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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女孩，我就该比她少拿一半的薪水？我究竟比她差在哪儿？因为我不是哈佛毕业的？因为我不是美国人？我在三个月里帮助小老板给公司完成了三个项目，而她一个也没完成！衡量一个雇员的标准是什么？奖励一个雇员的标准是什么？是看今天，还是看昨天，还是看明天？公司不是讲底线政策吗？我的底线是什么？她的底线是什么？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我被这家公司欺负了，我能不生气？我在美国公司工作，日本公司与我有何干系？
一回到公司，我就在电脑上哗哗打了一封信，看也没再看，就发送给我的大老板和二老板一人一份电子邮件，希望他们在四点钟以前给我答复。“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任何机构来摧毁我深深坚信的美国原则，那就是自由平等的美国精神。如果不是因为我工作上的无能，却是因为我的肤色、信仰、性别以及口音来排斥我，打击我，少付我50％的薪水，我不服。”
电邮发走后，我一直静不下心做任何事。如果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在老板五点离开公司时，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公司与他们据理力争；但如果他们对我置之不理，我该怎么办？如果卡赛撒了谎而我听信了她，贸然行事，我又该怎么办？但我不相信卡赛会撒谎，因为她没有理由要对我撒谎，她一直对我很好，我们一块儿去商店买衣物，一块儿去美容美发，她还教我怎样用香水，用在哪儿；前两天我们在湖边跑步时，她还在一个小摊贩处给我女儿买了一个漂亮的水晶玻璃拇指指环，我也给她买了一个有中国图文的仿古手链。我为什么要怀疑我的朋友？她告诉我她的薪水，我跟公司闹，对她本人有什么好处？公司的大老板只会处罚她的――我们的薪水是不能互相告诉的。
现在是三点五十八分。大老板与二老板的办公室毫无动静，格子间的同事们都在干自己的事，我左边隔邻的大卫正在电话上与他行将离婚的妻子因大卫钟爱的一辆红色跑车Covette，压着嗓子大吵大闹，大卫的妻子一定要那跑车的车顶，大卫不给。我看着墙上的钟，盯着腕上的表，数着秒针，听着心跳，仿佛随时会窒息、晕倒。这感觉突然让我忆起小时候有一次被人鼓动后，我跳入洪波汹涌的锦江河中，差点淹死的感觉，水呛进我的口里、鼻里、肺里，在我最后清醒的一刻，我想我就要死在自己愚蠢的胆大妄为中。为什么呢？就因为别人说我不敢在洪水里游泳，而我就要证明我敢。我多愚蠢啊！就在我往水下沉的时候，我从眼角看见岸上有几个男孩正脱去上衣，跳进河里。我最终得救了。
今天呢？谁来救我？ 办公室政治2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想起刚才打电话给丈夫和朋友时，他们对我的劝慰和忠告。“你也不看看，那麻省大道上全是关了门的店铺，整个剑桥区全在低价卖房。有一份像样的工作就不容易啦，干吗还要争个公平合理？”我在哈佛的好友这样说，他刚失去他在哈佛图书馆的工作。我的丈夫更是为我捏着一把冷汗，他知道我在报纸上找了多少日子，打了多少电话，等了多少天，经过多少次面试、口试，才得到该工作的。这是美国人的土地，以前中国人到这里来，不外乎呆在学校那世外桃源，或是开餐馆，开洗衣店。凡事得慢慢来，我难道不懂？
我能跳出困境吗？我要是真的失去了这份工作，又该怎么办？如果我的老板们在四点钟以前不理睬我，我该怎么办呢？他们下班绕我身后走了，我该怎么办？冲进他们的办公室？彪悍的门卫一定会把我架出去，然后公司的律师还会送给我一张传票，起诉我破坏工作环境，辞掉我，开除我。而且还罚我的款。那时，我又该怎么办？我想起我在美国读书的漫长岁月，生养孩子的苦痛，想到1992年的波士顿那人才济济的剑桥区：音乐家、歌唱家、画家、书法家、政治家比比皆是，他们在当地开中餐馆，开洗衣店，开理发店，办文艺沙龙，同时炒股炒得荡产，真是应有尽有，一言难尽。虽说人人抱着美国梦而来，但美国梦真的能在醒着时实现吗？有多少中国人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我又想到前些天，大老板的太太生了第三个孩子，全公司都去祝贺，连生病卧床的同事贝尔丽也去恭贺，但我却没去。现在，我又怎么这么糊涂地要争个高低？要争口气？为了争口气，就该把自己在美国社会的路给断了？人活着，难道就是为了活一口心气吗？
就是！进了这家美国公司，我就没有打算走，至少，我不会以失败者的身份心情沉重地走。我就是要与美国人竞争一次，哪怕一定得走，我也要走得理直气壮！我要将他们告上法庭，他们欺侮一个少数族裔！只有法律，只有人权法（Bill
of Right），才是我惟一的保护。突然，我的眼睛涌满泪水。 我的肩膀被轻轻地碰了一下：“老板请你谈话。”秘书升迪柔和地说。
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墙上的钟：三点五十九分。从3：58到3：59；这是我在美国度过的最漫长的一分钟！
“是谁告诉你你的薪水少于他人？”米切尔此时也跟进大老板的办公室，气势汹汹地问道。米切尔为人从来就尖刻，从骨子里就看不起亚洲人和黑人。我常躲他，也恨他。这薪水跟他一定有关，旧恨新仇，我恨死了这犹太人！
“是你应该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少付我薪水？” “有何证据？”
“当然有，但这证据，你只能在法庭上见到！”我毫不示弱，一切害怕瞬间离开我。美国研究生院七年的学习，使我学得英文流利且用词刻薄，现在，我要“抖”出来给他们看一下，我再也不愿忍气吞声了：我不用你认同我。
“大老板，你讲不讲公道？”我转向大老板。
此时，大老板一言不发，坐在他昂贵的紫色大办公桌后昂贵的紫色大皮椅上，那修剪整齐的音乐家修长的手指，玩着一支名牌钢笔Monte
Blanc，他精心修理过的整齐光亮的斑白的头发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在我凶狠的眼光下，他慢慢地不动声色地转向米切尔轻问道：“有这事？”
“当然有！”我喊起来。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公司在全美国有十八个分公司，近千名雇员，哪一位的薪水不经大老板同意？我的合同书上就有大老板的签字。
大老板看了我一眼，他的双眼闪着光，这闪光的双眼又转向米切尔。 米切尔不置可否地耸耸肩。他不屑的表情表示他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就是有，又怎么样？
“大老板，你也许不完全知道，与我一起雇来的员工都无经验；而且这三个月以来，我的成绩最大，一共完成三个项目，其中一个是独立完成的，给公司创汇七万多美元，但被人抢了功。这，您知道。”我加重语气，“而且有目共睹我是多努力，米切尔根本没有耐心教我任何专业知识，却把我的成绩当作他个人的功劳，在公司获取最高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薪水还要少于他人，这很难让我接受。我相信，这也难以让您和法官接受。”我吸一口气又说下去，“如果谁因为我的种族而欺侮我、歧视我，我一定和他拼到底！”突然，我的声音里情不自禁地带上了眼泪，“如果我是你们家庭的一个成员，你们的小妹妹，你们会这样待我吗？”
办公室一片沉寂，我们可以听到对方的呼吸声，我们的眼光都具有杀伤力，屋里一片火药味。
难挨的一分钟在沉默愤怒中挨过，无声胜似有声。终于，大老板定定地看了我一眼，转向米切尔说道：“This must be a payroll
mistake。（这一定是公司发薪部门弄错了。）”
“斗则进，不斗则退”，半小时后，等我与大老板和米切尔小老板言归于好，从办公室走出来时，即将落下去的太阳的余辉将大老板的办公室和我的格子间涂成金色一片，远处的湖水和海鸟也在夕阳的余辉中闪着金子般的光。
五点钟，当我从洗手间回到我的格子间时，我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公司的信封，打开来，里面有一张薄薄的公司信纸，上面打印着“Deep apology for
the mistake”（为错误诚恳致歉），同时给我加薪50％，并且补足原来的数量。 “Thank you！〃
我轻声对自己说，拿着信纸，半天不松手，看了又看。
后来，我的大老板告诉我，他们替我加薪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能“舍命”保护自己的权益。“一个能保护自身权益的人，就一定能保护公司的权益。”他说。
提倡信奉民主的国家，首先得有人人平等的法律；没有法律的保护，就没有民主。
接下来就是怎样把这些最初看来不可能在一起工作、生活的人，变成工作、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人。 办公室政治3
人，是不能记前嫌的！这是我后来在工作中发现的又一条美国原则，这条原则将个人的利益变为团队的利益，使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我第二次撞的暗礁，正好给了我一次机会验证我上面的结论，考验我是不是一个能想得到、说得到和做得到的人。这两件“办公室纠纷”相隔不到两个月时间。
这次“祸起萧墙”的原因是米切尔的霸道态度得罪了太多的成员，团队决定去掉他，选斯蒂汶做组长。在我眼里，米切尔态度固然坏，但他的专业知识是无人比得上的，而且他绝顶聪明。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律系，八十年代中期曾是纽约李曼兄弟投资银行南美市场外汇交易员，二十七岁就当上副总裁，如果不是因1987年股市崩盘，他的仕途前景一定十分可观。但股市垮了，他的部门也关闭了，随之他也失去了工作，于是他回到波士顿，在市场低潮期投资房地产，同时在市政府做一些无报酬的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