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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观点：揭示事物的本质，反映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是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反驳的观点：新闻报道无法承担如此的重任，这种观点在历史上已经多次为造谣和强加于人开辟道路。
新闻报道不能以先入为主的观点统率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不管这个事情是令人愉快的还是令人不愉快的，你要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也是毛主席题的字。中国人民大学东门一进来，那块“老区石”上刻的就是他的题字“实事求是”。按照这个思路做才对。
上面谈到的前一种观点，是为体制性失实做辩护的一种理论。你要是客观报道了某个事实，如果这个事实对他不利，他可能会说你是不真实的。他怎么反驳呢？他不说这种现象不存在，他说主流是光明的，你报道了非主流，所以说你的报道本质上是不真实的。这个道理是个歪理，但是在过去一个很长时间内占主导地位。
现在这类观点不会说得这样露骨了，而是很含蓄，例如下面的话：
我们对于新闻真实不仅从真实本身去思考，还从价值的层面去思考，从而将真假的判断扩展到一般的认知判断，并渗透着基于利害关系的价值判断。
这句话的意思是，报道新闻不仅要考虑事实本身是真是假，还要从价值层面——利益角度考虑是否有利于自己。如果新闻报道得有这样的设定，那么假新闻又要出来了。好在我同时也看到了对这种说法的批评：
不同内涵的判断绞合在一起，使人们对事实真实不真实这个最简单不过的问题，变得复杂化起来。这种思维模式的特点要求价值判断统领事实认识，融事实判断于价值判断之中。
我觉得，后者的批评一语中的。要求将价值观的判断渗透到对事实的报道中，这种观点对新闻的职业化是一种很大的威胁。
我们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报道之前，不应该有先入为主的思想。马克思第一次当报纸的主编的时候说过的一段话：
“不真实的思想必然地、不由自主地要捏造不真实的事实，即歪曲真相、制造谎言。”（5）
马克思要求在报道事实之前，记者不能有先入为主的思想，应客观地报道事实。他向记者提出过一个问题：
“哪一种报刊说的是事实，哪一种报刊说的是希望出现的事实？”（6）
我们说的是事实，而不能是希望出现的事实。
列宁也说过这么一段话。当时列宁让一个人去办一份共产国际的杂志，专登外国的一些情况的报道，当时有人说，外国情况的报道带有外国人的观点，列宁说：
“我们需要的是完整的真实的情报，真实性不取决于情报为谁服务。”（7）
也就是说，报道的真实性不取决于价值观，要的是事实本身的真实。这里的“情报”即信息，指外国的新闻报道。
刘少奇20世纪60年代曾注意到党报的一个问题，即为了突出当时的中心工作，报道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形：好像全国人民都在想同一个问题，持同一个观点，做同一个工作，这是不真实的。所以他提出：新闻要同实际保持一定距离，这里的“实际”，是指当下的中心工作和政治运动。党的新闻媒介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责任，但这种宣传不应变成“事实为政治服务”，事实的报道应该与中心工作保持一些距离。这是他在体制内提出的改革要求，但是这种要求在“文革”中受到批判。
总结历史的教训，我们没有必要事事都与中心工作挂钩，政治上“紧跟快转”的新闻，相当程度上是不真实的。学习能够“立竿见影”，谁也不会相信。但我们经常有这种情况：昨天公布了一个很长的讲话，第二天传媒上就说某个地方学习这个讲话如何见了行动。光是看一遍也要很多时间，何况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除了少数政工干部，谁也不能放下工作看讲话啊。这种报道非常假，但是尚没有人批评它是假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传媒夸大事实中的猎奇或人情味的部分，也会影响新闻的真实。新闻记者有一种本能的职业冲动，对异常、特殊的事情感兴趣，新闻敏感是需要的，但是不能有意夸大事实。我们过去政治上“紧跟快转”造成不少假新闻，现在又多了一种倾向，为迎合受众而夸大事实的某些部分，这都会造成新闻的失实。
3．新闻采访、写作与编辑过程中造成的失实
第一，由于采访不深入造成的失实。
照理说，采访必须找到当事人，还要找旁证，多听几方面的意见。在实际工作中，遵循这种要求做的记者并不多。多数新闻非常一般化，没有找到当事人，也没有找到旁证。有些现在很多是这样“写”出来的：记者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把别人给的稿子改动几个字，署上自己的“大名”就登出来了。临时发生的事实采访，我发现多少次了，同一个事实几张报纸的报道差距很大，以致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说不清楚，而且事后没有任何对受众的说明。
最近一个事情，北京通州区一个人杀害了另一个人，《北京青年报》和《新京报》都做了报道。一家报纸说是“砍死”了那个人，一家说是“扎死”了那个人；一家报纸说死者与凶手是近亲，另一家说是远亲，都是头版新闻。除了基本事实，即一个人杀害了另一个人没有错外，其余都说不清楚。说“砍死”的那篇报道，文中叙述凶手拿着三棱刮刀——三棱刮刀怎么“砍”啊？那是扎人的，显然用“砍”字不对，但报纸从头版要闻，到具体版面的标题，都使用的是“砍”字，从记者到编辑，“砍”和“扎”的字面含义都不懂吗？
我还看到这两家报纸同时报道的另一件事，也是说法差距较大。延庆有一个地方的缆车出了问题，游客大冬天的在缆车里冻了一两个小时，两报都列为头版要闻之一。一个报道说是被困人数18人，一个报道说是25个人；被困时间，一个报道一小时，一个报道两小时。就这么简单事情，怎么采访的？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事情过去了，报纸作为一种历史的记载，又一笔糊涂账！
现在的新闻官司多起来，传媒关于舆论监督报道，即使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也要努力接近司法层面的真实，因为你是说人家不好的地方，每一点都要证据在握，不能马虎，做得稍微差一点就会被人抓住把柄。这里提出四个防止：
防止采用无可证实的事实；
防止取证不当的事实；
防止证据存疑的事实；
防止推论。
2006年发生的富士康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教训，应该汲取。富士康是个很有经验的公司，记者报道中，有一部分内容是推论，结果被抓住把柄告到法院，冻结两位记者的个人财产，索赔3000万。3000万这个对于个人来说的天文数字和起诉行为本身，引起其他媒体的关注，大家一哄而起，讨论3000万的索赔合适不合适，该不该冻结记者个人财产，结果记者揭露的关键问题，即富士康下属工厂实行“血汗工资”制，被遮蔽了。这个事情对记者来说，报道中确实存在不够真实的成分，因为你是推论，缺乏证据。而同一个时期，国外的几家媒体也报道了富士康下属工厂的同类事实，富士康就抓不到小辫子。
历史上这种采访不深入的事儿太多了，举一个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事儿。1980年关于陕西延安青化砭142岁老人吴云清的报道，轰动全国。最早由新华社发了一张照片，说他是1839年（道光十八年腊月）出生，结果全国各报刊纷纷转载。江西的一家报纸打了个长途电话，向公社的领导了解了一些情况，就写成了一篇生动的人物通讯。142岁的人极为罕见，这当然是新闻。当时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不多——美国、阿根廷、日本的记者提出要采访，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要核查一下是怎么回事。经过并不复杂的调查，证实他只有82岁。可能老人说是光绪年间（光绪十八年），记者听成道光年间了（道光十八年）。道光是光绪的爷爷，差多少年啊。记者没有深入采访，也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算成了142岁。关于这位老人的通讯，则是进一步道听途说、笔下生花的结果，写报道的记者都没有见过这位老人。
第二，由于编辑过程的差误出现失实。
这个问题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编辑想当然造成的失实。这方面最典型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引起轰动的浙江“农民红学家胡世荣”的报道。胡对红学感兴趣，“被推荐参加红学会”，记者最初的来稿是这样写的。但是到了编辑手里，变成了“会员”，其他的传媒在报道中又进一步写成“被批准”为会员。后续报道再进一步推论，既然是全国红学会会员，当然就可算是红学家了，他的身份是农民，就变成了“农民红学家”，越吹越厉害。胡世荣本人看了报道以后，多次写信向有关报刊说明不是这么回事，但是没人理会。有人对胡的红学家身份提出质疑后，出现了另外的一面倒，有的传媒说胡世荣是骗子，甚至说他爱人也是他骗到手的，等等，弄得胡家不得安宁。
还有一次也是编辑自作聪明造成了失实。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在西安题词“温古知新”。因为西安是古都，结果新华社的编辑接到稿子，没有再找记者问问，就自作聪明地改成了“温故知新”。
二是编辑环节之间缺乏沟通造成的失实。有些大的媒体，比如新华社的编辑环节层次较多，特别是翻译的稿子，由于每个层次之间不做沟通，就可能造成新闻的失实。1989年12月13日晚，电视新闻中播出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一颗小行星可能撞地球，科学家正想方设法避免这场灾难。这颗小行星直径约1千米，目前距地球80万千米，为月球至地球距离的两倍。如果发生小行星撞击地球事件，其撞击所产生的能量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