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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传媒有意无意对事实的命名、定义。
写新闻，需要对事实本身，以及事实涉及的人物和其他事项做出一定的判断、命名，与其他事件联系起来。这些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一些复杂的社会事件被简化为“行凶抢劫”、“恐怖分子袭击”或者“虐待儿童”等，正面的有“好人好事”、“见义勇为”等。这样给事件“贴标签”，较为容易进入传媒的传播活动场所。这是一种职业要求。然而，如果我们做得太轻率、太随意，很可能会造成新闻的不真实。你在定义的时候，很容易绝对化，排除这一事件以其他方式进入人们视野中的可能性。实际上有些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一旦传媒简单给它定义后，就很难甩掉这个说法，在这个意义上，传媒的报道是不真实的。
例如，我们在传媒上经常看到这样的标题或行文：“盲目的民工流给城市管理带来困难”、“没见世面的乡下佬”。这种标签不可能把农民与勤劳简朴联系起来，也很难与社会生存机会不均、为生计奔波劳累的生存条件联系在一起。传媒总得给一个具体的事实定义、命名，然后才能传播具体内容。如果事实很复杂，你只能几句话把它说出来，说什么，不说什么，其实记者承担的责任很大。所以，你在给一个事实定义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尽可能说得全面一点。即使这样，不完全真实的结果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
也就是说，社会认知和职业新闻工作的流程本身，会影响新闻的真实。传媒无意中每天都在表露相同的对社会意向的一种假设：所有的人都会用同样的方式（传媒对事实定义、命名的方式）看待这些事实，在现存的社会结构中，人们的差别与命运的不同只是个人的问题。传媒使用标签和语境，是对新闻进行价值判断的一部分。如果一些事件恰好被输入现成的传媒定义的框架中（诸如好人、坏人、强盗、歹徒等现成的标准），它们就可能被报道。这样，现实被“扭曲”以适应由传媒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所设定的框架。
这种情况在工作中不可避免，但会造成对事实的一种曲解。比如，《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通讯《中国铁嘴沙祖康》（图3…3），标题使用的“中国铁嘴”，便是给沙祖康贴的标签，如果其他传媒再跟着说，沙祖康就真是“铁嘴”了，即使他本人不同意，也被强行赋予了这个标签，想摘也摘不掉。当然，使用这顶帽子是传媒的好意，是个正面帽子。但是，对沙祖康也有不同的评价。比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洪俊浩教授来我们新闻学院讲课，特意谈到我国传媒给沙祖康贴的标签“铁嘴”。他说，外交上的“铁嘴”在国际上是反面形象。沙祖康是外交官，咄咄逼人、寸步不让的形态，不是一个外交官应该做的，这实际上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从国际传播的研究角度评价沙祖康，他的一些做法和言论的表达方式，不是外交官的风度，外交官的风度应该是温文尔雅、柔中有刚。
图3…3 《人民日报》（海外版）关于沙祖康的报道
这个例子说明，同样一个事实，媒体一旦给它命名以后，就不可能全面地反映这个事实。
第四，权势人物占据新闻亮点。
权势人物的“权势”，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有名，著名人物身上出新闻，他们的权势也表现在传媒上。我们天天报道权势人物，但是我们这个社会主要是由权势人物组成的吗？不是，权势人物只是社会的极少数人。这种报道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吗？然而从新闻价值的要素来考察，恐怕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比如，《洛杉矶时报》要出售，有三个亿万富翁表示要购买，这就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占了报纸一个整版。这三个人准备购买一张著名的报纸，在世界上能算一件大事吗？而且还不是实际行动，只是意向。但是他们是亿万富翁、权势人物，按照新闻价值，与他们相关，又涉及社会事项，就该报道。我们不能因此谴责传媒不真实，但是众多类似的事实占据了我们传媒的大部分新闻版面或时间，会影响公众对世界真实情况的全面了解。
传媒上，权势人物的活动和观点比其他人得到更多尊重。事实上，关于政治领导人、明星、大款的新闻被认为更有新闻价值。富有地区和阶层的情况，也比其他地区更多地得到传媒的关注。边缘人群在新闻中的正面报道很少，他们更多的是以可怜者、犯罪者、败坏道德者、无知者等形象出现在传媒的新闻中。记者本能地突出与新鲜、刺激、“人性”相关的方面。当然，不同的媒介机构在表达同一个新闻事件时使用的手法不同，重点有别。然而，所有新闻传媒遵循的新闻价值要素，大体是一致的、相通的。
新闻价值的诸要素，主要依据是人接受信息时的心理、社会心理、个性需求和社会需求，受制于具体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现实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及传统文化。具体执行这些新闻价值标准的时候，反映的自然是社会主流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反映这个“主流”就真实了吗？在这个社会中还有这么多像蚂蚁一样的小人物，他们在做什么，怎样生活，我们知之甚少。在这个意义上，媒体反映这个世界的时候，可能不会完全真实。
第五，传媒的报道总体趋向，无形中在维护现状，有意无意地曲解现实。
这个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揭示了传媒真实报道的有限。就这点而言，中外传媒都有这种趋向，中国强调舆论导向，表现更为显在。
传媒虽然有舆论监督的功能，要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但是大家注意一下，传媒批评的基本上都是一个个具体事实，对整个社会基本结构，都是持维护现状的态度。传媒在某种历史情境下，为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提供了不可否认的保护。其表现方式，即不直接对现实进行辩护，而是提供大量有吸引力的娱乐内容，暗示受众：生活得好的秘诀在于想些快乐的事情。这恐怕是我们所有媒体都在做的，这种情形下反映的现实，显然不真实。另一种方式是，愤世嫉俗地叙述一些不平等的事实，把原因归结于一些细枝末节，或历史原因，或社会发展的程度低，然后明示或暗示人们：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的。这是传媒解决社会问题上的一个基本态度，传媒的力量只是观念上的，实质很弱小，它采取的办法基本上是维护现状。
在具体的表现方法上，例如，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作为被动消费者的个体的权益，弱化社会各阶级之间真实的矛盾。传媒关于个体的维权报道通常非常细致，最后他胜了。但在实际生活中，相当多的情况下个体赢得胜利的并不多。实际上我们知道，消费者和强大的权势力量之间是完全不对等的，这才是社会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传媒一般都会淡化两大力量之间的矛盾，甚至传媒也得靠强势集团活着。社会问题个体解决（往往只报道一个具体的事），弱化体制性解决的路径。传媒确实有监测社会环境的职能，但是不论在什么地方，传媒都不可能根本触动权力体制。
只是在不涉及传媒自身利益、对传媒没有危险的情况下，传媒才会兼收并蓄地发表一些不同的观点，从而达到缓和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释放一些不满的目的。总之，传媒报道或不报道，实际上它在维护现状，既然是这样，它们能全面、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吗？
5．传播符号表达意思的有限，使得新闻接受者对真实的理解也会发生差异
再先进的媒介或手段，最终要通过人的语言和文字来描述（多数画面也要通过语言才能帮助理解）外部世界，即使报道者主观上真诚地报告外部世界，但是任何语言和文字都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将心里所思、所构的图景描述出来，语言对于表达内心思想来说是有限的。
语言是指代性的，它并不是事物本身，因而使用语言时会出现反映事实的差异。这就涉及传播学的一些道理了，建议大家看一本书，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图3…4）。这本书的名字直译应是“对天空传播——一种传播思想史”，我们翻译成《交流的无奈》，翻译得还是不错的。这本书告诉我们，即使在畅通的条件下进行传播，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不可能完完全全对等地理解。因为我们使用的符号本身会限制你的表达，但是你又不可能不用符号来表达。
图3…4 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中文版封面
例如：画面上一个人急匆匆地走过来，可以描述说：
他兴奋地走来/他慌慌张张地走来/他像有心事地急促走来/他不顾一切地走过来/……
对一种情形的表达，可能会很不一样。因为任何语言都有经验背景，而不同文化下的语言背景是有差异的。同一条新闻，在不同的受众那里会得到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理解。这让我想起1980年《人民日报》刊登的一条消息《里根的儿子失业了》。编辑的原意，想说明美国的经济很糟糕。然而，当时群众对高干子弟拥有特权十分反感，读了这条消息后的感觉是：美国人人平等，总统的儿子也会失业。这反映出，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事实的理解可能是相反的，何况一个事实用不同的语言描述它的时候出现的差异呢！那么什么是真实？说不清楚了，在这里，真实有点模糊了。
三、造成新闻不真实的诸多具体原因
1．文学想象造成具体的新闻失实
前面是从宏观角度说的，这里是从微观角度说。
早期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1952年12月关于黄继光牺牲的报道。当时《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的一篇通讯，下面是摘录：
“黄继光又醒过来了，这不是敌人的机枪把他吵醒的，而是为了胜利而战斗的强烈意志把他唤醒了（黄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