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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用具体数字，如果是9999，你就说9999，而不要说含糊其辞的“万名”）生活贫困（如何贫困？全家穿一条裤子？盖一床被子？……）的藏区人民，过上了幸福（什么样的生活堪称“幸福”？没有具体描述，又是空话）文明的好日子（前面用了“幸福”，后面又添“好日子”后缀，实属累赘）。
……
他们昨逢暴风雪，今战泥石流；逢山开路，遇河搭桥（这是新闻吗？绝不可以把新闻写成快板书、京剧唱词，读起来既好笑，又虚假）……”
7．一种看不见的不真实——有意不报道公认的具有新闻价值的公开发生的事实
在新闻真实的问题上，我们谈的都是发表的东西如何不真实。如果某个事实明显存在，公认具有新闻价值，你不发表，这本身也是不真实的。每家传媒对事实的新闻价值判断都会有差异，但是重大的事实，全人类都会判断为重要的事实，如果故意不报道，就是愚弄和欺骗人民了。1969年美国发射的载人飞船首次登陆月球，不论意识形态如何，这个事实是人类对宇宙的胜利，但是当时的中国传媒只字未报。
还有一些涉及人民根本利益和安全的重大事实，如果故意隐瞒，也是一种不真实。现在中央放权以后就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在信息公开方面，地方与中央的矛盾。中央要求信息公开，但是到了地方问题就来了，他要掩盖不好的事实。为什么？要制造政绩来升官。这就造成我国现行新闻体制的一个矛盾，中央想知道，但地方领导人以党性原则的名义控制他所管辖的媒体，不许报道，这就造成了一种我们看不见的不真实。
例如2007年7月18日济南大雨，一场大雨造成一个平原城市死了很多人，这在世界上都很少见。显然，市政管理出了问题。最后公布死了34个人，这个数字至今仍被人们怀疑是缩小了的。不管怎样，大雨之中死了较多的人是事实。当时，在婚纱影楼里做事的一个23岁女孩子，在网上贴了这样一句话：“我朋友的老爸在银广的一个专柜卖场，他今天亲口给我朋友说的，你们银座死了多少人。”结果，警察迅速把她抓起来了，说她造谣，造成了社会不稳定，拘留1天。济南的各种传媒当时对此基本无言，甚至在这个女孩子被抓的报道中，关键细节说谎。
每当出现灾情的时候，有些官员本能的反应不是救灾善后，而是全力封杀可能对他们的官位和个人得失造成威胁的民众之口，这比灾难中逝去的一条又一条生命更重要。这是我国公共危机信息处理中最大的问题。
还有另一种看不见的不真实。有些较为重大的事实都现场直播了，比如国务院总理接受记者采访，大家都看到、听到了，而后登出来的文字报道，有意删除我方不满意的提问和总理的回答，没有任何解释，声明是摘要也行啊，但传媒发表时给人的印象是全文。外国元首来访问，到大学做报告，我们现场直播了，但是变成文字报道时，里面的一些话没有了，这些话可能我们不愿意听。如果没有现场直播，大家没听到，报道的时候声明是摘要，把不愿意听到的话删掉，这在新闻工作程序上是可以的。但在现场直播以后，刊登文字稿的时候有意删掉而不做任何解释，在国际上就变成了一个事件，全世界都在议论，中国为什么删掉了某位总统的话。本来某句话还不太引人注意，这样做的结果，反而使得被删掉的话越传越广。我们在新闻政策的把握上，要尊重新闻工作的特点，新闻的基本要求是：报道的东西要真实。现在是信息时代了，这样的做法显得很拙劣。
四、传媒对科学的误读
传媒是一类面向社会的大众化的专事传播新闻的机构，它的人员知识结构以文科知识为主，使用最为通俗的语言，面向中等文化水平的普通人。科学是极少数人从事的专业工作，它的语言体系与生活语言有迥然的差异。传媒报道科学，即使记者非常真诚地报道，也容易造成不够真实的情况，这是由于新闻报道与科学研究的工作性质不同，新闻工作的特点很容易造成科学新闻的失实。以下具体谈谈几种情况。
第一，记者对科学事实的选择偏重于事实的轰动性和影响力。这样一来，很可能发明一种营养液要比发现一种基本粒子更有新闻价值。比如考古，对于考古学家来说，考古的目的不是为了发现值钱的、精美的随葬品，而是要通过考古证实某些历史上的假设。北京老山汉墓挖掘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直播追求的是惊人发现，结果什么都没有，只挖出一块漆面板、一具尸体，而且已经被拽到棺材外面去了，因为这个墓被盗过。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他们觉得这个事儿好像很失败，而对考古工作者来说，他们认为这次考古发掘很成功，很有价值。考古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感兴趣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第二，科学的结论往往是不确定的和有许多附加条件的，但是新闻报道的接受者通常希望得到肯定的（精确）事实，而且是就是，非就非。
第三，以叙述性和形象性为特征的新闻语言表达科学术语，注定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扭曲。科学的语言有它自己的体系，而传媒报道科学，只能使用大众化语言，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报道内容不够真实。
这三条都是天然存在着的新闻工作和科学工作之间的差异。即使你非常真诚地报道科学，你的报道对于科学来说，是不准确的。这种差异是允许的，只要大体把科学的情况说出来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很多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媒体在报道科学的时候背后往往有各种动机。
技术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记者与科学家之间充分协商，作为主动方的记者，有必要形成一套报道科学新闻的程序，报道中使用的生活语言，需要经过当事科学家的认可（尽管这种认可有时对他们来说很无奈），尽可能缩小与科学真实之间的距离。
有些科学问题是很难用普通的话语表达的，报道者在使用一些科普小故事时，要尽可能与当事的科学家核实，一旦错误的故事流传，更正起来很难，多少年也纠正不过来。
比如，关于“苹果落地”的牛顿故事，上了小学课本，实际上并没有这个事儿。现在你怎么更正，大家仍然这样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科学问题，但是媒体上编了这样一个故事：什么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呢？比如说你在谈恋爱，感情非常投入，五个小时你觉得只有五分钟；你做了一件很不情愿做的事情，其实只有五分钟，而你觉得过了五个小时，这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个故事的解释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个故事已经讲出来了，你想收回去都不行了，这就是对科学的误读，如果扣帽子，就是假新闻。记者毕竟是科学以外的人，不自觉地用人文逻辑解释科学。
由于记者缺乏理性，也曾经造成伪科学新闻的泛滥。这里的理性是指冷静的思考，即使知识不多，记者对一些问题也应该有常人的判断。可是，一旦发现奇特的关于科学的“事实”，不少记者头脑发热到丧失了常人理性的程度。
1980年以后的十几宇内，我国传媒报道的各种人体特异功能的新闻，几乎全部是假的。这些新闻有时候甚至占据主导地位，反对者的声音非常微弱。从较早的耳朵认字，到永动机、水变油、邱氏鼠药，还有每隔几年总要重现的某人已解决了哥德巴赫猜想（“1＋1”）的报道，等等。还有多起关于能治百病的医生的报道，没有一个是真的。这里展示的当年《新民晚报》的整版通讯《发现当代华佗》（图3…10），就是吹捧巫医胡万林的。为什么我们会持续出现如此多的假新闻？说轻了，当事的记者和传媒丧失了理性。
图3…10 《新民晚报》吹捧巫医胡万林的通讯“发现当代华佗”
1998—2001年，《北京青年报》三次报道换头术假新闻。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一个人换个肝、换个心，能活五年以上，就是新闻了。现在有人告诉你，人的脑袋可以换，而且是男人的脑袋接到女人身上，还接活了，能信吗？科学幻想故事还差不多，但是它是作为新闻来报道的，而且放在报纸的“前沿新知”专版的头条（图3…11），恐怕是编辑发现“新闻”兴奋过度了吧。
图3…11 《北京青年报》关于换头术的假新闻
还有核酸营养的假科学新闻。二十多年前，美国法院四次判决，核酸是没有营养的。然而到了中国，众多传媒报道核酸营养，最后由卫生部出面，开了听证会，此类报道才消失。然而，2005—200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和“3·15”商品打假的晚会上，核酸营养广告再现，而且是晚会标志性广告之一（图3…12）！
图3…12 2005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播出的“3·15”标志广告“珍奥核酸”
除了新闻从业人员缺乏理性思维外，新闻源通常会与利益挂钩。例如，利益集团请出院士来证明其产品的科学性，他们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一旦走出他们熟悉的领域，说的话很难科学。他们被别人牵来牵去发表讲话，被利用了。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传媒喜欢报道“专家说”，你这个专家一定要找准，确实是这方面专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科学从理解性知识越来越多地向工具性知识转变。什么意思呢？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现在要开始转到应用方面去了，一转到应用方面就有利益了，背后越来越多地站着利益集团。传媒在报道科学的时候，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弄不好会危及社会，因为有些东西若是有毒的、害人的，传媒在责难逃。
因此，遇到以下情形时，做记者的要特别小心：
第一，当问题属于科学暂时无能为力的领域的时候；
第二，当问题处于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