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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阶级。但是，那些最能谨慎明智地控制生育的人，因为有了这种制度而变得容易结婚和生孩子了，这是这种制度的短处。这种做法，就它对劳动阶级一般生活状况的影响而言，我看不是无益的就是有害的。如果只有少数工人分配到租地，那么，他们当然是一些即使没有这样的租地也能过得很好的人，对这个阶级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如果这种制度是一般性的，每一个工人或几乎每一个工人都分配到租地，那么，我认为其效果恐怕同每一个工人或几乎每一个工人都有一份工资补贴差不多。如果在上个世纪末，英格兰一般地采用租地分配制度，而不采用津贴制度，那么，我想毫无疑问，它会同样地破坏当时确曾存在的对人口的实际限制，人口照样会象事实上已经增长的那样增长，20年后的工资加上分配租地的收入，会象工资加上津贴的实际情形一样，其数额不会多于过去没有分配到租地时的工资。所以，租地分配制的长处，即它与其他方法的唯一差别，就在于它使人民自己创造他们自己所得的济贫税。
同时，我很乐意承认，在某种情况下，大部分工人，即使他们没有土地所有权，但他们支付适当的地租而占有土地，这并不是工资下跌的原因，而是工资提高的原因。但是，只有在工人占有的土地能使他们在实际生活需要上摆脱对劳动市场的依赖时，才是如此。有两种人，一种是依靠工资生活，把土地作为额外收入来源，另一种是在必要时能完全依靠土地谋生，出去当雇佣工人只是为了生活得更富裕些。这两种人的地位是大不相同的。当没有人被迫出卖其劳动的时候，工资将会提高。“自己拥有某种财产可以使他为自己劳动的人们，为了节省，经常以马铃薯和玉米充饥。但是，如果工资收入不能为他们提供比马铃薯和玉米更好的食物，他们是不会为了工资而出卖自己的劳动的。我们在欧洲大陆旅行的时候，听说那里的日工资率非常高，而粮食却既丰富又低廉，常常为之一惊。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土地所有权分散在广大的人民中间，人们既无出外工作的必要，也无出外工作的想法。所以，外出当短工的人很少，短工的工资与粮价相比显得很高。”在欧洲大陆的有些地方，甚至住在城市里的人们，也几乎没有一个人是专靠其表面上的职业维持生活的。正因为如此，这些人的劳动价格很高，他们对是否被雇漠不关心。不过，如果他们的土地或其他的收入来源只向他们提供一小部分的生活费，使他们必须为了工资而向供给过剩的市场出卖其劳动，则其结果就将大不相同。此时，他们的土地可以使他们在工资较少的情况下活下去，并且，在生活水平降到他们所不愿意的低点以前，还会使人口迅速增加。
关于租地分配的效果，我们见解已如上述；能说得上与我的见解是对立的，我想只有桑顿先生的意见。桑顿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我认为尚待商榷。桑顿先生为租地分配制进行辩护的根据是下面这个一般原理：不考虑人口增殖的后果而增殖人口的，只是很穷的穷人。当前这一代人的生活状况如果能有很大的改善（桑顿先生认为租地分配制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们的后代就会在生活水平已经改善的情况下成长。在这些后代不能使他们未来的家庭生活得同他们自己已经享受到的一样优裕之前，他们是不会成家的。这种意见，如果能有事实证明如下一点，那么我也赞成，即，穷人们生活状况的突然的、极大的改善，能够通过对他们生活习惯的影响而成为永久性的改善，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的情况那样。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工人住着一间小房子，单凭多了须交纳高额地租的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英亩土地，就能（在工资由于吸收业已存在的贫民劳动而下跌之后）使他们家庭生活的舒适程度大为改善，并且继续维持一代人（约30年）之久，以致养成一批从孩子时代起就在生活要求和习惯上具有真正较高的永久性标准的劳动人口。这样小的一块土地，只有用来鼓励勤勉和储蓄（为了筹措资金购买土地，必须勤勉和储蓄），才会带来永久的利益。因为，这样的做法如果被推广，就会变成对整个工人阶级的一种教育，教育他们顾及未来和节俭，而其效果将不会随着起因的消失而消失。不过，这种利益的产生，不是由于给了工人什么，而是由于鼓励工人去取得什么。
救济低工资的各种方法，如果不是通过人民的意志和习惯而发生作用，都是没有效果的。如果人民的意志和习惯并不随之改变，任何一种方法，即使在改善赤贫者的生活状况上一时获得成功，也会使过去限制人口增长的办法不知不觉地失去作用。因此，任何一种方法，只有当税收能使资本以同样的速度增加时，才能继续起作用。但是，这一过程是不可能长久的。这一过程一旦停止，一个国家所留下来的，是最贫困阶级人数的增加和最贫困阶级以外人数所占比例的减少。或者，如果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很长，这个比例就会等于零。这是因为，既取消对人口的自然限制、又无任何其他的限制作为替代的一切社会措施，“最终必将造成这样的局面”。
第十三章 再论补偿低工资的方法
第一节 人口问题舆论的有害方向
那么，对付贫困，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低工资的弊害，应当怎样消除呢？如果人们常常为此推荐的对策不适用，那么，不能想出其他对策吗？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吗？政治经济学除了反对任何事情、证明任何事情都属无益以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政治经济学的工作固然必要，但毕竟是可悲的和徒劳的。要是人类的大多数总是象现在那样，成为与自己没有利害关系、因而感觉不到兴趣的辛苦工作的奴隶，只是从早到晚为了获得仅能维持生命的食物而忙碌；这种辛苦的工作，既不需要智慧和道德，也无从提供精神和感情；他们没有教养，因其所受的教育同其所吃的食物一样粗劣；他们自私，因为他们完全为自己着想，没有作为一个公民和社会成员所应有的关心或感情，对于自己所无和别人所有的东西一概都抱反感，认为这不公平；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使一个略有理知的人去关心人类的命运。不论就什么人来说，最高明的办法，也不过是以享乐主义者漠不关心的态度尽量享受，使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得到个人的满足，独善其身，但不损害别人，并且对于所谓的文明生活的毫无意义的喧闹漠不关心。但是，这样的人生观是没有客观基础的。贫困同许多社会弊害一样，是由于人们不做适当的考虑，听凭其动物的好色本能发挥作用而造成的。然而，社会是可以存在的，因为人毕竟不是没有理性的动物。所谓文明，就其任何方面来说，都是对动物本能的斗争。文明本身已经表明，它对于动物本能中即使是最强有力的本能也能充分控制。文明已经剥夺了人类中大部分人的自然性，因此，他们的许多最天然的爱好，几乎已经不留痕迹或记忆。如果说文明对于人口本能的抑制尚未达到必需的程度，那么，我们必须记住，那是因为文明尚未认真努力去做。文明过去所做的努力，其方向大多相反。不论宗教、道德还是政治，无不竞相奖励结婚，而对于已婚者，则奖励其生育（种的繁殖）。直至今日，宗教尚未停止这种奖励。罗马天主教的教士团（其他的教士团，因为对于较穷的阶级都没有很大的势力，故不足道），无处不以鼓励结婚以防止通奸作为自己的义务。在许多人的内心，直至今日，犹有一种强烈的宗教偏见，反对正确的教义。富人们以为，那种认为天然的爱好会导致贫困的想法（他们假定这种结果与他们本身无关），是对上帝的智慧表示怀疑。穷人们则以为，上帝不会不赐与粮食而只赐与须以粮食为生的人口。人们听了这两种意见，都认为，人类对于这一问题都没有发言权或选择权。关于这一问题的观念，完全陷于混乱的状态。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于这个问题虽是有关人类幸福的一个重大问题，但人们宁可让它是非不明而隐藏在神秘之中，也不愿随便谈论和进行讨论。可是人们却几乎意识不到这种言谈上的多虑会使人类受到损失。社会的弊病，同肉体的疾病一样，如果不能以明确的语言来说明，就不能预防或治疗。全部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的大多数，非经多次反复讲述，对于道德上的各种问题决不自下判断，也决不知道任何事情是对还是不对。但是，如果他们不越出婚姻的范围，又有谁会对他们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某种义务呢？有谁会因为这种放纵（随便生孩子）使他本人和靠他供养的人遭到某些灾难，而受到最轻微的指责，或者反过来说，不会得到同情和帮助呢？一个被所有的自称为道德家的人反对和轻视的酗酒的男子，在他向好心人请求帮助时所用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家庭人口多，无法养活。
对于人类的这一义务保持沉默，既会使人们忘掉肉体方面的现实后果，又会使人们根本想不到还有道德上的责任，这是不足为奇的。我国很多人对于人们能推迟结婚以及在未婚期间保持禁欲，是乐于赞成的。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想到，人们一经结婚，是否生育孩子以及生育几个孩子，是可以由人们自己决定的。人们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即孩子是上帝象下雨那样直接赐给结婚夫妇的，夫妇本人没有加减的余地。决定孩子人数的，实际上是所谓“天意”，而不是夫妇本人。但是，我们且听听欧洲大陆的一位哲学家——西斯蒙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此人是当时最和蔼可亲的，是以结婚生活幸福著名的。
他是这样说的：“如果没有人相信这些危险的偏见，如果不是宣讲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的伦理来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