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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想的更多的是“人生的意义”和“我
的兴趣”（做一个不喜欢的工作多无聊、多沮丧啊） 而没有让这些就业的现实问题影响自己。大二时， 我决心从“政治科学”转到“计算机科学”。
当时，一个物理系的同学开玩笑说：“任何一个 学科要加‘科学’做后缀，就肯定不是真的科学。 看看你，从一个‘假科学’跳到另一个‘假科学’， 跳来跳去还是成不了科学家。”
大学二年级的下半学年，我正式决定改变专业。
我的导师非常认真地和我谈了一次以后，发现我是 慎重考虑过后作出的决定。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没 有多说什么，还帮我办理了转系手续。现在，我非 常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灵活的转系制度。它给了学生 一整年的时间，一边在基础学科里学习，一边寻找 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学生大都在兴趣的指引下， 有激情地学习。而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我很遗憾 地看到，高校设置了非常难的转系制度。而且，还 有服从调剂制度，让很多孩子去学自己不喜欢的专 业。这对于人才的培养，其实是个弊端。
随后，我在计算机专业的学习也证明了，一个
人的兴趣能够激发出最大的学习热情，找出我那时 的成绩单，你能鲜明地感受到分水岭一般的变化。 之前在“政治科学”专业，我的成绩单上不是
B 就是 c，到了“计算机”专业，我如鱼得水，每天 都像海绵一样吸收着知识。兹维·郭历理（Zvi Galil） 教授的“可计算性和形式语言”的课，被公认为是 计算机专业里最难通过的一门课。虽然教授是个以 色列的数学天才，但是他的英语很难懂，因此，同 学们上这门课都很挠头。这样一门课，我居然考了 l00 分，也就是 A＋的分数，创造了该系的一个纪录。 郭历理教授找到我说，
“这门课程从来没有人得到过 100 分，你居然 就得到了。”他多年以后见到我，竟然还记得我就是 他的课上唯一得满分的那个学生。
大三大四，我就开始和研究生一起选修硕士和 博士的课程，接手各种各样的项目。那些项目就是 一个个的课题，在这些领域中，我尝试着攻克一些
难关。
在“自然语言处理”课上，我提出：“能否挑战
图灵测试？”图灵测试就是说能否用计算机写一个程 序，表现和人一模一样，让人都无法分出真伪。我 当时提出的想法是做一个即时通讯的系统，通话的 另一端不是人，而是软件。我当时和另一位非常有 才华的华人同学胡林肯（Lincoln Hu）一起，做了一 个模仿老师的软件，可以回答任何和“自然语言处 理”相关的问题。虽然我们的程序并没有 100％模 仿成功，但是其表现超过了老师的期望。老师非常 喜欢我们的创意和成果，给了我们最高的 A＋分数 。
在约翰·坎德（John Kender）教授的计算机视觉 课程上，我和胡林肯做了一个运动光显示（moving light display）的项目。这个项目是在人的四肢上 绑上灯光，然后在人自然行动时捕捉灯光的移动， 再从中推算人的四肢物理移动公式，探索如何模拟 人的四肢行动，做出人类走路和其他行动的仿真合 成。这个问题有许多数学方面的难度，我们找到一 篇著名的博士论文，是里克·雷斯特（Rick Rashid） 博士写的，然后我们在他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而成
绩发下来，我依然是那个无可争议的“历史最好成
绩 A＋”。
约翰·坎德教授很惊讶，他对我说：“开复，真 没想到你做得这么好，你应该和卡内基·梅隆大学 的教授里克·雷斯特直接交流交流。”
“什么，约翰，我只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 啊”我很惊讶地说。
“怕什么，这对你们的研究大有好处啊”坎德 教授对我的说法不以为然。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坎德教授其实是在为我 申请卡内基·梅隆大学铺路。后来，我真的给里克·雷 斯特打了电话，交流了我们关于这个课题的一些看 法。就是这个电话，让我后来的人生又有了一些戏 剧性的变化。我毕业的时候，坎德教授推荐我去卡 内基·梅隆大学念计算机博士，而雷斯特教授一直 记得我的论文，所以，他就帮我作了一个建议录取 的推荐。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后来我的职业生涯一 直和雷斯特教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跑去微软 工作，我当时去了苹果，我想去找他合作，被他婉
拒了。后来，又是他把我挖到微软，成了我的老板，
而我从微软离职的时候，又是他警告我，“小心，鲍 尔默真的会告你”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和我合作的胡林肯，他也是 从台湾来的小留学生。这两个项目的成功也给了他 很大的信心，尤其是在计算机视觉和图形学方面。 胡林肯后来成为工业光魔公司（Industrial Lights
＆Magic）的首席技术官，他在《深渊》、《终结者》 等著名影片中负责用计算机图形来模拟特殊效果， 两度得到奥斯卡科学技术金像奖。
在整个大学里，我第一学期的 GPA（grade point average，意思就是平均分）只有 3．5，第二学期的 平均成绩下滑到 2．9，而从我转到计算机专业以后， 我此后三年的 GPA 达到了 4．1（2 个 A 一，l4 个 A，
10 个 A＋），这提升了我整个大学四年的 GPA，使之
达到了 3．9。这个成绩在计算机专业，是史无前例 的高，我最终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在哥伦比亚大学 计算机专业毕业。可以说，转系的关键性决定，改 变了我的一生，让我此后的人生都能在计算机技术
领域孜孜不倦地追求。
有趣的是，多年以后，我的一位政治科学系的 同班同学，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教授，和我 分享旧照片的时候，我猛然发现，美国现任总统奥 巴马也在我们的班级合影里。我惊讶地问他：“难道 奥巴马曾经是我们的同班同学？”对方说：“是啊， 你难道忘记了，班里有个喜欢戴帽子的黑人同学？” 我恍然大悟，原来坐在教室右后方的角落里，总是 戴着一个大帽子睡觉的那位，就是如今的美国总统
奥巴马啊而当时的我，总是坐在教室的左后方睡觉。 后来我见到一位从事律师行业的老同学，他笑
着对我说：“转系亏了吧，不然说不定你现在也是教
育部长呢？”我哈哈大笑说：“你没转系，现在也不 是司法部长啊。可惜的是，我都没怎么和奥巴马说 过话呢。”
玩游 戏 ，打 桥 牌
大一的时候，我迷上了设在校园中心的电子游
戏机。我像很多孩子一样，从刚开始试试玩，到后 来就走火人魔了。
以前的电子游戏比现在的简单多了，我常玩的 一种游戏叫做 Space Invaders（外空侵略者），屏幕 下面有四个堡垒，可发射子弹，上方是很多妖怪， 游戏者只要把它们一一击中就能得分。那个时候的 游戏机很“笨”，妖怪不是很快地飞来飞去，只是在 慢慢移动。即便这样，校园里依然有无数 Fans（粉 丝），排着队玩。
这么弱智的游戏，有挑战吗？有。到了后来，我 还是发现了其中的奥妙。机器中的分数设置只有四 位数，最高分数是 9 999 分，之后再得分就会自动 清零。而且，每个妖怪的分数不一样，有的是一分， 有的是三分，有的是十分，所以当打到接近 9 999 分时，你就要小心计算了，因为如果错打了一个，
超过了 9 999，机器就会自动清零，因而就无法记 录下你的分数了。为了保持我的纪录每天都是最高 分，我不会像其他人那样瞎打一通，而是一边打一
边计算自己的分数，玩到 9 999 分，我就自杀，这
样，机器就正好将纪录保持在 9 999 分。而这样， 游戏就很有难度了。而且我刚开始不可能打得很好， 需要一次次练习，这也是很大的“投资”。
到后来，我已经到了“独孤求败”的地步，我 每天的战绩几乎都是 9 999。我每次都把自己名字
的缩写 KFL 写上去，让后面来玩的人都看到这个纪 录，知道谁是最高分，这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当时 玩游戏的学生很多，甚至还要排队。而当我一出现， 大家都会说：“看，高手 KFL 来了”
大一下学期，电子游戏对我来说已经失去挑战 性。于是，我重操旧业，疯狂地玩起了桥牌。
在美国，桥牌一直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活动，有 着社会公认的繁琐的“升级”制度。一个人只有不 断累积分数，达到 300 点的时候，才可以得到一个 桥牌“终身大师”的荣誉。
所谓“终身大师”，是美国桥牌联盟给予的称号。 为什么桥牌联盟会设立这样的称号呢？这是因为桥 牌在美国曾经非常风行，但是后来没落了，于是美
国桥牌联盟为了鼓励大家玩桥牌，就设立了这样一
个“终身大师”的级别。
不过，要得到这个“光荣称号”，绝对需要长期 的狂热。美国桥牌联盟刚开始规定，每打一次桥牌 比赛，选手可以获得大师分，比如你在俱乐部得胜
可能得 0．1 分，赢了十次比赛才得到一分，那么要 比 3 000 场才能拿到“终身大师”的称号。这样有 了目标，很多老先生老太太就都很热衷桥牌，他们 有的是时间，这么一来，社会上打桥牌的人就增加 了。因此，刚开始的时候，获得这个称号的不一定 都是桥牌高手和专家，也有一些时间充裕的老人。 不过，后来有人抱怨“终身大师”的“含金量” 不够，于是桥牌联盟增加了两个规矩，比如，在 300
点里面有 50 点一定要是在国家级别或者大区比赛 里面得到的，50 点是小区比赛获得的，这样一来， “终身大师”可不是单凭“耗”就能得到了的。
那个时候，美国狂热的业余桥牌爱好者都以拿 到“终身大师”为荣，并且为此积极地努力着。而 我从高中阶段，就已经为桥牌着迷，因此得到“终
身大师”称号成了我梦寐以求的事。
记得那个时候，我和同学为了这个大师荣誉， 常常泡在俱乐部里昏天黑地地打牌。一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