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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各个圈层内的人们，信息交流模式相近。因为他们都是从一个家族、一个文化传统中出来的，均以“我”（实际上是“我们”，个性的“我”在中国古代基本不存在）和放大了的“我”（家、国）为中心，只想同化外部对象，而不是顺应外部对象。
在与外部文化的交流中，各民族和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中心主义”。但是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中心主义”更为强烈，它被自身的社会生活传播结构不断强化着（因为是同心圆）。为保持对外部的警觉，就需要特别强调内部关系的平衡、协调，特别强调个体服从整体。
这是中国的生活（生命）信息传播结构造成的第二个特征，文化的封闭性，对外的高度警惕和同化对方。
第三，内圈往往是进入外圈的必要精神基础，个人的人格可以无限放大为社会的情操，赋予兴国安邦、平治天下的意义。
我们常说，你在“家”这个圈里面是孝子，在社会上才能是君子，如果参与国事你必须是忠臣。这三条的基础是孝子，孝子以后才是君子，君子以后才是忠臣，它是这么一套规则。西方文化不是这样，各有各的活动圈，在家族里也许你不是孝子，但是在社会上你可能是忠臣。
第四，圈层间具有内在的彼此渗透性和灵活的伸缩关系。
这种情况我们从古代很多故事中都能够看到。在这种结构中，人们一旦在外圈（例如“国”的层面）的活动不得志，可以心安理得地退到内圈，直至退到最里层，独善其身。中国古代像陶渊明这样的隐士很多，中国佛学中的“禅学”很发达，这恐怕与中国人生活的精神节奏有很大关系。
在这个传播结构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个圈层中都有一个上对下的纵向传播系统。在A（“身”）这个圈层里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典籍所代表的观念（上）对个体（下）的人内传播。“上”在这里表现为典籍。我们看书的时候把典籍看得非常神圣。把毛泽东的著作称为“红宝书”，这就赋予它一种典籍式的神圣感。人内传播的时候，它实际上处于“上”，读书时候的你处在“下”，你就会有一种下对上的意识。保持圈层内部的稳定，需要这种精神上的秩序。
中国古代社会的舆论，在不同的圈层里实际上都是由地位比较高的长老或豪右掌控的，他们通过舆论对圈层内部信息导向的控制是相当成功的，以至儒家那些信条能够传到最下层老百姓中，尽管他们非常穷，但却相当坚信儒家这些信条。
这种舆论的存在，也加深了群体对个体的干预，是制约个体使之符合一定的传统道德规范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言论，特别是多数人的意见，往往能举人也能杀人。中国有个成语“人言可畏”，“人言”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舆论，因为是多数人的意见，多数人意见背后的掌控者往往是长老。
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如果大家对这种特征感兴趣，可以看一看孙隆基的《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理解了中国社会的特征，反过来再看我们中国的新闻传播，其实我们的新闻传播里面有很深厚的中国文化特征。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传播结构，我们来对比一下现代生活（生命）的传播结构。
在现代社会传播结构中，“身”（个人修养）、家庭或者家族、国家、世界，是不同的活动圈，这四个方面虽然相互有交叉，有联系，但是相对独立的传播领域，各有相对独立的行为准则，不能完全影响其他领域（图1…5）。
图1…5
在个人修养这个圈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获得信息，别人不会去干预，在家族这个圈里完全可能有另外的表现，到社会活动圈里面又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如果到了“天下”这个圈里，还可能会创造出更新的表现。这种传播结构与中国传统的生活传播结构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可以把现代生活（生命）传播结构的特点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在这个结构中，信息的传播呈现出发散的、不均匀的活动态势。
第二，打破了生存的封闭性，人们比较容易顺应外界的变化。
第三，人们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呈现出结构性的张力，交流频率高，变化大，方向不确定，表现为一种法理化的平衡社会，而非礼仪化的内聚超稳定社会。
第四，处于这种传播结构中的人，不具有彼此相像的群体化共同人格，趋向于个体精神的开放，人格特异、独立。
这就是说，四个圈在各自独立地发挥作用的时候，会呈现一种比较现代的生活（生命）传播方式。
2．社会传播结构
我们先看中国古代的社会传播方式。
进入到社会层面，呈现出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式的传播。社会传播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层级传播。这个金字塔可以有很多层级，我只分了A、B、C三级（图1…6、图1…7）。中国的社会传播受控于最高权力者皇帝，信息高度集中于上一级，以下每一级、每一领域的结构相同。B是下一个层级，B对A负责，C是B下的一个层级，对B负责。A、B、C可以落实到具体的层级，可以是各级行政主管，可以是家族里的族长，也可以是小家里的父亲，还可以是教学单位的师长等等。只要存在上下两级要素，就存在下对上的绝对责任。这是中国古代的社会传播方式。
图1…6
图1…7
有一点大家注意，图1…6的B和B之间、C和C之间，如是再往下划D和D之间，都是虚线，横向传播是不允许的，处于被防范、监视、堵塞的境地。有时候还有专门的防范机制，从明宪宗开始就有了防范机制，防范同一级之间互相串联。以至于我们现在，“他们秘密串联”就成了一条罪状，其实我们的法律上没有这样一条规定。认为串联是不好的，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所致，好像横向之间的信息交流是非法行为。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中国古代只有下对上或上对下的信息传递，不允许同级之间传递信息，害怕权力不稳定。这种金字塔式的、下对上绝对负责的信息传递形式造成了社会组织的高度统一，但整个社会横向是非常分散的。下向上汇报情况，就保证了上一层比下一层知道更多的信息，但这种信息传递模式存在着信息不可靠的问题。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信息真实性受到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任何层级获得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不真实的。下级向上级汇报情况时，肯定会多说好话、好事，不说坏事，上级获得的信息往往会比别人更多，但实际上真实性程度也是非常可疑的。一旦这个结构被打乱，社会顷刻瓦解。明王朝的垮台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崇祯皇帝当政的时候，全国下层的行政系统三分之一已经瘫痪了，下对上没有了信息，甚至官员都没有了。在这种状况下，只要一个小小的外部推动力，这个政权一下就垮台了。一旦来自外部的真实的信息扩散，原来的信息传播结构被打乱，这个社会也会顷刻瓦解。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中国古代社会传播结构的特征：
第一，它造成社会组织高度统一，但社会是分散的。
第二，这一结构保证上一层次比下一层次获得较多的信息。
第三，由于人的主观因素较多地渗透其中，信息的真实性受到主观意向的遮蔽，任何层级获得的信息都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
第四，一旦外部真实的信息扩散，社会顷刻瓦解。
关于中国社会信息的传播结构，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中国，“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皇帝和官吏之间的联系，是“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5）。这是中国社会传播的特征，它禁止横向的信息传递。
我们再来看现代社会传播结构（图1…7）。
变化是B和B之间、C和C之间是实线，允许横向沟通，这是一种网状传播结构。它的特点，一是集中，它也有一个最高领导A，这样社会才稳定，一级对一级负责，但同级之间是可以互相制衡的，存在对它的监督机制。对于每一个层级来说，都有横向水平的多种传播渠道，使信息得以沟通；二是每一个层级都可以对上下左右产生监察制约的作用，比如说B可以对A，同时B可以对B，C也可以对B同时产生一种相互的监察作用；三是如果某一个环节发生信息阻塞，只要其他部分正常运转，信息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并可以得到及时修补。这是现代社会传播结构的基本特征。
3．历史传播结构
我们生活在现代，但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对我们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它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传播方式来影响我们的呢？这就要说一说历史的传播结构。
我们中国是一种偏心圆的历史传播结构（图1…8），古代文化观念（遗产）A在传承中始终是核心，一直处于主导的、先决的地位。后代的创新，比如B对A的创新，是在A的基础上创新的，C对B的创新又是在B的基础上，B的基础则是A。这样就造成后代的创新总是依附在原来的基础上，必须在几乎全盘继承遗产基础上的衍生。所以我们中国的学术研究经常是“我注六经”，最后注糊涂了就成了“六经注我”，而不是在分化、扬弃中继承，所以中国的历史包袱很沉重。
图1…8
在这一历史关系中，时态概念很不清晰。遗产与创新同时态共存，任何创新都以认同遗产为标识，掩饰对历史遗产的偏离。创新应该是对遗产的偏离，但却要时时刻刻掩饰，强调继承，不强调创新。这种情况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