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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大师”称号成了我梦寐以求的事。
记得那个时候，我和同学为了这个大师荣誉， 常常泡在俱乐部里昏天黑地地打牌。一星期打六场， 每次五小时。这样下来，每星期除了要花 30 美元的 比赛费，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但是我们沉浸其
中，乐此不疲。
每去桥牌俱乐部打一次桥牌，如果赢了对手只 能得到“0．1”分，这意味着打到终身大师的级别， 几乎遥遥无期。但那个时候，我处在学习“政治科 学”的枯燥乏味当中，完全对学习丧失了兴趣。于 是，我开始走火入魔，为了积累点数，我们还去一 些社区的俱乐部里打，因为社区的俱乐部里尽是些 牌技不佳的老人，我们赢了他们可以容易地得到加 分。一直到现在，我家的柜子里还放着一个社区第 一名的奖杯。那就是我们赢了一些退休在家的爷爷 奶奶们的结果。
不过，现在想一想，和退休的爷爷奶奶打牌完 全不是为了提高牌技，而是为了单纯地积累分数，
这样的玩法确实有点“无聊”。
后来，为了积累分数，我们经常不惜血本地参
加各种比赛。有一次，为了参加全国锦标赛，我和 我的搭档坐飞机跑到了北纽约州的一个城市里，四 个人住一个酒店打牌。其中两个人睡床上，两个人 睡在地毯上。我们参加的是四人赛（就是四个人一 队），每晚我们都要开会，犯错最多的两个人都要作 检讨，而且只能睡在地上。
我们一天打四场桥牌，分别是从早上 6 点打到
9 点，从 9 点到 l2 点，从下午 2 点到下午 5 点，从
下午 6 点到晚上 8 点。没日没夜地打牌的结果是， 我们终于赢得了“败部冠军”的成绩。所谓“败部 冠军”，就是全国锦标赛是从 1 000 人里挑选出 80 人参加决赛，而剩下的 920 人再举行一个“败部比 赛”，我们就是那 920 人里的冠军。这个“败部冠军” 的奖状至今还挂在我书房的墙上。这里要特别感谢 美国桥牌协会，在奖状上没有写“败部”两字。许 多人到我书房一看还以为我真是美国冠军呢。
为了“终身大师”的称号，我们还坐火车去耶 鲁大学、哈佛大学参加桥牌比赛，参加“常春藤杯”
的比赛，拿到了常春藤杯的冠军。我们去社会上赢
取各种赛事的名次。到了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终 于凑够了 300 点的点数，得到了“终身大师”的称
号。
毕业以后，我的一个搭档亚力克斯·奥恩斯坦 （Alex Ornstein），参加了“百慕大杯”（类似于足 球世界杯的一个桥牌比赛），得了全世界第二名。他 后来成为一名职业桥牌手，一年的收入有十几万美 金，日子过得很舒服，而且他的嗜好能成为职业， 真的让我也有点羡慕。后来，有人和我开玩笑说， “开复，要是你没有选择计算机，或许也会在桥牌 桌上度过终生”。
打桥牌虽然使人走火人魔，但是这也是一种益 智活动。回想起来，我也在迷恋桥牌的过程中，学 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如何去“读”你的对手，从 他们的行为举止、面部表情来推测他们有什么样的 牌。比如，如何进行推理，通过对手打了什么牌或 叫了什么牌，或者通过对手没有做的什么事，来推 测他会有什么样的牌。另外，桥牌比赛对诚信非常
重视。搭档的暗示只能够经过打的牌和叫的牌来传
达，绝对不可以用面部表情，或刻意放慢出牌来暗 示，如果这么做了，将会有严格的惩罚。
通过桥牌，我们往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 一个“牌品”好的桥牌手应该会自我批评，对犯错 有所反思，宽容搭档的错误。而在打牌的过程中， 总是能够清晰地看到人们的性格。记得有一个搭档
阿兰（Alan），虽然他的牌技非常高超，但是他总是 脾气很大，总是指责别人，尤其是和退休的老爷爷 老奶奶打牌的时候，总是脾气暴躁地骂他们出牌太 慢。有一天，我终于受不了，对他大吼：“Alan，1 will notplay with you any more。because you aye a savage bully（阿兰，我再也不和你打了，因为你是 个野蛮的凶神）。”当我说完这句话走出去时，周围 竟然噼里啪啦地响起了其他同伴们的掌声。
在打桥牌的过程中，我也经历过很多次失败和 成功，是对各个方面的一种磨炼。后来，我从微软 回到中国工作，为了活跃员工的生活，我在每周四 安排了桥牌俱乐部的活动，让喜欢打桥牌的员工打
比赛，我自己也参与其中。另外，当我发现中国有
很多桥牌迷的时候，我也用我的牌技作为和合作伙 伴或政府官员交流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感 谢大学的那段“疯狂岁月”，正因为有这个兴趣，我 和很多员工建立起深厚的友情，也为公司树立了良 好的形象。
在大学二年级刚刚开始的时候，我预感到，如 果继续这么沉迷于桥牌，那么我将变成一个不折不 扣混日子的“坏孩子”，也将荒废学业。我想到了父 母的努力，因此，我痛下决心回到正常的轨道中， 打桥牌的次数迅速降低，而且，后来我有了我钟爱 的“计算机”，也把我从“堕落”的轨道中拉了回来。
打工 生 涯——发现 别 样的 世 界
在美国，学生打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学生 入学时，哥伦比亚实行 need—blind admission（需
求不视）的制度，也就是说，哥大在录取学生的时候，
并不询问你的家庭能否承担学费。而一旦被录取，
学费的问题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哥大会让学生 填写表格，了解学生家长的收人情况和储蓄情况， 以便知道学生能否支付学费。
对于比较贫穷的家庭，哥大会分析它能负担多 少学费，然后会补足所有的差额。这个差额通常是 由三种形式补足，分别是助学金、勤工俭学和贷款。 在我读书的时候，大约一半的学生都在“勤工俭学”。
总之，在哥伦比亚，大多数经济上有困难的学 生，都能通过贷款和“自力更生”完成学业。在常 春藤盟校，这种“需求不视”的制度相当普遍，帮 助它们吸引到最好的学生，这也是常春藤盟校崛起 的重要理由，值得中国高校参考。
大学一年级，我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因此只能 申请到家教方面的工作。当时，学校把我分配到黑 人区去教一些墨西哥裔或黑人青少年，教书的地方 就在我提到过的哈莱姆区，那是纽约最危险的地区 之一，与哥大相隔几个街区。有一次，我走错了路， 闯到了哈莱姆区最核心的地方，经历了一次“哈莱
姆惊魂”。
当时为了完成艺术历史课的一些课程，我经常 要去博物馆看画展，看完画展后就坐巴士去做家教。 有一次，我一不留神多坐了两站，下车的地点正是 哈莱姆区中心。我可以再买一张车票坐回去，可我 心疼车票钱，挣扎了半天还是决定走回去。就在走 回去的这 l0 分钟里，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掩 藏在纽约繁华外表下我无法想象的世界。一排排的 流浪汉蜷缩在地上，吸毒的人在大笑着吞云吐雾， 手持武器外表狰狞的人凶神恶煞地说话，那一段 10 分钟的路，让我觉得无比漫长，那种穿行在恐惧中 的感觉，甚至给我的一生都留下了无比深刻的烙印。 那里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一个东方面孔，他们 用杜撰的中国话冲我“哇哇”乱叫。那一天，我把 最后一次课上完，决定再也不去哈莱姆区冒险了。
到了大二，我开始在计算机中心打工。在这里 打工与做家教有着天壤之别。首先，这属于有“特 长”的打工，因此，薪水比做家教高得多。另外， 到了暑假，我也给一些公司作一些计划，写点程序，
最有意思的是写了前面说的那个称钻石重量的程序，
这个程序让我对“自食其力”充满了信心。
然而，1981 年在法学院的一次打工经历，却让 我得到了非常严厉的教训。当时，法学院有一套非 常老的学生选课系统，是用 Cobol 语言编写的。法 学院院长想把这个软件从昂贵的 IBM 主机移植到价 格低廉的 DEC VAX 计算机上，但是，院长找到的每 一个承包商都报出了昂贵的价格。
后来，院长听说我是编程高手，就来找我，“你 能不能帮学院做这个工作？我可以给你每个小时 7 美元的工钱。”我特别开心，因为这对于当时的我真 的是“天价”了。我特别有信心地说，“我肯定能把 这个工作做好，不会影响秋季开学的使用。”院长听 了非常高兴，问我什么时候能有初步的结果，我告 诉他，大概 8 月初就可以让整个程序跑起来，到了
9 月开学前可以调整一段时间。
接下工程以后，我当时觉得这个工作对我来说
是“a piece of cake”（小菜一碟），所以没有认真 对待“8 月初就可以让程序跑起来”的承诺。7 月初，
我又疯狂地打了三个星期桥牌。到了 7 月底，我才
如梦初醒，想起对院长的承诺，开始为法学院的软 件忙活起来。谁知道，这个工作的繁琐程度超出了 我的想象，我这个时候才开始着急，开始没日没夜 地写。眼看到了 8 月，我只好跑到院长面前惭愧地 说，“这个工作比我想象得复杂，整个程序要 8 月底 才能跑起来。不过，应该不会影响到 9 月开学的时 候。”
我原以为，这样的解释不会让院长生气。而且 我已经后悔 7 月的疯狂，并决定接下去好好把工作 做好。没有想到，院长非常生气，他说，“既然你不 能按期交工，我看你就不用接着做下去了。”院长决 定还是把这个工程交给承包商去做。很显然，我已 经失去了他的信任。
对于他这个决定，我感到非常震惊。回到家里， 我整整反思了一个晚上。这时候，我才感到，失去 别人的信任，是对自己最大的惩罚，你也会感到失 去了自身的价值，那种痛苦会把人完全淹没。第二 天，我找到院长，对他说，“我知道我的不负责任让
您失望了，我没有兑现我的承诺，因此，我要把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