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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遇到以下情形时，做记者的要特别小心：
第一，当问题属于科学暂时无能为力的领域的时候；
第二，当问题处于科学探索的困惑时期的时候；
第三，当问题面对随机性和复杂的因果关系的时候；
第四，当人们渴望健康和幸福而现实尚不能完全实现的时候。
如果有人忽然宣布自己在某一个这类问题上，一下子全部解决了问题，提供的事实越精彩、故事的矛盾冲突越集中、越有高度的情感或趣味，就越要冷静地考察新闻源。新闻源来自何方？是否权威？是否科学？因为越是精彩、越是矛盾集中、越是有情感有趣味，往往就是瞎编的故事。生活中如此集中地发生这类事实的几率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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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译文有改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页。
（3） 《人民日报》1952年12月21日。
（4）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12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页。
（6） 同上书，第39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51卷，第262页。
（8） 见2006年3月15日《北京青年报》C3版。
（9） 《真实——新闻的生命》，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
第四讲 新闻客观性原则
上一讲我们说的是新闻真实，真实与新闻的客观性原则（Objectivity）紧密相连。今天重点说这一头。
一、客观性理念产生的背景及发展过程
客观性的理念，我们曾经定性为“资产阶级”，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思维产物，不科学的。“客观性”理念的出现，伴随以下三方面的历史背景。
首先，从19世纪中叶开始，政党报刊向商业报刊的转变。
我们学习新闻史的时候都知道，世界上的报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官报时期、党报时期和商报时期。在党报时期，报纸大都具有党派色彩，记者写新闻稿是不客观的，按照党派的观点需要来选择和报道事实，通常只选择有利于自己、不利于对方的事实加以强化，或者在报道对方的事实的时候添加较多的记者的批评性评价，以减弱公众对有利于对方的事实的理解。在这种情形下，新闻很不客观。处于政党论战之外的公众想要了解真实的情况，得同时对比几份观点对立的报纸消息，或通讯社的电讯稿，才可能较为全面地把握事实的真相。
在19世纪中叶前后，首先在美国和英国，报刊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党报刊消失，商业化报刊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现了客观性的理念。传媒不再以党派的观点作为选择事实和加以报道的标准，商业化传媒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受众群，受众多了，广告就会多，经营才能维持。现在传媒的目的，是尽可能让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自己提供的新闻。通讯社则希望各传媒多多采用自己的电讯稿，因此，也要求记者把电讯稿写得适合所有传媒服务于最大多数受众的目的。这样，在选择事实的时候，原来的党派选择标准必须变化，得考虑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都愿意接受我提供的新闻，这是客观性这个新闻工作的职业理念得以产生的大背景。
传媒原来是为党派服务的，即使亏损，党派也会出钱，有一部分党派的报纸还赚钱。现在商业化的传媒以营利为目的，它的产品的购买对象——公众，都有自己的观点，如果你的媒体带有很强烈的倾向性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同意你的观点的人会自然购买你的产品，但是不同意你的观点的公众就会不睬你，这在商业上是很吃亏的。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业的经营哲学，就变成了如何让尽可能多的受众都接受我提供的新闻。而能够让广大公众都接受的报道模式，自然是客观报道，因为这种报道方式，原则上不会损失原来的受众，还能争取原来不赞成传媒观点的人群，也接受这家传媒。
两位美国传播学者回顾19世纪中叶这一转变的时候，曾写道：“大部分记者都客观地报道，不把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意见写在内，因为编辑知道，……各党派都可能有读者。”在这种认识下，传媒逐渐用关于事实的报道替代了评论式的报道，编辑在立场上尽力避免一面之词，于是客观的写作方式渐渐浮出水面。
第二，19世纪以来哲学认识论关于事物可知的信念得到确认。
18世纪，哲学上有一种观点叫“不可知论”，代表人物是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他认为，人对许多事物是不可能完全认识的。19世纪中叶以后，出现了反对不可知论的观点，认为经过人类的不断努力，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持这种观点。这个观点对新闻报道产生了影响，因为新闻报道是对事物的反映，能够客观、全面、真实地反映吗？需要有哲学观点作支撑。在哲学上，过去不可知论占有相当的地位，现在另一种哲学观点占了上风，认为人是可以认识事物的，而且最终可以完全地认识事物（当然不会终结对事物的认识）。
哲学理念的变化，无形中使得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念发生变化，19世纪的新闻工作者确立了一种理念——可以把外部事实比较全面地报道出来。原来的职业理念是以党派的利益为选择标准，现在变成了尽可能完全地反映外部世界。
第三，传播科技的发展（例如照相术、电影、电视的出现）支持着客观性理念。
也是在19世纪，照相术发明了。那时候，人们对照相有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认为照相是完全客观地反映了这个世界，谁也不能改变。现在的数字化时代，照相也可以做假，可在照相术发明的时候，照片做假太难了。照片本身就很珍贵，照一次相的花费也较大。马克思一生留下的照片只有10张左右，恩格斯多一点，也就20张左右。那个时代，照相是很郑重的事情。
这种传播的技术给人一种理念——外部事物可以完全真实地反映出来，这其中包含客观的理念。1922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记者同志会上有一个演说，给新闻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其中“写真”这个概念，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就是“照相”。李大钊的这个新闻定义，无形中反映了当时照相术的使用对新闻客观性理念确立的影响。
这就是说，19世纪中叶前后报业自身经营理念的变化、当时哲学观念的发展、传播科技的发展，都使人感觉到，传媒和记者有可能把这个世界客观地反映出来。这样，客观性理念无形中形成。
客观性理念的形成虽然在19世纪，它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18世纪。现在我们可以找到的关于客观性原则的最早表述，是1702年英国第一家日报The Daily Courant（《每日新闻》）（“courant”是古英语词汇，现已不通行）创办人马利特（E。 Mallet）的告白：
本报创办之目的，在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不加评论（这句话后来成为美联社社训的内容），而且相信读者的智慧，对刊载消息的确切含义，一定有正确的判断。
这里没有出现“客观”这个词，但是含义与新闻客观性原则很接近。当时英国刚刚进入政党报刊时期，这种理念太超前了，过了几年，英国历史上的第一家日报就变成了英国最早的党报之一——托利党的日报。客观性作为新闻报道的原则，当时条件还不成熟，但不管怎样，该报的创办人提出了这个理念。
19世纪初，客观性理念的初期表现是“公正”，即“不偏不倚”。这方面我发现了很多例子，例如青年恩格斯遇到的一件事情。他于1839年发表了第一篇评论性的通讯《乌培河谷来信》，刊登在《德意志电讯》杂志上，文章批评了他故乡的报纸《爱北斐特日报》的一些观点。《爱北斐特日报》不同意恩格斯的观点，在该报上刊登了指责恩格斯的文章。那个时候恩格斯只有19岁，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塞进报社的门缝。该报尽管不同意恩格斯的反驳，依然加了按语（脚注）发表了它。该报编辑部在脚注中说：
“昨天我们在本社发现了这篇文章，但不知投稿者是谁。现予以全文发表，因为我们愿意持不偏不倚的态度。”（1）
当时的该报编辑是马丁·龙克尔（Martin Runkel），他持一种办报的理念——公正，不偏不倚。既然我们发表了批评恩格斯的文章，现在有一篇反驳文章，那我们也刊登。这是一张很小的地方性日报，已经有了“公正”或“平衡”的理念，这些都是后来客观性原则的重要内涵。
马克思1860年在给一位德国报纸编辑的信中，使用了一个英文词组“一般的公正”，当时英国的报业正在从政党报刊向商业化报纸过渡。事情起因于德国这家报纸（奥格斯堡《总汇报》）发表了批评马克思的文章。随后，马克思的反驳文章被该报采用。在报纸发表了第一位作者的第二篇批评马克思的文章后，马克思的第二次反驳文章被这家报纸拒绝。于是马克思在给该报编辑的信中，就英国报刊的情况写道：
在我们这里，“最低限度是common fairness＇一般的公正＇，即任何一家英国报纸（无论它的派系如何）都不敢违背的这种公正。”（2）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报纸要平衡，你登了对方两篇文章，才登了我一篇文章，这不合理，违背了“一般的公正”。
“一般的公正”是与客观相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可译为“共同的公正”，即在报道新的事实、争论双方的观点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