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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常州之后，他的病还是缠绵不愈。一直没有胃口，一个月光景，始终倒在床上。他预感大去之期已不远。在家人侍奉之下，好友钱世雄几乎每隔一天就去看他。他在南方时，钱世雄不断写信捎药物给他。每逢苏东坡觉得稍好一些，他就让儿子过写个便条去请钱世雄来闲谈。一天，钱世雄到时，发现苏东坡已不能坐起来。
苏东坡说：“我得由南方迢迢万里，生还中土，十分高兴。心里难过的是，归来之后，始终没看见子由。在雷州海边分手后，就一直没得再见一面。”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在海外，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解，我想以此三本书托付你。把稿本妥为收藏，不要让人看到。三十年之后，会很受人重视。”
然后想打开箱子，但是找不到锁匙。钱世雄安慰他说，他的病会好，一时不用急。在那一个月里，钱世雄常去探望。苏东坡最初与最后的喜悦，都是在写作上。他把在南方所写的诗文拿给钱世雄看时，两目炯炯有神，似乎忘了一切。有几天，他还能写些小文札记题跋等，其中一篇是《桂酒颂》，他把这一篇送给钱世雄，知道他的好友会细心珍藏的。
七月十五，他的病况恶化。夜里发高烧，第二天早晨牙根出血，觉得身体特别软弱。他分析症状，相信他的病是来自“热毒”，即一般所谓传染病。他相信只有让病毒力尽自消，别无办法，用各种药进去干涉是没用的。他拒绝吃饭，只喝人参、麦门冬、获菩熬成的浓汤，感觉到口渴，就饮下少许。他写信给钱世雄说：“庄生闻在有天下，未闻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钱世雄给苏东坡几种据说颇有奇效的药，但是苏东坡拒不肯服。
七月十八，苏东坡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他告诉他们不用担心，嘱咐他们说：子由要给他写墓志铭，他要与妻子合葬在子由家附近的嵩山山麓。几天之后，他似乎有点起色，教两个小儿子扶他由床上坐起，扶着走了几步。但是觉得不能久坐。
七月二十五日，康复已然绝望，他在杭州期间的老友之一维琳方丈，前来探望，一直陪伴着他。虽然苏东坡不能坐起来，他愿让方丈在他屋里，以便说话。二十六日，他写了最后一首诗。方丈一直和他谈论今生与来生，劝他念几首谒语。苏东坡笑了笑，他曾读过高僧传，知道他们都已死了。
他说：“鸠摩罗什呢？他也死了，是不是？”鸠摩罗什为印度高僧，在汉末来中国，独力将印度佛经三百卷左右译成中文。一般人相信他是奠定大乘佛法的高僧，中国和日本的佛法即属于此一派。鸠摩罗什行将去世之时，有几个由天竺同来的僧友，正在替他念梵文咒语。纵然这样念，但是鸠摩罗什病况转恶，不久死去。苏东坡在二十四史中的《后秦书》中，读过他的传，还依然记得。
七月二十八日，他迅速衰弱下去，呼吸已觉气短。根据风俗，家人要在他鼻尖上放一块棉花，好容易看他的呼吸。这时全家都在屋里。方丈走得靠他很近，向他耳朵里说：“现在，要想来生！”
苏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钱世雄这时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现在，你最好还是要做如是想。”苏东坡最后的话是：“勉强想就错了。”这是他的道教道理。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
儿子迈走上前去请示遗教，但是一言未发，苏东坡便去了。享年＊＊岁。半月之前，他曾写给维琳方丈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只道者。”
由一般世俗的看法衡量，苏东坡毕生坎坷多好。有一次，孔子的弟子问伯夷叔齐二大先贤，他二人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弟子问孔夫子，“这些大贤人临死之时，有无怨恨？”孔夫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面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在读《苏东坡传》时，我们一直在追随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生活，这种思想与心灵，不过在这个人间世上偶然呈形，昙花一现而已。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