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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又会影响到传媒自身的生存，传媒也得为自己谋利益。我们需要两者之间找寻适当的平衡。
大众传媒在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不同作用
（C。 Salmonand T。 Glasser； Public Opin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Consent； Guilford Press 1995； p。 447）
首先，他们提的“自由”（指言论自由）在市场领域是否定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你发表言论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完全自由的，怎么说要看是否对自己有利；但是在社会领域，自由是肯定的，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无论这种意见代表多数还是代表少数。在市场领域，自由保护的是被听到的权利，公众可以被听到，不能主动地听什么和不听什么；在社会领域，自由保护的是听的权利和表达的满足。平衡这两方面，对媒体来说较难的，确实处处存在这种矛盾。传媒在市场领域受到私人控制（世界上很多传媒为个人所有），而在社会领域，又要求传媒为社会服务，接受社会的保护。“舆论”在市场领域是个人各自的“财产”：你的意见能给你带来财富，你才会说，而不考虑说的是不是内心的话；在社会领域，舆论是公众争议和评议的结果，因而大家可以无顾忌地发表意见。传媒的职能，在市场领域仅仅是一个信息源（就像商品交换一样，我给你提供信息，你给我交钱），而在社会领域，除了获取信息，传媒还应当是一种对话的触媒（这个社会领域是很理想化的，而市场领域却是很现实的）。“公众有进入的权利吗？”在市场领域，公众实际上没有参与传媒的权利；在社会领域，公众应该有接近传媒的权利。“观点一致性的显现”，如果媒体体现了某种一致性，在市场领域是通过竞争观念和选择自由，竞争观念指这个观念是不是有利于我发财，不管我心里愿意不愿意，有利于我就发表这个观点，而在社会领域，是通过论证和互动获得的来自内心认同的观点，完全不考虑利益的动机。
我们在分析媒体的时候，经常能发现这两方面是冲突的。例如这张新闻照片（图5…11），一家超市抓到一个女贼，把她绑起来，脸上画成鬼状，挂着“我是小偷”的牌子示众。这种做法是非法的，侮辱人格的。第一家传媒报道了，后来的其他传媒的编辑，已经意识到这是不对的，是非法治的一种表现，但是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一方面文字上批评这种做法，一方面又再次刊登这张照片，叫她在更大的范围受到人格的侮辱。显然，传媒处理这张照片时，市场的逻辑占了上风，社会的逻辑被打败了。
图5…11 《新京报》转载其他报纸新闻照片“我是小偷”
如果传媒单纯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即只在市场领域活动），那么人的自由实际上是被否定的，传媒所保护的并不是公众知晓权，而是传媒想让公众听到什么他们就得接受什么，即“被听的权利和个人的表达”，所谓舆论也不会是真正的公众的意见。市场领域的言论自由，实际上保障的是个人依自身利益转移的表达自由，媒介将变成单向的信息源，无法成为对话的渠道，公众也不可能真正参与媒介的活动。市场领域的“观点一致性”，是通过利益驱动的竞争达到的，并非真实观点的讨论而达到的一致。
两位作者显然倾向于传媒在社会领域发挥作用，而不赞同媒介完全受控于私人利益。
对传媒职能的认识，永远会有很多的说法，这些说法可以归为两大块，一个是从传媒与其他事物（政治、经济等）的关系来定性传媒的职能，一个是以传媒服务于社会而定性传媒的职能。两类关于传媒职能的认识存在矛盾，需要协调，从而达到一种折中，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若完全否定某一方面，恐怕也很难。
五、从传媒形态本身定性传媒的职能
现代传播科技构建了传媒本身，传媒不同的外在形态本身，一定程度规定了传媒的职能，这种职能的实际控制者是传播科技。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实际上表明了一种传媒的职能，不是传媒内容带来的“职能”，而是传媒形态本身带来的“职能”。20世纪60年代他提出时没有人想到这一点。现在，当传播科技急剧发展以后，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传媒（形态）的职能是什么？是一种现代技术，这种技术表面上由人控制，实际上却控制着人，人的行为习惯，甚至人的思想。如果看报纸成为一种习惯，这还问题不大，作为老年人的一种消遣，还能得到肯定。但是电视若成为一种控制人的技术，就开始了明显的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例如，自从电视成为第一媒体之后，以往家庭内部的交流时间被侵蚀了。网络若控制了人，这种技术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就更大了，“网络痴迷症”便是一种极端的表现。
对于这种由传媒形态带来的“职能”，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 1929— ）最为担心。这会造成传媒性质发生变化，本来是人创造的一种东西，现在反过来控制了人，这在哲学上叫做“异化”。“异化”不是指异常变化，而是指人创造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后来反过来控制了人。
哈贝马斯的书很难看懂，《交往行动理论》有三大卷，所以我建议大家读一下云南出版社出版的《哈贝马斯论交往》，这是由三位学者编的他的语录，编得相当好，它是按照哈贝马斯的思维逻辑编的，都与传播有关。
哈贝马斯提到，传播除了政治控制、意识形态控制以外，还有一种无形的控制，就是科技力量的控制。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本身也就是控制的合理性，谁掌握了技术，在某种意义上谁就对媒体的内容有所掌控，即统治的合理性。科学技术当今承担起了使政治权力合法化的职能。
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强调过一个观念，叫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时我们太需要发展科技了，可以理解。其实呢，如果从批判学派的观点看，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科学技术不应该成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生产力是人。如果一旦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的话，人的地位就没有了，人就会受科技的力量控制，“异化”了。黑格尔使用了这个概念，马克思也使用过这个概念，人不应该被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所控制。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确实出现了新的问题：科学技术和社会操纵结合一体，人们的私人空间由于技术的发展而遭到侵占，自我深化的多样化的过程在工艺过程和机械反应的状态下被固定化、单一化，个人只能模仿外界，再也不能对社会提出抗议。从这个意义上讲，如哈贝马斯所说，“合理的技术社会”也就是“合理的极权社会”。
在这方面，我们仔细想想，其实都能感觉到和看到，包括我们媒体报道的内容，对私人空间侵蚀的力度越来越大。我们不是被人所控制，而是被人所创造出来的机器——传播科技的力量所控制。下面分析几句哈贝马斯的语录：
“它们想按照有目的—合理的行为的自我调解系统和适应性行为的模式来重建社会，想用控制自然的方法来控制社会。”
这里讲的就是技术这种力量，如何能够重新构造我们这个社会。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比如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 1953— ）对电视的研究，使我们意识到电视这种媒介形态带来的结果。没有电视之前，我们玩的都是跳皮筋、跳方格、弹球、玩羊拐，推着铁圈上学，等等，自从有了电视以后，我们的整个生活结构都被电视所控制了。原来家里讲故事聊天的情景基本上没有了，大家都守着电视看，有的家里有两个电视，大人小孩分开各看各的电视谁也不说话，到点以后睡觉。电视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控制了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上面这句话，用“自我调解系统和适应性行为的模式来重建社会，想用控制自然的方法来控制社会”，人是自然的控制者，现在反过来，人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所控制，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最后真正控制这个国家的是谁？是技术专家。
哈贝马斯是德国人，德国的语言有一个特征，能深刻地反映人的思想。不像英语，英语是商业语言，再说什么话，也只能到大白话的程度，这跟语法结构是有关系的。德国这个民族是理论民族，英国这个民族是个商业民族，有时候，语言结构反过来控制人的思维。哈贝马斯的话有时觉得很别扭，你若翻来覆去仔细读，就觉得他说得很深刻。为什么？因为德语的结构就是这样，有时候一个自然段里只有一个动词，你要认真琢磨附加在这一句话中的各种状语和定语，当你看懂了以后，会感到说得非常深刻。英语就达不到这个程度，英语的语法结构比较简单，它是用于商业交易的语言。
“正是技术专家治国论意识模糊了下述这一点：要使这种重建获得成功，就得付出重大代价，即牺牲以日常语言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结构，这一结构由于很容易实行人道主义化而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这句话实际上是倒过来说的，哈贝马斯的意思是，如果要打破这个结构，那么就应恢复人们之间那种面对面、自然的语言交流，这种交流才是符合人道的。
“技术专家治国论意识所反映的不是对某种道德态势的割裂，而是对作为生活范畴的本身的“道德”的压抑。公共的、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用日常语言使相互作用的参照系失去了作用，统治和意识形态都正是通过日常语言在交往不正常的条件下形成。”
也就是说，现在的统治不是明确地下命令，而是通过很平常地接受电视、网络信息，通过平常的语言就能实现，这种技术性很强的交往本身，即“交往不正常”。它打破了原来很自然的一种交往形态，而这个打破依靠的是传播技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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