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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自耕农制度对人口的影响
一个在很多方面对节俭和审慎起促进作用的经济制度是否可能在人口增长这一根本问题上草率行事？大多数探讨过这一问题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制度会促使人口增加。麦克库洛赫先生的意见是众所周知的。琼斯先生肯定地说：“报酬得自土地，并以实物消费的农民，其内在的控制力和使他们倾向于抑制人口增长的动机所起的作用是很微弱的。其结果，除非完全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某些外部原因迫使他们放慢人口增长率，否则，他们在有限的土地上很快会处于困乏和赤贫的状态，最终由于不可能按自然法则获得生活资料人口增长才停止。”他在另一个地方又说，这种农民“确实处于按动物本能增殖的状态，这种本能极少受上层阶级或文明人的那种使人口均衡增长的动机和愿望的制约。”琼斯先生答应在下一部著作中指出“这一特殊的原因”，但那部著作一直没有出版。因此，我无法猜测他是从什么有关人类本性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动机的理论推知这种原因的。阿瑟·扬也承认“特殊”是一个事实；不过，虽然他不想使自己的意见过于和缓，他也不象琼斯先生那样把他的学说推向极端，而是如前所述，列举各种事例证明，琼斯先生所谈到的农民，既不会面临“困乏和赤贫的状态”，也不存在‘不可能按自然法则获得生活资料’的危险。
对于这一问题有不同的体验，是容易说明的，到现在为止，不论劳动者是靠土地生活，还是靠工资生活，其人口总是增加到惯常的生活水准所决定的限度。当这一生活水准很低时，其他的规模或工资率也会缩小或降低到仅能糊口的程度。在自耕农制度下，人们完全可以接受极端俭朴的观念；因而如果人们一直过贫困的生活，对此已习以为常，人口就会膨胀，土地也会过度细分。但这是另一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假定农民在其所拥有的土地足以（不是不足以）使他们过舒适生活的时候，由于漫无节制的生育而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的可能性，同生活水平与他们相仿佛的雇佣劳动者相比是大还是小？按照各种先验的（a priori）的看法，这种可能性较小。所谓工资取决于人口的多少，是一个需要思索和讨论的问题。所谓人口大量增加会引起工资下降的说法往往是不可靠的。要明确认识这一点，需要好好动一番脑筋。但是每个农民自己就能对他的土地可否使几家人过得象一家人那样舒服作出有根有据的全面的正确估计。很少人愿意让他们的子女过得比自己差。有土地留给子女的父母完全能判断孩子们能否靠这点土地过日子，而靠工资生活的人无法弄清他们的子女为什么不能过上相同的日子，因而只能依靠偶然的机会。“甚至在最有用和最需要的工艺和制造业中”，莱因先生说，“对劳动者的需求也是无法预见、无法估计和不稳定的”；但是在小土地所有制下的“农业中，这是可能的。农民在对自己的生计进行盘算的时候，对于他所要投入的劳动，以及利用这些劳动可以从土地得到多少生活资料，都心中有数。他那块土地能不能养活一家人？他能否结婚？这类问题谁都能毫不迟疑、不假思索地回答。英国的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中有些人不考虑后果轻率地结婚，造成了人口过剩的弊害，就是由于缺乏可据以作出明确判断的资料，因而只能仰赖偶然的机会。在什么都不能肯定的情况下，任何人在进行测算时一定会把机遇考虑进去。这是因为，按照英国的财富分配制度，确实能够维持生活的人在国民总数中只占一小部分，而不是占三分之二。”
西斯蒙第比任何著述家更加敏锐地感觉到人口过剩给劳动阶级带来的灾难。这是他热诚地提倡自耕农制度的原因之一。他有很多机会研究若干国家自耕农制度对人口的影响。让我们看一下他的证辞。
“在保存宗法式经营的国家，人口有规律而又迅速地增长，一直增加到它的自然极限，即遗产继续在几个儿子中间分了几份，只要增加劳动，每个家庭都能在一小块土地上得到同样的收入。拥有一片广阔牧场的父亲，把牧场分给儿子，让他们把这些牧场变成农田和草地儿子们由于不肯采用休耕法还要进行再分，农业科学的每项先进的成就，都使产权有可能进行一次再分配；但是，不用担心地主生下儿女以后会使他们沦为乞丐，因为他懂得如何给儿女们留下遗产，他知道法律会替他们平均分配这种遗产；他知道如何进行这种分配，根据自己现有的状况可能传多少世代，而且无论是农民还是绅士都同样有一种正当门庭的自尊心，在使自己的子女遭到他所不能供养的程度以前，就会自动停止生养子女。即使生下了子女，这些儿女至少还可以不结婚，或者他们在几个弟兄之间推举一个接替香火的人。在瑞士的各州里，虽然由于到外国服役的风俗农民的子女可以找到少有的出人意料的好差事，但是他们的遗产决没有被分得使自己的后代不得温饱的现象，这种情况间或也促进了他们的人口过剩。”
关于挪威的情况也有类似的证词。虽然那里不存在有关长子继承权的法律或习俗，也不存在可以吸收过剩人口的制造业，但地产的细分并未达到有害的程度。“将土地分给子女的制度”，莱因先生说，“已经实行了一千年，从未出现过地产缩小到最低限度，以致无法维持人们生命的情况。我看到各农场有25头到40头母牛，在挪威，一个农民在1年中至少有7个月要为所有的牲口准备干饲料和畜棚。显然有某种原因使土地集中，抵消了将地产分给子女的作用。按照我长期的揣摩，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最实在的原因只能是，在不实行爱尔兰那样的租地制度，人们拥有全部土地所有权的国家，共同继承人的死亡和女性继承人嫁给（同样的）地主所造成的地产集中，足以抵消子女的平等继承所造成的土地细分。我可以设想，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在任何时期，全部财产会由同样多的年收入1000镑、100镑和10镑的地产构成。”不过，这种情况的实际出现，要以全社会对人口实行广泛有效的审慎的控制为条件，将这种审慎的人口控制部分地归功于自耕农制度特别适合于促进人口控制，是合乎情理的。
“在瑞士的某些地区”，凯先生说，“例如在阿尔戈维州一个农民在25岁以前是决不会结婚的，通常结婚年龄比这要大得多。在这个州里，妇女在30岁以前出嫁的也很少。……土地的分割和土地的廉价转让不仅促进了农村劳动者的节俭，对小城镇的劳动者也有同样的作用，虽然在程度上也许差一些。小城镇的劳动者习以为常地在近郊拥有小块土地，作为自己的菜园，在傍晚进行耕种。他们在这里种植全家冬天所需的蔬菜瓜果。每天工作干完以后，他和家人聚集在菜园里干一小会儿，按照季节的要求进行栽培、播种、除草、或做播种和收获的准备工作。想拥有这样一个菜园的欲望对巩固审慎的习惯和抑制草率的结婚起着非常强烈的作用。阿尔戈维州的一些制造商告诉我，一个市镇居民在买到一处菜园或一处菜园和房屋之前很少会感到满足；城镇的劳动者通常要把他们的婚事推迟几年，以便积蓄起足够的钱来购买这些奢侈品中的一件或两件。”
同一位作者以统计资料证明，普鲁士的平均结婚年龄不仅比英国要大得多，而且通常愈来愈大”，同时“在普鲁士出生的私生子也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少”。凯先生还说，“不论我在德国北部还是在瑞士旅行，所有的一切都使我确信，所有的农民都想得到土地，这种欲望可能是对人口过度增长最有力的牵制”。
按照驻在奥斯坦德的英国领事福切先生的看法，在佛兰德，租地农民的儿子和具有当租地农民的资力的人都会把他们的婚事推迟到他们拥有一个农场以后再办。“他们一旦成为租地农民，其下一个目标就是当地主。”驻在哥本哈根的领事布朗先生说：“丹麦人有了储蓄，首先是拿它买钟，其次是买马和母牛，用以出租，以取得很高的利息。他的志向是成为一个小地主。在丹麦，这种人的境况比任何人都好。确实，我知道这种人在生活上真正需要的物品虽然比劳动者多得多，但他们很容易取得这些物品，这是任何国家的任何人都力所不及的。”
但是，法国的经验同自耕农制度具有造成人口过剩的倾向的说法存在明显的矛盾。该国的实验并不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的，大部分地产过于细小。法国土地所有者的精确数目没有弄清，但从低估计也不会比500万少很多。即使对一家人数作最低限度的估算（对法国来说应当从低估算），拥有或有权继承地产的人也远远多于人口的一半。因此，大部分地产都小得无法维持土地所有者的生计。按照某些计算的结果，在这些所有者当中有300万人不得不靠当雇工或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