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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三井帝国在行动 作者：白益民
自序（1）
在经济领域，我们没有“日本通”，只知道隔海遥望日本发展的宏观数据、行业动态，而不搞清楚其具体的微观状态，是没意义的。必须从“细节”上，从“基因序列”上，把日本企业彻底搞个明白。
可是，对于日本这个强大的经济发展“榜样”和“对手”，我们却鲜有踏实、细致、认真、全面的研究者。日本企业的生产流程、技术研发、产品渗透等等，都需要我们做深入透彻的分析、跟踪。
我们的大学很少有关于日本历史、文化、经济的专业，这是很不正常的。这说明我们整个社会缺少研究日本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氛围。反观日本，各个领域的“中国通”比比皆是。
在目前日益激烈的经济竞争中，我们需要学习，不能浮躁，更不能漫无目的。你不研究日本，你怎能知道它的长处和短处？知道了日本企业的高明所在，那么我们的企业在竞争中才能够赢得主动。
1991年7月，我走出大学的校门，进入北京市第一轻工业总公司工作。仅仅一个月后，听到同事们都在谈论着一个话题：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于1991年8月10日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这次访问，意义非同一般，因为1989年6月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而日本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主张不应孤立中国，海部首相成为北京政治风波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七国首脑。
紧接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1992年10月23日，日本明仁天皇开始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在当晚人民大会堂欢迎国宴上，明仁天皇谈到历史问题时说：“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并开始了国家的复兴。”此时，中日关系处于非常友好的时期。
1993年12月底，经过北京市外企服务公司（FESCO）的推荐和一次简单的面试，我无意中进入了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现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的粮油食品部工作。这时，我是一脸的茫然，不知三井物产是什么样的公司，只是想来外企挣点儿高工资而已。只记得当时面试我的部门总经理内田龙太郎先生对我说：“三井物产是日本最好的商学院，你是来学习的，需要做好长期在这里工作的准备。”
第二年，也就是1994年，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上一年度的世界500强企业，三井物产名列第一，紧随其后排在第二至第五位的是另外几家日本综合商社，印象中分别是三菱商事、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和丸红商事。此时，我才意识到我进入的这家公司在日本乃至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同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现中化集团）作为首家综合商社试点企业。
上世纪90年代，在“走出去”战略影响下，学习日韩模式，做大做强中国企业曾成为一种主流趋势，期间出现了研究综合商社的高潮。这一时期出版的专著有辽宁大学出版社的《日本综合商社》（1995年）、天津大学出版社的《日本综合商社》（1996年）和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综合商社：理论？实践？借鉴》（1998年）等。以“综合商社”为关键词，查维普中国期刊库，1991—1997年间相关的论文有250篇之多。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1994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中国政府从1995年开始转向美国经济模式，通过宏观经济管理手段控制利率杠杆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实施干预措施。存款利率一度涨到12％左右，五年期以上保值储蓄还可以得到12％左右的保值利息，也就是说长期存款的利率几乎达到25％，这种高利率在全世界恐怕也是少见的。一系列政策的结果是货币的回笼，通胀的消失，同时也造成经济发展的急速刹车。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异常变化并没有引起日本企业的高度重视，我所在的三井物产北京事务所还是一如既往地忙于接待准备到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作为综合商社，三井物产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协助财团的关联企业进军海外市场。此时，由于中国市场没有真正开放，三井财团的众多企业正在大规模地向东南亚地区投资，但目标还是中国的市场。与此同时，三井物产已经带领日本企业在中国成立了一批合资公司。
自序（2）
1996年4月，我被派往三井物产东京总部研修和工作，主要学习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粮食贸易和美国的粮食期货操作，以及三井物产在日本国内粮食储运和物流体系等。学习这些业务知识让我受益匪浅，然而更加震动我的是三井物产总部的核心运作机制以及那里日本职员的精神风貌。记得教授业务的大江先生对我说：“如果没有综合商社，日本经济就会垮掉了。”更让我吃惊的是，他说：“日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没有贫富分化。”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一个词引起了上到国务院总理下到平民百姓的普遍关注，那就是“三角债”。1992年，以宝钢为龙头进行流动资金清欠试点，而后又在煤炭、电力、林业和有色金属四个行业清理了重点企业的“三角债”。然而，“三角债”到1996年达到了8000亿元。此时，“三角债”造成企业盲目扩大生产，形成产品过剩，孕育着经济危机。但是，“三角债”也有非常重要的积极面，就是形成了企业间的产业协作关系和命运共同体，从而维系了大生产的产业链条。
当时的很多大型国有企业采用西方会计制度后，暴露出的都是资不抵债，被不加区别地强行清理了“三角债”，最终导致大失血而纷纷倒闭，而且中国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由于企业间共生关系的破坏而不断瓦解。此时，宝钢这样的支柱型大企业在“三角债”被清理后，失去了来自众多国内企业的支撑，更与国内的外贸、海运、金融等企业形成了割裂关系，反而为三井物产（综合商社）这样的产业组织者带来机会。
然而，1997年在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暂缓了三井财团在中国市场的战略部署。与此同时，在这种突然逆转的形势下，三井财团的企业在亚洲刚刚投入长期的、基础性的巨额资金面临了亏损局面。日本财团企业的投资向来都是长期性和前瞻性的，一旦经济出现大波动，短期收益（1—3年）就会出现损失。尽管如此，三井物产作为财团的领头羊还在时刻注视着全球的商机，为长远的目标而做着精心的准备。
1999年9月，三井物产社长上岛重二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主办的《财富对话》节目中，他这样说道：“因为我们和亚洲的生意有很多，所以1997年以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要克服这样的困难，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近十年以来，商社每年都在进行重组，以公司的收益来对包袱进行消化。在即将跨入21世纪的时候，作为公司来说，我们已经恢复正常公司的形态，所以今后就是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了。”
当日本国内经济“哭穷”之时，三井物产等几家日本综合商社趁着全球经济低迷时期矿产资源价格低廉，悄悄收购海外石油、天然气、煤炭、金属矿产等上游资源，进而控制商机和国内外制造业生产的命脉。此时，中化、中粮、五矿等几家原本有海外拓展能力的中国外贸企业失去了财政支持，又没有金融资本支撑，被要求按照西方公司模式进行公司治理，转向了实体经营，错失了开疆拓土的良机，也造成了中国近年原料进口受制于人的局面。
在中国，矿产类的资源与金融绝对是分开的两个领域，而日本综合商社却将矿产资源与金融紧密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三井物产并非简单的贸易公司，从本质上讲它是一家金融公司，综合商社历来就有“第二银行”之称。三井物产排名前10位的股东都是世界级的大金融机构，其中包括三井住友银行、中央三井信托、三井生命保险等。在中国人为抵御通胀抢购黄金的时候，三井物产早就把石油、天然气、煤、铁、铜、铝、镍、铀等当作真金白银而大肆收购了。
2002年12月17日，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在日本的《经济学人》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真的通货紧缩吗？”的文章，表现出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真正号称世界第一的产品中，多数是家电类的组装型产品。从零部件数量来看，多不超过数千件。而在汽车、工业机械、船舶等零部件数量在10万以上，在飞机、火箭等拥有30万以上零部件的产品领域，在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极为精密和附加值高的产品领域，中国所占的市场份额仍然很低，而且技术力量非常薄弱。”其实，三井物产在这里一方面暴露了中国产业的薄弱环节，同时又指出了日本财团企业在中国的商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自序（3）
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出自于大学教授们的意见所不同，日本的经济决策更多依赖于综合商社的研究机构，如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三菱综合研究所等，它们对日本的经济活动具有指导作用。正是从2002年开始，我所在的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的办公室又开始热闹起来了，不少日本企业表示出来华投资的意愿，要求我们陪同拜访中方的客户，寻找合作伙伴。2004年3月24日，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在日本的《世界周报》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扩张期”的文章，从而正式吹响了日本企业大规模进军中国市场的号角。
2004年9月，我被聘为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的兼职教师，讲授“国际贸易实务”课程。2005年3月，我又参与了选拔应届大学毕业生进入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工作的面试。令人非常惊讶的是，几乎所有在校的学生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