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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宗元佑元年（一0 八六），苏东坡总算把青苗贷款法完全废止。年初，四月里，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对于这种政治措施勉强改革了一些，常平仓稳定粮价办法予以恢复，而青苗贷款仍然贷于人民，只是款额则以仓谷价值的半数为限。朝廷的如此改革，原出好意。这样，禁止了官吏像以前那样进入农村，召集开会，把官款分配给农民，也禁止小吏按家去催逼捐献。在苏东坡看来，此种不彻底的措施，还难令人满意，其流弊也不减于过去。在八月初四，他又给皇帝上表，第一请求将青苗法完全废止，第二请求将赤贫百姓之欠债，包括本金利息在内，一律宽免。他又将四月份之改革措施比如偷鸡贼，此贼自称将改过向善，以后每月只限于偷鸡一只，这是引用《孟子》上的典故。他的表文里说：“臣伏见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贫，刑日益烦，盗日益炽……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娼优，或关于卖酒牌子。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亲见而为流涕者也。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售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苏东坡问，为什么皇帝竟会降尊纤贵借钱与百姓而求利息呢？他建议朝廷下令所有欠官债者分十期归还，以半年为一期，甚至盼望皇帝念及债务人已付过不少利息，慈悲为怀，凡四等以下贫民的债务，全予豁免。下个月，青苗贷款法才全予废除，但赤贫者之债务宽免之议，直到六年后，经苏东坡力请，朝廷方予接受。
苏东坡又单枪匹马，只身独自向朝廷之腐败无能进军。他想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吏治。朝廷官吏皆来自科举，但是科举制度业已废弛。他有四五次身为主考官，都特别留心为国家选拔真才，有时把别的考官所弃而不取的考卷又找回重阅录取。有一次，考生在御林军例行监视之下进行考试，御林军的傲慢粗野，真使他吃惊。军士对考生呼喊，如对一群新兵。有几个考生被发现挟带作弊而驱出大殿，警卫军士大声喊叫，声势逼人。当时混乱不堪，军士之恢复秩序，犹如平定暴乱。军士的蛮横无礼，是对士子斯文的侮辱。苏东坡立刻连上二表，将两个军士斥退。
当时最使朝廷感到困扰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皆然，就是冗吏充斥。读书人太多，而朝廷可给的官位太少。这是中国多年的积弊，人竟认为一个优秀的读书人必然要“学而优则仕”。这个想法如果现在还不改，全国教育普及则国家将亡。我们有多少官位供给四万万五千万人呢？倘若考试制度认真执行，而选人唯才，则合格的考生必然为数有限，而选取的人才的素质也会提高。但是在苏东坡时代，引用亲族之风已经盛行。有好多外省来京的考生，由朋友亲戚的推荐，不用在京参加考试，便可以获得官职。每次考试若选三四百人，总有八九百人不经过考试的。礼部就可以推荐免试生二三百人，其他还有由兵部和皇家关系推荐的。在春季祭天大典之时，很多读书人由皇上特恩免考，苏东坡说：“一官之阈，率四五人守之。争夺纷坛，廉耻丧尽。中才小官，阈远食贫，到官之后，求取鱼利！靡所不为，而民病矣。”他又说：“臣等伙见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县，例皆垂老，别无进望，惟务黯货以为归计。贪冒不职，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苏东坡提议废除此等免试办法，严格限制高官巨卿之子女亲戚，以及皇家所推荐之人。苏东坡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官吏之怠惰低能蒙混朝廷的情形，奏知太后。为这种情形，他向太后密奏多次。在几件大事的表章后，他又附有再启，请太后阅后自己保存，勿转交与中书省。
比如说，西北番族人寇，几乎有中国农民一万人惨遭屠杀，当地驻军官长企图隐瞒朝廷。甚至消息传至京师之时，朝廷派一专使前往当地调查。此一专使，本着中国由来已久的“官官相护”的积习，向朝廷报告只有十个农民被杀。而特使更把灾情大事化小，先为当地驻军首长请求赦罪，然后再缓缓进行调查。两年之后，竟而毫无动静。被杀的村民，朝廷应予抚恤，结果也一无所得。在苏东坡上皇太后表中，他指出如此忽视民情，势难收揽民心。
“官官相护”之恶习必终致“官民对立”。另外，还有广东守将童政的案件。童政剿平盗匪无功，竟尔在收复的城市里屠杀数千百姓。但是别的同僚对朝廷的报告中竟说他保卫城池有功，把他说成平贼的英雄。还有温果杀害百姓十九人，仅仅记一小过，便算了事。另外有一个小军官，打算报称杀贼立功，竟闯入民家，在青天白日之下杀害妇女五六人，带着砍下的人头回去，说是斩杀贼匪的人头。这件事实在惨无人道，遮掩不了，在朝廷派人调查时，那个军官辩称，在交战之时，他不能看清是男是女，因而误杀。这些都是当时的虐政。苏东坡对这些事，实在不能默尔而息。
最重要的案子，惹得众怨沸腾的，就是周撞一案。对这件案子，苏东坡实在无法克制自己了。王安石的余党暂时失势，现在都在偏远的外地为官，竟想卷土重来。那些魁首如吕惠卿、李定、蔡确等人已遭罢黜，但是他们的好多朋友还都在京为官。为了试探朝廷对他们的态度，他们找了一个默默无名的书院教师周穗试上一表，表中提请将王安石的灵牌安置在太庙中神宗皇帝的神牌之下，好能共享祭祖。如果太后准其所请，那些阴谋小人就可以看做是个分明的信号，他们又可以出来公开活动了。苏东坡看出他们如此试探的企图，立即对这些唯功名利禄是求的投机分子大施挞伐。他举出他们十六个人的名字，责骂他们是“机虱”、“蝇蛆”、“佞奸小人”、“国之巨蠢”。这一次他对王安石不再婉转其词，而几乎公然以诈伪骗子称之。他向皇太后说，如果富弼、韩琦、司马光有一人尚在，这些鼠辈决不敢露面。他说，如果对这些阴谋小人不予以当头棒喝，则“惠卿、蔡确之流何忧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愁不复哉！”据他自己观察，他深信此种情形必会出现。实际上，他已萌去朝之志，他说君子如膨凤，难求而不易留养；小人则“易进如蛆蝇，腥膻所在，瞬息千万。”其理至明，人若不愿与蝇蛆为伍，只有远避。
在两年之中，苏东坡以其强烈的名士本色，坦直无畏的言论，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包括朔党、洛党的人物。当然他也成了王安石余党的眼中钉、肉中刺！苏东坡不去，此等人不能再起。
看一看那些弹劾表章，倒也有趣。大概最为有趣的是苏东坡起草任用吕大防的圣旨。吕大防为王安石的政敌，此次也是受命担任要职。圣旨上赞美吕大防勇于任事，屹立不移，又说在王安石时百姓饱受压迫，人心消沉，王即去位，“民亦劳止，汇可小休。”这句话是引自诗经，人人可用，但系讽刺暴君之作。御史看到，眼睛亮起来，说苏东坡将神宗比周厉王，意在毁谤。御史们气得股战心摧，他们忠爱的先王竟为人所毁谤！
关于苏东坡的诗，还有一件有趣的事。那是在他自南回京之前，听说朝廷已经允许他定居在常州，正在心情愉快之时。他经过扬州，在一个寺庙的墙壁上写了三首诗。三首诗若一齐看，主题为何，不会误解。其大意是他在寻找安居之地徒然无功之后，欣闻得以退休林泉以度晚年。其中第三首是：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赶巧这首诗正写在五月一日，而神宗是驾崩于三月五日，五十六天以前。由诗上看，诗人在歌颂自己的欢乐，但是，可是在国丧之间啊！他为什么高兴？“闻好语”，什么好语？显然不是什么别的事，显然是神宗驾崩的消息！多么忘恩负义的臣子！这大概是这个时期弹劾苏东坡最严重的理由，当然是很严重的控告。我想从文意上看，“好语”即是指那年丰收有望。但是苏子由为他兄长想出一个更好的辩护语。在哲宗元佑六年（一0 九一），子由为此事做证时，他说苏东坡那年三月在南都，那时一定已经听到神宗驾崩的消息，决不能五十六天之后才在扬州听见。他告诉皇太后说，“好语”指的是在苏东坡下山时，听到农人谈到英明的幼主登基，十分欢喜。这个说法明确有力。子由做证完毕，从御前退出，让别的官员去争论到底吧。
苏东坡觉得皇太后所收到弹劾他的本章，一定比他知道的还要多，而皇太后始终是搁起来不理。他曾请求将那些本章公开，以便给他机会申辩澄清，但是皇太后不答应。苏东坡知道他的政敌是决心要推倒他，甚至他草拟惩处奸佞小人吕惠卿的圣旨时，他的政敌都认为文字里含有毁谤先王的话。他真是厌倦于驱赶那些苍蝇臭虫了。不但是苏东坡自己，连他的朋友秦观、黄庭坚、王巩、孙觉都成了被批评的目标，或直接受到弹劾，或遭到政敌以阴险卑鄙的方式抽辱污蔑。这种用阴险的谣言中伤，使人没有自卫的余地。苏东坡自己觉得仿佛正走在群蛇滋生的阴潮的山谷，他决心要逃出去。
在哲宗元祛元年（一0 八六）十二月，敌人第一次向他发动攻击时，他就想辞职，在次年，他不断请求摆脱官位。他写的信里有两封包括他的自传资料，历叙他的官场经历，还有他因倔强任性而遭遇的很多烦恼麻烦。在元柏三年十月十七日他的一道表章里，他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事君之时，当以事国为先，欲事其国，则必保其身。”两年之内，他“四遭毁谤”，由他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