到三井财团中来，将它们捆绑到三井财团的这些综合企业的产业链上。
事实上，三井物产这家综合商社及三井财团的综合性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在中国经济的微观层面上，这些日本财团企业的投资与经营活动，将中国支离破碎的产业链和各自为政的企业联系了起来。但是，这些产业和企业的主导权却已经不在中方手中了，这是值得关注和深思的问题。难道中国的产业真的要永远依赖于日本综合商社的分工与组织吗？中国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综合商社来掌握自己的产业体系呢？
2005年10月，看到中国经济中暴露出的很多问题，同时意识到当代的中国企业界和教育界对日本经济模式研究的极端缺失和漠视，我决心辞去在三井物产的工作，公开我的研究网站“超级主义者”（）。此时，曾在十二年前招聘我进入三井物产工作的内田龙太郎经理又调回北京工作，我正式向他递交了辞职报告。内田先生想挽留我在三井物产继续工作。我对他认真地说：“我已经在三井物产学习了十二年，请允许我毕业吧。”
离开三井物产之后的半年中，我将一些自己的研究文章传到互联网的几个论坛上，很多青年学生反应热烈，纷纷进入“超级主义者”网站来求知，并且进行互动学习。不久，在媒体工作的翟玉忠先生找到我，希望我将网站上文章整理成书，以便更好地让企业界和学术界了解以综合商社为代表的日本经济模式。这时的三井物产已经将很多重要部门独立出来形成新的产业公司，世界500强排名在2005年降到了的第148位，似乎是有意识地隐藏起来。
2006年6月，《环球财经》的执行主编梁志坚突然打电话来，提出要采访我。此时，我正在专心创作第一本书《三井帝国启示录》。梁志坚解释说，他已经两次采访了三井物产驻中国的总代表，但是没有了解到关于三井物产经营方面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而且发现三井物产的中文网站也处于关闭状态。在网上查找资料时，他发现“超级主义者”网站提供了关于三井物产为代表的日本综合商社和财团的详细研究资料，由此提出对我进行采访。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自序（4）
通过这次采访，我又结识了《环球财经》的主力编辑邵振伟先生，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我开始尝试写作财经类文章。从2006年11月开始，我的两位得力助手袁璐和张凌协助我不断收集和整理出大量资料，而且建立了财团经济研究室，由此暴露出日本财团（特别是三井财团）近年来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强力扩张活动。根据这些资料，我们陆续在《环球财经》、《董事会》、《中国财富》、《经济》、《商界评论》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文章，而且被网络媒体广为转载和传播。
2006年11月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北大商业评论》的一位编辑打来的电话，邀请我去商谈合作撰写日本企业经营管理的文章。当时非常高兴，因为曾经听说该杂志在中国号称拥有如同《哈佛商业评论》的学术地位。然而，当我与这位编辑交谈后，发觉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交流障碍。随后，我们勉强商定以“三井物产国际化”为题，尝试完成一篇研究文章。交稿后，在编辑的要求下，经过8次面目全非的修改后，我实在无法接受学术权威们对日本综合商社的美国式描述，最终遗憾地放弃这项合作。
事实上，日本综合商社及其财团企业的经营哲学中无不渗透着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治国之道”。特别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三井和住友两大财团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三井财团、住友财团的领导人分别以中国两部古籍《贞观政要》和《帝王学》为事业垂训。我在前一部书《三井帝国启示录》中考证了“三井”名称来自于中国浙江天台山（温州、台州和宁波地区）的“三井潭”。而且，书中介绍了三井财团发源于日本近江国（今滋贺县），这里的住民是中国汉代最后一个皇帝刘协（献帝）的子孙。
也许正是由于三井和住友这两家财团有着共同历史背景和文化传承，这两家始终坚持东方式经营的财团，在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时，选择了彼此之间的相互靠拢。2001年4月，由三井财团的樱花银行和住友财团的住友银行合并而成三井住友银行，标志着三井财团和住友财团的金融机构统合为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作为三井—住友这个新财团体系中的核心组织，三井物产、住友商事这两家综合商社始终承担着多元化和国际化的重任。
2007年6月16—17日两天，我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第八届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年会”，并被推选为理事，而且遇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从事日本经济研究的很多官方研究机构和著名高校的学者。从收集到的论文看，所有针对日本的研究似乎还只是停留在日本泡沫经济的教训上。人们的视点都集中在日本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缓慢增长上，却对日本GNP（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两位数的增长视而不见。
在这次会议中，有一位十年前曾经专门研究日本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的大学教授疑惑地问了我两个问题：“日本综合商社在做什么？日本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在减少吧？”其实，我明白他是想说“日本财团经历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已经被拖垮了”。他的想法代表了整个中国经济界对当代日本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的模糊认识，表现出对日本经济体制的强烈质疑，由此激发出我写作本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袁璐和张凌这两位助手的协助下，2008年4月我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初稿。
与《三井帝国启示录》着重疏理三井财团的历史、文化和经营理念有所不同，《三井帝国在行动》这本书主要通过一些实战案例，讲述了以三井物产为首的三井财团企业群是如何针对中国市场，彼此相互配合进行全球战略布局的。书中很多内容可能比较敏感，容易刺激中国人的神经，但这些都是正常的商战手段，希望读者能等闲对待，重要的是希望中国企业能从与日本财团（穿西装的军队）合作与搏弈的故事中获得启示。
2007年12月27日晚， 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飞抵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4天的正式访问。第二天，福田康夫在北京大学发表了演讲，其中一段话非常耐人寻味，他说：“我国被称为比社会主义还要社会主义的平等社会，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最近收入差距的问题也变得逐渐严重，今天###总理告诉我，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中国目前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抱有坚定的信心。”中日关系经过十多年来的波折，似乎正在步入平稳发展的轨道上。
过去30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和日本这两个邻国必须相互真诚而坦率地对待对方，不再只存在友好的幻景，而更应建立一个新的合作框架。正像在全世界的普通双边关系中一样，竞争、分歧和摩擦将继续存在。然而，一旦友好的假象消除了，建立新的、更加注重实际的、健康的关系就将是可贵的。中日政治关系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与摩擦、不断扩大共识和共同利益的过程。中日企业之间的关系也亦如此。
2008年5月12日
前言（1）
三井的角色
三井物产（Mitsui）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商社，而且又是先驱者，有着悠久的历史。1993年，三井物产排名世界500强第一，在其后的10年间也都基本排名500强前10位。2003年以后，三井物产将能源部门等重要产业机构独立核算，并且在全球设立独立法人公司，使得自己在《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排名中的位置迅速下降，其真正的实力和活动被隐藏起来，不为外界所注意。
事实上，三井物产不是制造厂家，它最大的财产是人，其价值无法简单用西方式的财务报表来衡量。作为综合商社，三井物产并不直接拥有生产设备，整个企业活动所依赖的资本就是“人”。1979年，八寻俊郎就任三井物产社长，积极推进“RDS运动”，其主旨是把三井物产的经营原点恢复到“人”，比起纵向组织来，更加重视横向组织的力量，消除官僚主义，使公司重新成为能动的、充满活力的、以人为中心的经营组织，“人的三井”由此得名。
不少中国企业都在梦想跻身世界500强的行列中，然而，三井物产对500强排名从来都不屑一顾。三井物产作为三井财团的母体已经培育出众多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