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痶 follow．Can you say again what you mean？（对不起，我没跟上， 可以再说一遍你的意思吗？）”
在到橡树岭圣玛丽学校的第一年，修女老师们 也对我十分照顾。校长玛丽·大卫修女（Sister Mary David）甚至牺牲自己的午饭时间帮我一对一地补习 英文，她复印了小学一年级的课文，每天拿来给我
念。我还清晰地记得，她教我的第一篇课文是：
I have a dog named Spot（ 我有一 条叫小 花的
狗）
See Spot walk（ 看小花走） See Spot run（ 看小花跑）
从这样简单的课文起步，我们坚持了一年。在
这一年里，我的英文水平迅速提高。学校里所有的 老师还允许我享受“开卷考试”的特殊待遇，她们 让我把试卷带回家，并且告诉我，
“题目里不认识的单词，你就查字典吧，但是 你不能看书找答案噢。”
我每次回到家都严格按照老师说的做，题目里 不认识的单词就去查字典，但是从来没有去翻书找 过答案。因为，我觉得这是老师给我的最大信任， 我不能辜负这份信任。
通过种种渠道的学习，我的英文终于逐渐接近 同龄人的水平了。一年以后，我完全可以听瞳老师
讲的话了，英文会话也没有问题了。我想，这和我
年龄小，容易接受新的语言不无关系，但也和我大 胆地使用，不怕出丑有关。后来我也发现，那些 l2 岁以前到美国的孩子，往往都能学会没有口音的英
语。
到了暑假，我和妈妈经常去三姐在亚特兰大的 家里玩，而她
们也经常给我 布置很多背单 词的功课。到 了初中三年级， 也就是到美国 两年之后，我 写的作文《漠
视——新世纪 美国最大的敌 人》居然获得 了田纳西州的 前十名。这对
于我的英文水平，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肯定。
州际作文比赛都是订一个笼统的题目，然后让 写作者在这个范围内写一篇文章。当时美国即将进 入建国以来的第三个世纪，因此，当年州际作文比 赛的题目是——《美国第三世纪最大的挑战》，当时， 很多参赛者将挑战定义为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等。 而我另辟蹊径，将挑战定义在了精神层面，那就是
——漠视。
我在文章里写道：
美国的成 功是来 自美国人 对自由 和快乐 的追 寻。但是 ，随着 越战和其 他社会 问题的 出现， 许多 美国人不 再通过 参与来实 现价值 观，他们不 再积极 、 漠视精神 、放弃 理想。他 们失去 了那种 让美国 伟大 的积极精 神。许 多美国人 越来越 冷漠， 抽烟酗 酒、 吸食毒品 ，没 有目标 。人们 在心理 上什么 都不在 乎。 以前，人 们说美 国人只关 心自己 ，现在 ，美国 人甚 至连自己 也不再 关心，这 是最大 的问题 。这种 价值 观的潜移 默化的 变化，会 使得人 类一切 进步的 因素
得以减弱 ，甚至 倒退。因 此，当 今美国 社会面 临的
最大的挑 战，不 是别的， 而是我 们如何 改变人 与人 之间的漠 视。
作文比赛的名次一公布，整个学校就轰动了 人们不敢相信，这个中国台湾的男孩，来美国不过 两年，居然就在英文方面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但是，这并非故事的结尾。州作文比赛的传统 是评选出前十名优胜者，这十名优胜者还要通过一 轮答辩决出第一名，谁的问题回答得好，谁就能取 得最终的胜利。
当时，答辩在距橡树岭四个小时车程的另一个 小镇举行。那个周末，嫂嫂驱车几百公里把我送到 了答辩地点。在答辩的过程中，戴着厚厚眼镜的女 老师温和地问我，“如果你认为美国人当中缺乏热情， 存在漠 视的情 况， 那么 你如何 看待 拉尔夫· 纳德 （Ralph Nader）的观点呢？”
“What？Who is Ralph Nader？（什么？谁是拉尔
夫·纳德？）”我被这个问题问得措手不及，脑子一
片空白。我眼神里流露出的惊讶被老师捕捉到了，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失去了得到州际作文比赛 第一名的机会。
回到橡树岭，我对这个让我与“第一”失之交 臂的神秘人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赶紧去学校的图 书馆寻找答案。我得知，纳德是一个著名的消费者 权益保护倡导者，促成了一系列法案的产生。他一 生都在与人们的漠视作斗争，他的行为与抗议漠视 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件事情给了我很深刻的启示，尽管纳德在美 国算不上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他确实和我的 作文有着紧密的联系。我终于理解了，对于一种语 言文化的掌握，远远不只是会说当地的语言，了解 当地的风俗，更要对这种文化的历史和这个国家的 制度有深刻的了解。另外，在写作方面，不仅仅要 靠犀利的观点、华丽的语言，还需要充足的论据， 而这都需要倾注大量的心血和多年的积累。
有了这次印象深刻的答辩，在学习语言的时候， 我也更加关注新闻事件背后的意义，我知道，只有
多读书，多查阅资料，多了解历史，才能真正深入
一种文化的内核。我徜徉在语言的汪洋大海里，乐
此不疲。
在努力攻克英文的同时，我也没有忘记对中文 的持续学习。妈妈每年来陪我住 6 个月，这期间， 我们自然是用汉语交流，另外 6 个月，她要求我每 星期给她写一封家信，而且必须用中文写，这样我 就不会忘记中文。而妈妈每次在给我回信的同时， 都会把我的信寄回来，她会认真地修改，标出错别 字和用词不当的地方，就跟批改作文一样。我几乎 每天都在用中文写作，这样的习惯，让我没有像很 多小留学生一样，习惯了新的语言，却渐渐丢掉了 自己的母语。
我没有忘记中文，还要归功于大哥大嫂家成套 的金庸小说和琼瑶小说，那个时候，中文小说是我 放松神经的一种方式，在哥哥嫂嫂家里住了 6 年， 我居然把金庸和琼瑶的每一本书都读了，金庸的小 说还读了整整 5 遍。
当时回台湾度暑假，我从来都不好意思主动说
我读过全套的琼瑶小说，倒是经常跟外甥们比赛谁
读金庸小说读得多，人物记得牢。他们后来都不和 我比了，因为比不过我，就算某个人不自量力非要 同我较量，也总是被人拉住好心地劝阻：“别，他真 的谁都知道”
东西 方 教育 的 差异
圣玛丽学校将近两年的生活可谓波澜不惊，但 也有一些小插曲。
由于橡树岭有著名的原子弹实验室，也有大片 大片的农田，因此，圣玛丽学校既有科学家的孩子， 也有朴实无华的农民的孩子。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很多人对中国谈不上 什么了解。在橡树岭这样的小镇上，人们对中国的 了解更是片面，他们甚至常会把 Taiwan（台湾）和 Thailand（泰国）弄错。因此，长着一幅中国人面孔 的我，在美国人眼里，还是非常稀奇的。偶尔有知
道中国的人，也在美国一片“反华”的氛围中，对
中国充满了敌意和误解。
有一天，我和同学们正在上体育课，忽然有一 名原子弹专家的孩子跳出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 是中国人，中国人都不好，中国人很落后的，是东
亚病夫”我的脸涨得通红，周围也聚集了很多同学， 这时，一个农民的孩子站了出来，挡在了我的面前，
“你怎么能这样说开复，你凭什么这样说？”两个人 居然在大家面前扭打了起来。
当时，李小龙的电影红遍世界，中国功夫在美 国也十分有名，情急之下，我对那个骂人的男孩大 叫，“你别打了，我会中国功夫”这时老师也匆匆赶来，而那个 男孩，从地上爬起来，跑掉了。
我站在原地，久久没有离去。这是我第一次感 受到，一些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我下定决心， 无论哪一个方面，我都要做到最好，永远也不要别 人再看不起中国。
在学校里，我感受到的是完全美国化的教育，
这里的教育宽松、自由，充满了鼓励和赞扬，和台
湾式教育的死板、压抑相比，这里显然让我觉得学 习更为轻松、快乐。
在台湾，我们要在课堂上将双手背后坐得笔直， 要在操场里听没有意义的校领导训话，每天早上醒 来，我们想到的是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以及严 格的考试。另外我们每天几乎都要背书，它在让人 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 抑与束缚。
到了美国，老师不再要求我们背书了，而是尽 量要求我们去理解。对于每个人不同的特点，老师 都有针对性地鼓励。
当时这种方式对于年幼的我，只是感性地觉得 特别好，没有压力。但是我在成年以后回忆起来， 便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东西方教育的差异。
在美国，每个人的分数只有一个大概 的 ABCD 的评判。一般来说 l00 分会得到 A＋，95 分到 99 分 为 A，依此类推。一般的孩子在拿到成绩单的时候， 只知道自己的分数，不知道别人的分数。或许有时
候会知道，自己大概在全班排在什么位置，但并不
知道你周围的同学，处于什么位置。
在中国，排名次这种给人贴标签、分类别，给 成功评等级、定指标的做法几乎根深蒂固。从幼儿 园开始，老师们就习惯于将孩子简单地划分为“好 学生”和“差学生”两种类型，就好像他们分别是 从两个不同的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样。美国教育界的 思维方式恰恰与此相反，他们在建立学生自信、自 尊的过程中，对考试、排名不那么看重，而是看重 个人的特点。
我第一次感受到最大的鼓励，是在一次数学课 上，那是我刚到圣玛丽学校的时候。那时候，我的 英文还不是特别好，很多东西还听不太懂。有一天， 数学老师出了道“1／7？”的题目，然后用期待的 眼神看着大家，希望有人举手回答。别的不会，但 是这类问题可是我的强项，类似的题目，我在台湾 的小学早已背得滚瓜烂熟。我马上举手，大声回答： “0．142 857！”这个时候，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