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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们可以没有饭吃，可以没有虚张的外表去炫耀，但我们不能停止幻想，不能没有爱情。
我开始意识到我的乐队没了。我应该再去寻找一个鼓手，一个属于我生命节拍的鼓手。
可是我的鼓手，何时出现？
我想拍一部DV，一部关于行走的DV。不需要台词，只要有两个人手拉着手在画面上不停地行走，高山、田野、湖泊、天桥、街道、沙漠……手松开了……
我那永远的童年，十七岁骑着偷来的单车的日子，在苍老的笑声中凝固。
又是一个星期没有见到田树了，当我们就快将他忘记的时候，他陡然出现在我面前，稻草般的长发抛在脑后，磨得起须的仔裤上有大块大块的油漆痕迹。落拓而糜烂。很多时候，我们都已经习惯了田树的这种生活方式，莫名的出现，莫名的消失。对任何一件事情都固执而极端。
我问田树，我说你这是怎么啦？他没回答我，只是说你能不能借我点钱，最近有点事。我说，你先告诉我什么事。可是田树还没等我说完就大声地叫了起来，你他妈的借不借？我从钱包里摸出几张一百的给了他。田树接过钱说了句等我签约后就还你。听到田树说签约二字，我差点儿把饭喷了出来。我指着他的背大骂，签什么鬼约啊，你做白日梦去吧！田树没理会我，接过钱扬长而去。
我知道田树肯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他是从来不向我借钱的，我试图跟他问个明白，可是后来被他骂了回来。我回想起田树他们乐队在参加一次明日之星比赛时的场面，当田树站在台上大声地对台下的观众喊道你们喜欢F4吗？台下齐声应道喜欢时，田树向台下抽起了中指说：你们傻逼。这时台下所有人的矿泉水瓶向田树飞了过去。
阳萌约了个北京的歌手吃饭，问我能不能过去一块聊聊。我说我不去，对于那些流行歌手我有一种天生的反感。于是在那个晚上我待在房间里写我的小说，写完发到一些地下文学论坛上。我喜欢那种潜藏在黑暗中的游戏。
在论坛里找到路辰的ID，然后加了她QQ号。
后来在摇滚年网站认识了一个人，我们聊得很投机，无聊的时候还会用视频喝酒。他说，他想拍一辑关于城市文化边缘人物的纪录片，问我能不能把自己的真实生活写个小剧本出来，不要长，就20分钟。
我说城市文化边缘人？这个名字我倒很喜欢，只是我自己好像不在这个范围内。
他说，其实你就是的，你一直寄生在这个城市瞎混，你又写作又玩乐队的，你的生活已够边缘化了。
我说，那我试着写写吧，还有些其他什么人？
他说，初步定为十个人。有做话剧的，有做行为艺术的，有做摇滚乐的，有搞文学的，有做地下出版的，有画画的，有搞批评的，有弄摄影和地下电影的，还有妓女。
我不知道该表达点儿什么，我的真实生活就是等待柯蓝，如果我真的就这样写下去，也许他们都会对我失望。
阳萌总是喜欢三番五次地来烦我。一会是要为他的节目写点稿子，一会是问我能不能帮他联系几个校园乐队上他的节目，并说以给我介绍美女为交换代价。
我在心里暗想，你居然有那么多美女为什么还非要跟程嘉禾在一起？那个多情而风骚的女人，每天不知道要让阳萌戴多少顶绿帽子。而阳萌还一直沉溺于程嘉禾那既不温暖，也不湿润的怀抱。
那么物质的女孩子，可以让全世界的男人恶心，可是偏偏阳萌就喜欢上了她。
阳萌酒吧的生意渐渐不像从前那样的红火了，每周的固定摇滚演出也少有人来看了，因为总是那么几个乐队，那么些歌曲，那么些乐迷；似乎一切都丧失了新鲜感。只是有外地乐队来演出的时候，酒吧会热闹一下；可是这种热闹又会让阳萌付出沉重的代价，不是酒吧门被乐迷撞坏，就是椅子被拆了，有时疯狂的POGO的乐迷甚至见什么东西摔什么，烟头满天飞，烧烂了酒吧的布幔，乐手赊销的啤酒从不见有人给钱。这让阳萌很害怕，他甚至再也不想在他的酒吧做摇滚演出。
我说，这或许也是一个城市摇滚衰落的原因吧，乐队与乐队之间只是在相互谩骂、排斥。金属党骂朋克们技术差，朋克们撅着屁股骂金属们能弹220也不见多泡几个妞。稍微优秀点儿的乐手都已离开了这座城市或是从事教学工作了，乐队只是一个乐手特有的向世俗投降的过渡。他们做的不再是音乐而是青春。
《迷失的病孩》 那些远去的脚印，刻下永恒的痛朋克青春：地下丝绒（2）
早上从房间里出来，刚走到街上，我就看到一辆汽车失火了。
熊熊的火苗像一道瀑布一样直挂天空，消防车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我走近，看到红色的灭火器正在向着大火扫射，旁边的人们冷漠地看着，脸上挂着笑。我看到一只蝴蝶朝大火飞了过去，然后是肉体的异味。
路边的鞋匠师傅脸上全是愁苦的表情，没有人在意他们的存在，他们在安静地忙碌。十字路口一个理发店大声地放着肤浅的流行歌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的更晚一些。我努力地寻找着那条街上的那个乞丐，试图给他们两块钱。
在一个杂志摊，我买了几本过期的《爱摇》及一本《非音乐》，还顺便翻了下打着安妮宝贝名字的黄色小说。我翻开手机，想看看能给谁打个电话，但终究也没打出去，因为我不知道能打给谁。
陡然的，我意识到，这个夏天过得真慢。我像三岁时一样，在路边踢起了石头，然后对着天空发呆，一个飞机的路过都会引起我的惊恐。
那辆燃着的汽车终于成了一片废墟，被一些消防人员七零八落地抬上了车，拖走。后来我就跟着那辆车一直跑一直跑，我又想起了那节火车车厢，那条铁路，以及铁路旁的小寺庙。
我们只是孩子，孩子总想躲在明媚的阳光里，用自己的画笔涂抹属于自己的天空。
我写着一些纯粹的文字，心灵在沉痛中变得冷静。努力地用微笑去掩饰眼泪，以为自己会快乐，可是灵魂的破碎又怎能挽回快乐呢？
在深夜我大声地放着摇滚乐，沙哑的嗓音从破裂的喉咙中奔放出来。床上凌乱地放着一些衣服及书籍。也不知从何时起我变得懒散，内衣、床单、被套和袜子等都成了一次性的。
我对着镜子，学女孩子在自己的手指上涂指甲油，然后嚅嗫着嘴做出各种风骚的表情。我的头发已经剪得和柯蓝一样长了，并用皮筋将它们扎了起来。我用摄像头不停地拍着身体的局部，想留住青春的一点美丽。我发现我像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儿一样，变得无比自恋。
墙上的时钟始终没有停止，但我还是看到了结束的临近。我试图一遍一遍地走出那个属于爱情的迷宫，可是我终是无法自拔地陷了进去，再也回不来了。
上海的一个编辑打电话我，问我有没有新的长篇小说，她说她可以包装我。
我冷冷地笑，我跟她说我的东西可能没有市场，我的小说都只是留给自己做青春纪念的，告诉自己曾经的伤害与存在。她也冷笑，说，你真是个孩子，你和曾经的我一样天真。
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她说她不相信爱情，在很多个心情郁闷的夜晚会打来电话告诉我关于她的那些故事。她的叙述让我想到了欲望，不相信爱情的人是否还有欲望存在呢？
从地大看完摇滚演出已是夜里三点，我一路步行着给她打电话，聊了很久很久，后来我就蹲在马路边上看着冷清的车辆然后说到彼此的感伤。她在电话的那头一直哭。
她说，我们为什么要活着？
我独自坐在江滩一家露天酒吧，抽了三根烟后一个杂志社的记者找到了我，并从她的提包里拿出一张当日的晚报给我看，说是上面有我新书的新闻，她也想给我做个专访，问我能否配合。我从她的手中拿过报纸，看到了自己的大幅相片印在报纸的正中央，并且有点傻气地拿着一把IBNZ的琴。
当她一边看报纸上那段新闻一边打量着我与上面的文字进行对照时，我开始有些反感这样的采访形式了。所以在后面的访谈中更多的时候我的回答只是“是”与“不是”。她从我的家庭出身问到我现在的生活状况，并细化到了每天去哪几个地方每天花几块钱之类的，再后来问我有没有女朋友以及对爱情的看法，还问这书里的主角是不是我自己等问题。
最后，她说能送我本书吗？
我很谦逊地对她笑了笑说，真不好意思，我书早送完了，若您真想看我就去买本送您，但我想这种书您是不会看的。
她说，那就算了吧，我也只是留个纪念。
从酒吧出来，她约我去江汉路走走，还说有时间要请我吃饭，并告诉我她认识很多很多媒体圈子里的朋友，以后有什么事只要跟她打个招呼就行。后来她一直说到我头昏我也没记清楚她到底长什么样。
你不记得我是谁了吗？
我说记得，记得，你再多说句话我就猜出来了。在电话里程嘉禾的声音我真的没有听出来，也许是很久不见她的缘故吧。我很直接了当地问她，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她假惺惺地笑出了声，没事没事，只是我想问问你身上最近有没有多的钱，听说你刚出过书，能不能先借我点儿，我要买点东西。
她向我借钱早就在我预料之中，只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快。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找阳萌？
她在那边喃喃地骂了几句什么我没听清，只听到最后她说阳萌酒后开车撞了人，自己都还没办法解决呢，哪有钱借我啊。
看着自动取款机机械而迅速地吐出一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