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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电脑上很快打下这么一封信： 华尔街上一天的工作3 亲爱的唐纳德：
一周前，我就打算向你提及赴香港一事。好几周来我一直该去香港，因为目前我要在此办理的事情太多。过去三周；我在那里发展了部分客户及应聘者，但是我拖延至今才能成行是为了等待JP摩根付款，有了钱，事情就好办了。今天，我终于松了一口气。现在，该去香港会见客户和应聘者，以结束几桩洽谈。它们是：1、高圣银行，汤姆・；李，客户。汤姆有意通过我雇用两名应聘者；
1）大卫・；韩，在香港（CL）为韩国衍生金融产品作推销。马拉松式的面试终于结束。大卫・；韩与高圣的七个人见了面，从销售、交易，到投资机会的各方面人物。目前，他正在等待聘用。大卫・；韩现在提出的要求是：十五万底薪，二十万分红。一旦高圣满足要求，他便行动。
2）葛丽丝・；李；此人在香港（ML）向新加坡中央银行销售G7金融产品，成绩显著。所有面试已经完成，她正在等待聘用。她提出的要求是：十五万新加坡元底薪；三十万新加坡元分红。她希望高圣满足自己的要求。我认为她对自己的评估太高，与市场报酬不符合。我们尚在谈判。
另外还有两名应聘者，也与汤姆见过面，他们是比得和保罗。 2、高圣银行，大卫・；王，私人银行客户集团。
大卫需要两名：莉娜和善秋。面试已完成得差不多，只等用户作出决定。莉娜向大卫的要价USD＄350万，而善秋要价则为USD＄400万。一人来自菲律宾，一人来自台湾。
以上是目前与高圣的进展情况。下面是与瑞士联合银行的进展情况： 3、瑞士联合银行（香港）；借入资本市场和利率结构。
三位执行董事与我的商业往来： Larry
Murphy――借入资本市场董事；主要负责全部利率，国库券行为，销售与交易，固定收入和衍生品等，曾是外汇最佳销售人才。 Kamlani
Kamada――资本市场董事，主要责任：债务发生，投资银行，此人是各大投资银行在金融产品设置上的竞争强手。他最关注的是在中国将生意做大。我们已经挑选了一名索罗门的应聘者推荐给他，叫Andrie
Tu，另一名来自法国银行。） Joon Kee
Kim――源头产品行销负责人。该工作分为两摊。产品经理负责金融衍生产品的结构，市场经理负责衍生产品的销售。Joon
Kee情况简介：麻省理工学院BA；MBA，曾加盟大通和所罗门。在所罗门期间（1991－1993），他是纽约惟一从事产品结构的量化分析家quanti。美林与其接触后，招聘香港，后调往韩国，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重要销售人员，后来与另一名驻韩国的韩国人Choy一道工作，共有十六名销售人员。Joon
Kee现年三十八岁，急需一名产品设计构造人员。我这里有一名从美洲银行出来的人才，想替Joon Kee工作。 Joon
Kee已经对各国逐一审核后，提出了一项新战略。由于Paul
Murphy两天前到达香港时遭遇车祸，所以审核尚未完成。下周有望完成。国际光辉与我公司同时想得到这个人才访寻项目，我百分之八十肯定我们能够得到这项委托。到目前为止，我对人才访寻的透彻以及对大中国的了解――这里指我对大中国的固定收入销售和交易的情况以及对从事固定收入产品（现金和衍生品）的营销和交易人员的情况了解，没人比得上。
4、市场信息：
DLJ――该公司被投资者投票选为“最佳在线经纪行”。DLJ成功地在伦敦从美林证券雇请了一个四人小组，在弗洛里达也从美林证券雇请了一个四人小组，在日内瓦从高圣雇请了一名最佳销售人才。他们在香港还没有开设私人银行业务，但目前在商讨中。我已有三个小组――RNB；Merrill；Nomura，均有意为DLJ服务。我与香港DLJ常务董事Alfred
Pang交换了此想法，Pang正在与该部门主任探讨其可能性。 5、今后三周工作计划：
每年夏天，我要到中国将在那里学习中文的女儿接回美国度假；今夏也不例外，她学校于7月18日放假。我的计划如下：
我计划在7月的第一周飞往香港，在那里呆一周后飞往中国――中国机票自付。 如您所知；我目前正与SBC UBS； JP
Morgan；Goldman；CSFB；Chase；Morgan Stanley；DLJ；Deutsche
Bank等公司打交道，以便通过“亲自打照面”的方式建立起牢固的个人关系。没有可靠的个人关系，就没有生意可言。除大卫外，所有客户我以前都没有见过面，我将请他们给我时间，让他们认识我，了解我，同时了解我们的公司和办事方式。
我需要与最近寻访到的三十位待聘者见面。与待聘者和客户见面的约定落实后，我将向您提供一份名单。我的绿卡级别只许我在香港一次逗留一周，所以，第二周我将在中国度过。第三周我将飞到新加坡，做一些营销工作，对应聘者进行面试，会见客户，直至我女儿于7月19日飞抵新加坡与我会合。我们于7月20日回到美国。
诚挚地 Jeannie
我今天的工作完成，该是喝下午茶和休息脑子的时候，或是看看股市走向或听听新闻。我拿起桌上的净水，又喝上一口，洗洗心，然后，面对窗外阳光明媚的世界和湖上成群的海鸥。
可是，我成了睁眼瞎，什么也看不见。 我只觉得好累好累，眼睛仿佛要流血，脑子也一片空白。 这，也许就是美国人常说的brain
drain吧？ 飞翔在华尔街上空1
1995年我给公司拉进的四家世界级大客户是：波士顿第一银行（CSFB），瑞士联合银行（UBS），JP摩根银行（JPMorgan）和摩根史坦尼（Morgan
Stanley），当年总生意量超过了千万，我独立完成了近四百万营业额，纯利润达八十万美元。得到这些世界级的跨国银行做客户，并被这些客户认可，是所有人力资源专业人士的梦想，因为每一年，银行都会拿出好几百万美元的资金用来弥补自己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流失或改进，得到这样的客户，用我大老板的话来说，就是得到了一头“奶牛”（milk
cow），牛奶从此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到我们的账上。
这四位客户和我建立的四百多人的“人才库”，奠定了我在公司的位置，使我能在1995年被破格提升为公司第一位外籍同时是女性副总裁，专门负责从事东南亚人才推荐，我的年底分红加上底薪达三十五万美元之多，远远超过美国总统当年的二十万年薪。我被评为公司最优秀的雇员，使公司那年的圣诞晚餐多年来第一次改为吃中餐。望着中国酒家的服务员在公司餐厅为我们开办姜葱龙虾大餐的自助晚宴，听着圣诞颂歌，我心里自豪！
我打败了米切尔！我还给他放了一部电影《英雄儿女》。
虽然我的信誉已在客户和应聘者中建立起来，但由于银行之间有利益冲突，而我又不愿将自己置于妥协的位置，于是我只好“忍痛割爱”，选择了三家银行做我的长期客户，其余客户就转给了其他同事。我为之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这三家银行，我也将人材搜寻与企业咨询的服务部门，按客户的不同要求与我的专长区分开来，不在同一部门提供同一服务，以保护自己。比如，我对JP摩根银行只进行私人银行部门的私人银行家的推荐服务；对波士顿第一银行，我则提供国债销售高级人才的服务；对瑞士联合银行，我大力从事国债与股票方面的“大手笔”交易员的服务。这种划分跟我细心选择客户和客户细心选择我是分不开的，是双方努力的结果，有些是天意，有些是偶然。取信于人，是办成一切事情的根本。这是我们公司的宗旨，是我办事的职业道德，也是我做人的信条。
由于我在亚洲业务的成功，许多客户将我推荐给他们的纽约决策人，一般是银行客户先付了头款（retainer
fee），公司才让我替他们办事。由于办事的成功率高，守密性高，我当时的价格真是“天价”，一般公司是付不起的。我那些日子“脚不沾地”，别人坐班车四十五分钟从城郊到城里上班，我是乘“班机”四十五分钟从波士顿到纽约的华尔街上班。
早上六点起床后，我轻轻地拉着我的有滚行李小皮箱，来到公寓门口，步行五分钟到谢丽登酒店，酒店六点十五分有一趟机场班车将我送到波士顿Logan机场。前些时间我都乘坐出租车到机场，乘出租车要三十五美元，来回就是七十美元，而坐机场班车只需十美元，为了省这么一点钱，我宁愿走五分钟的路。我的同事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为公司省钱，而且比起整个费用来，这点钱算什么？我不管他们怎么看，能省就省，不管是谁的钱。半个小时后，机场班车穿过还没有繁忙起来的城市，到达海边机场。
美国最大的泛美航空公司（American
Airlines）设有专航，从六点到八点之间每半小时一趟飞纽约，方便来往于纽约－波士顿的“超级白领”。这些雇员往往是投资银行部门、银行销售部门以及大公司的重磅级销售部人员。泛美七点有一个航班，几个星期以来，我都乘这趟航班去纽约，四十五分钟的低空飞行后，七点四十五分到达纽约拉瓜地机场。纽约有两个靠在一起的机场，美国国内的飞机，一般到达小一点的拉瓜地机场，国际航班则到达又大又乱的肯尼迪机场。
我随着那些衣冠楚楚的高级白领，手中也拿着清晨的《波士顿环球报》和《华尔街日报》，拎着标志华尔街人士昂贵又低调的黑色公文皮包，无声地登上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