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缧脑嗤Ｌ�1分钟以内，则10人中会有9人可复苏。如不进行心脏按摩，患者就会死亡。呼吸停止的孩子，如在人工呼吸过程中哭出来，则说明恢复了自主呼吸。
（15）被虫蛰咬
6个月内的婴儿被蜂蛰伤时，应及早带孩子去医院请医生诊治。大一些的孩子被蜂蛰了，应仔细观察被蛰的部位，如蜂针还留在体内应立即拔掉，涂上含有肾上腺皮质激素的软膏。如被蜈蚣、臭虫、蚊子等叮咬后，也可涂抹同样的药物。
（16）烧烫伤
如果烧烫伤面积达到体表面积的1/10以上，就必须去急救医院。头、一侧的胳膊、一侧的脚、腹及背部的一半以上就可看作是体表面积的1/10。在救护车
到来之前，要持续用自来水冲洗。也可以在穿着衬衣的条件下进行j如是被强酸或强碱灼伤时，应立即用剪刀剪掉衣物，然后用干净的床单盖上。在用救护车运送时，应用毛毯把孩子裹上。
对于因热水、火、热金属、强酸、强碱造成的烧烫伤，即使未达到体表面积的1/10，也不应在家里治疗。在看医生前应用自来水冲洗30分钟，不要用手碰受伤的部位。
触碰了点着的香烟、电熨斗、装着开水的容器，或者在炸食物时溅上了油而引起了烫伤，这时，如果仅是皮肤发红，可不去管它。以前人们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涂抹点什么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能导致烫伤的热度，是不会附着细菌的。一旦发生烫伤，就应立即在水龙头下持续冲洗30分钟。
如出现水疱，绝对不要把它弄破，要用消毒敷料覆盖，再用橡皮膏包扎好。没形成水疱时，则不要用敷料覆盖。
后记
本书力求站在孩子的立场上考虑育儿问题。孩子的成长是个自然的生理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与风土有着密切关系的民族，在长期的生活中，经过实践不断修正错误，逐步适应了自然规律。适合于日本民族的育儿方法，就建立在日本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基础上。
此外，文明时而缓慢时而急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战后的日本如同是“第二次维新”，改变了日本民族的生活方式，这大大加速了孩子们的成长。
另一方面，这种“第二次维新”也改变了日本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家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夫妻意志营造的核心家庭。与战前相比，妻子自由多了。但这种自由必然也付出了它的代价，妻子失去了从婆婆那里学习传统的风俗式的育儿方法的机会。刚刚成为母亲的妻子，虽然没有任何育儿经验，也必须面对孩子，并承担起做母亲的责任，这是日本民族未曾有过的经历。
母亲们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备感困惑，而育儿指导工作者，却很少给予他们以帮助。这些育儿指导工作者们，在这种现代化的进程中也都自生自灭了。
任何国家都是一样，育儿的指导由医生掌握着主动权，而他们总是在育儿失败时才粉墨登场。写育儿书的是医生。然而，在对母亲们起着决定作用的医生的头脑中，还残留着明治维新时代的烙印。
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残存着文明是从西方传入的、是天皇用以启蒙百姓的工具这种思想，这是因为培养医生的医科大学与明治的官僚政府息息相关，就像日本虽然已进入了“第二次维新”，而日本政府还不能从德国式官僚制度中摆脱出来一样，日本的医生们也还以其学阀的形式残留着官僚思想。
战后，培养日本医师的大学，因为不能像以前那样从官僚政府那里获得财力支持，其研究经费不得不仰仗药品厂商及乳制品公司的赞助，这就大大降低了医生们的地位。为了卖商品而无视孩子自然成长的各种企图，压抑了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的批评。如果说明治、大正的育儿指导是号召人们顺应天皇期待的那种秩序的话，现在的育儿指导则是号召人们与药品厂家、乳制品公司“共存共荣”。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保健所发给母亲们的、由厂家署名的宣传手册上。
把外国的也就是美国的文明从上到下地灌输给母亲，这种明治时期的做法在今天的育儿指导中也还继续存在着。这本书，我以为在内容方面维护了民族的个性，在做法上也从某些方面抵抗了外来的强势。如果把立场放在孩子一边，就必须靠向与孩子最贴近的母亲。为了尊重孩子的自然成长，必须尽可能地缩小对母亲指导的不自然情况。所谓不自然，就是强行推销不必要商品的广告，就是对孩子进行不必要的注射“治疗”。
如果从孩子的立场、母亲的立场来考虑育儿，作为日本的母亲们经历了几千年才创造出来的传统的日本式育儿方法，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还必须重新认识。虽说是传统，但不必维护。作为日本人，只要被这种风俗所束缚，在现在的文化水
平摆脱不了的风俗，就不能无视并顺应这种受了扭曲的日本式育儿。夫妇和孩子分别睡在不同房间里，这种适合于美国中产阶级的育儿方法与即便是在钢筋水泥建筑里母子也得睡在同一房间的日本式育儿方法，是有所不同的。
抱着不是从医生角度而是从病人角度考虑治疗的这种态度，30年前，我从大学走出来，到了结核预防健康顾问所，这对我的成长影响极深。当时给我的研究以方向性指导的平井毓太郎先生，曾一直主张不能用注射折磨孩子，这使我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作为战后20年社区儿科医师的我，每天的生活把我和孩子的母亲们的距离拉得更近了。在那里，我了解到了从上一代分居出来、孤立无援却又必须养育婴儿的母亲们将要面对些什么样的问题。我看到了很多敏锐的母亲，对生长极快的婴儿，试验迄今为止育儿书上从未记载的新营养法，并获得了成功。因为他们尊重了孩子的自然成长。但并不是所有的母亲都能这样。有些母亲无视孩子的个性，强加给孩子死板的育儿方法，使得孩子非常痛苦，为了减少孩子的这种痛苦，站在孩子的立场上批判这种育儿方式，我曾写了《我是婴儿》、《我两岁》（都是岩波新书）两部书。
从1963年起，对民族文化中风土人情的兴趣强烈起来，因为我要重新认识作为日本风俗的育儿方法，所以积极地在每日新闻上连载《日本式育儿法》（后作为讲谈社现代新书出版）。在其准备期间，我读了创造日本江户时代育儿学的香月牛山先生的《小儿必用养育草》。另外，我奔走于近畿各地，采访了作为民俗的育儿方法。在这本书中，之所以包含了“旧式”育儿之处，就是因为看到了这种“旧式”的育儿方法，培养了结实的孩子和情绪稳定的母亲。
因为在岩波新书出书和在报纸上连载，提高了我的“知名度”，常常有从医院里“逃脱”出的患者来访问我，我听到了来自病人的对现代医学的批评。这些批评，从医生的角度看是对研究的热心，但从病人的角度讲则是对病人的痛苦的漠视。
现在的医疗体制是国家的援助少，而更多的是依赖病人来负担，尽管医生和护士们都很尽职，但还是使医院的经营很困难，使病人的住院生活不自由，把治疗搞得不科学。每个人所患的疾病是否都需要住院治疗呢？从病人方面看是个很大的问题。既然站在母亲的立场上，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从医生来看，当然病人住院可以万事方便了，但那是医生的立场。患病的孩子也有他们的立场。病人、医生、护士必须携手并肩，重新改变这种不完善的医疗制度。我想，直到它实现为止，都应该站在孩子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于是在“孩子的疾病”栏里写进了这些想法。
当然，这本书不能成为医生的代用品，生了病看医生是理所当然的。遗憾的是医生太忙了，不能向母亲们详细解说。我的愿望是支援来看病的母亲。大多数医生和母亲的立场是一致的。但是从经营角度出发无视孩子立场的人，也许感到与这本书的宗旨相抵触。有人说，批评医生降低了医生的信誉。但是，并不因为医生是医生就是可信的，相信哪个医生、不相信哪个医生是病人的选择。在自由世界里，只有医生可以免除自由竞争这件事，未免奇怪。我不想再看到使医师忘记了自由竞争、把病人当愚民对待的官僚式保险制度延续下去。就像公正的法官不怕人民的眼睛一样，公正的医生也不该让忧虑孩子的母亲们唠唠叨叨。就像裁
判不应惩罚无罪的人一样，治疗也不应以不必要的注射折磨孩子。
这本书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列举了集体保育问题。怎样才能把孩子养育得健康，这一研究课题不属于儿科，使我懂得这一点的是列宁格勒小儿研究所附属保育园和第7届全苏小儿科学会。
1957年我被邀请到了苏联，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机。苏联的医生告诉我，为了科学地认识孩子健康的成长，只靠累积给孩子看病的诊疗量是不够的，必须直接深入到孩子健康的成长之中，做大量的观察比较。
从那以后，我加入了关西保育问题研究会这个民间的研究团体，接触了保育园和幼儿园工作的人们。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学到了很多有关集体保育的知识。其中的一部分，在《我的幼儿教育论》岩（波新书）中公开发表了。在那本书里，涉及了做具体保育工作的保育人员所关心的问题。告诉我问题实质之所在的当然是保育问题研究会的人们。
在这本书中的“集体保育”栏，写了保育应改变为如此这般等一些愿望，从现在的保育园条件来看，恐怕会认为那是理想论。但是我相信，与其适应现实的贫穷条件养育孩子，不如面对理想、改革现实对孩子来说更好。站在孩子的立场考虑育儿，只有这样。比起30个孩子由1个保育员管理，不如15个孩子分别由两个保育员管理更好。这难道是过高的奢望吗？这和发射人造卫星相比是多么朴素的理想啊。
为了实现这一朴素的理想，希望能够进一步改善保育工作者的劳动条件。日本的宪法，保障对劳动者进行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