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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大惊失色。“他显然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文尼说，“他只是说，'是的，肯定的，我会加仓'。”
话音刚落，屋里的人都冲向出口，显然是去抛售他们手中的贝尔斯登股票。这个时候，艾伦·格林斯潘到了，并且开始讲话，几乎没有人注意听他在说什么。听众走了。到星期一，贝尔斯登也走了，以每股2美元的价格卖给了J·P·摩根。
投行业的黑暗面 危机大爆发
危机大爆发
早上6点40分，从麦迪逊大街和47街东北角的那个地下通道出口涌出的人流能告诉你很多事情，当然前提是你要会观察。比如，在那个时间出现在那个地方的人，很可能在华尔街工作。从佩恩站周围的那些出口钻出来的人，就不太容易猜了，文森特·丹尼尔的火车就在同一个时刻到达这里。“文尼的早班火车上只有55％的金融界人士，因为这个出口出来的主要是建筑工人，”丹尼·摩西说，“我的是95％。”对于那些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眼睛来说，从康涅狄格郊区赶到纽约市中心的这些人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这群人里，丹尼注意到了很多细小而重要的区别。如果拿着黑莓手机，他们或许是做对冲基金的，正在查他们在亚洲市场的损益。如果他们在火车上睡着了，那很可能是属于销售部门的——经纪人，他们在这次游戏中毫发无损。提着手提箱或者大包的人应该不是做销售方面的工作，因为背着大包的唯一理由就是带着大量研究资料，而经纪人不会阅读他们自己的报告——至少不会在他们的业余时间读。带着一份《纽约时报》的人或许是名律师，或者是办公室的后勤人员，也有可能是在金融市场工作，但没有真正身陷市场的人。
他们身上的衣服也会告诉你很多事情。那些管理着资金的人穿得就像要去观看扬基队的比赛。他们的金融绩效就是他们的一切，所以，如果他们穿得太好，可能会引起怀疑。如果你看到某个属于买方的家伙穿着正装，那通常意味着他遇到了麻烦，或者他要如约去见某个给他钱的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除此之外，很难从穿着上看出一个买方人士更多的东西。另一方面，卖方也会穿戴着他们的业务名片：身穿运动服和卡其裤的，是一个在二流企业做经纪人的家伙；身穿价值3000美元的正装，而且头发一尘不染的，是一名投资银行家，在J·P·摩根或者类似的其他公司工作。丹尼还可以通过他们在火车上坐的位置大致猜出他们工作的地方。高盛、德意志银行和美林的人通常侧身对着车的前方——尽管当丹尼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高盛的人其实已经很少乘火车了，他们都有自己的私人auto。ifeng。/
汽车。像他这样的对冲基金经理在上城区工作，所以在中央车站下车，向北走，那里的出租汽车随处可见，就像鱼塘里的虹鳟鱼争食玉米粒。雷曼和贝尔斯登的人通常都走向与他同样的出口，但是他们已经结束了。这也是2008年9月18日早上6点40分在47街和麦迪逊大街东北角的人流比2007年9月18日小的一个原因。
丹尼注意到了他的那些货币金融业同事的很多细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的工作。观察那些细节。艾斯曼是一个有大局观的人。文尼是分析师。丹尼作为首席交易员，是他们在市场上的眼睛和耳朵。他们寻找那些从来没有广播过或者发表过的信息的来源：传言，卖方经纪人的行为，屏幕上的图案。他的工作是要随时把握细节，对数字反应要快——避免被欺骗。
为了这样的目的，他的桌子上摆放着5台电脑显示器。一台滚动着新闻，一台显示着他们的投资组合内部的实时变化，另外三台滚动着丹尼与几十名华尔街经纪人和投资人的对话。他的电子邮箱一个月能收到33000封邮件。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这些关于金融市场的琐碎信息可能令人无所适从。但对于他来说，只要他不真的需要它们变得有意义，它们就都具有自己的意义。丹尼是一个从微观上关注具体事务的人。
然而，到2008年9月18日，星期四，宏观局势已经变得非常不稳定，这些微观的具体事务也开始变得不连贯起来。星期一，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美林宣布在次级债券支撑的担保债务权证产品上亏损552亿美元，并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股票市场的跌幅超过了世界贸易中心遭到袭击后第一个交易日的水平。星期二，美联储宣布向美国国际集团提供850亿美元，以清偿美国国际集团因为向华尔街银行出售次级信用违约掉期产品而造成的亏损——其中最大的一笔是美国国际集团欠高盛的139亿美元。如果加上美国国际集团已经以担保形式支付给高盛的84亿美元，高盛实际上已经把超过200亿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债券风险转移给了美国国际集团，这些最后或多或少都由美国的纳税人买了单。光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让所有人去考虑这个东西还有多少摆在那里，是谁在持有。
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竭尽所能安抚投资人，但是到星期三，没有谁表现出镇静下来的样子。美国最古老的货币市场基金ReservePrimaryFund宣布，它在给雷曼兄弟的短期贷款上出现了巨大的亏损，投资人不可能拿回他们所有的钱，而且赎回被冻结了。货币市场不是现金——他们支付利息，因而承担着风险，但是，直到这个时候，人们还把它们看成是现金。你甚至不能相信你的现金。在全球范围内，企业开始把他们的资金撤出货币市场基金，短期利率出现巨幅波动，而在此之前，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449点，到达4年以来的最低点，而大部分市场变动的新闻不再来自私营部门，而是来自官方。星期四上午6点50分，当丹尼到达的时候，他听说英国的金融监管当局正在考虑禁止卖空，这个决定将会把对冲基金行业赶出交易领域，但是这种做法根本不能解释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整个世界正在以一种我在职业生涯中闻所未闻的方式爆发。”丹尼说。
前点合伙公司为这一时刻进行了堪称完美的布局。根据他们与投资者达成的协议，他们的基金可以以25％的净值做空或者以50％的净值做多股票市场，而总的头寸不得超过200％。比如，对于他们所拥有的每1亿美元的投资，他们可以净做空2500万美元，或者净做多5000万美元——而他们所有的赌注合并后不得超过2亿美元。在协议中没有任何有关信用违约掉期产品的内容，但是那已经不重要了。（“我们从来没有说明怎么把它加进来。”艾斯曼说。）他们在两个月前的7月初，已经把手里最后的合约卖给了格雷格·李普曼。他们现在已经是纯粹的专业股票市场投资人了。
在那一刻，他们几乎用尽了允许他们做空的全部额度，而且他们所有的赌注都是针对银行，即那些崩溃得最快的企业。市场开市的那一分钟，他们的赢利就高达1000万美元。空头在下跌，而多头——主要是那些被从次级债市场挤出来的规模较小的银行——跌幅小一点。丹尼应该感到高兴：他们曾经认为应该发生的所有事情现在都发生了。然而，他却高兴不起来，他很焦虑。10点30分，交易开始后的一个小时内，所有金融股都呈自由落体状，根本不分青红皂白。“所有信息都汇集到了我这里，”他说，“按理说我应该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信息，但是价格变动得如此之快，我根本无法处理。我感觉那就像个黑洞，万丈深渊。”
自从允许雷曼兄弟破产以来，已经过了4天，而且，崩盘最严重的后果现在已经能够感觉到了。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股票一泄如注，而且显然，除了美国政府，谁也救不了它们。“这种情况这像一场大地震过后，”他说，“然后，没过多久，海啸又来了。”丹尼的交易是人对人进行的，但是这次的感觉更像是人对自然：合成担保债务权证产品成了合成的自然灾难。“通常情况下，你觉得你有能力控制你周围边的环境，”丹尼说，“你干得不错，因为你知道正在发生什么。现在，我知道什么或者不知道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感觉早就被扔到窗子外面了。”
前点合伙公司拥有大约70种不同的赌注，压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股票市场上，全部都是针对金融机构的。丹尼试图保持对所有这些赌注的控制，但是做不到。他们持有KeyBank的股票，而且卖空美国银行的股票，这两种做法都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采取过的。“市场上没有任何买单，”丹尼说，“根本就没有市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有一个比我们的投资组合更大的问题存在。跟基本面没有任何关系。股票只是随着人们的情绪和对政府行动的猜测上下波动。”萦绕在他心头的担忧是摩根士丹利可能会破产。他们的基金为摩根士丹利所有。他们几乎跟摩根士丹利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做法和感觉没有任何一点像摩根士丹利的员工——艾斯曼经常说的话就是他是多么希望能够做空摩根士丹利的股票。他们的做法和感觉完全像是管理着自己基金的经理人。然而，如果摩根士丹利破产，它在他们的基金中所占有的股份将会作为破产程序中的清算资产。“我在想，我们已经获得了整个世界，而我们为它卖命的公司却要破产？”
随后，丹尼意识到了某种严重的问题——跟他自己有关。在早上快到11点的时候，黑色的波纹线出现在他的双眼与电脑屏幕之间，屏幕好像在前后摇晃。“我感觉到头上的刺痛，”他说，“我不是头痛。我想我可能是得了血管瘤。”现在，他开始注意他的心脏——他往下看，而且确实看到了心脏的跳动正击打着他的胸膛。“我整个早上都在试图控制的这些能量和所有这些信息，”他说，“而我自己却失控了。”
这种情形以前只出现过一次。2001年9月11日，早上8点46分，他正坐在他那位于世界贸易中心顶楼的办公桌旁。“你知道，当你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