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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坚自幼就以智侠闻名，七岁时有一次与叔叔一起去法云堂听和尚念经，见几个县衙的捕快正坐在庙前廊庑下商量要抓一个杀死邻村和尚的凶手。蒋坚在庙里听了一会儿经，轻轻地对叔叔说：“那个凶手肯定就是那个念经的老和尚。”叔叔低声叱喝：“小孩子家别胡说。”但蒋坚坚持道：“你看那老和尚眼睛老盯着外面看，根本没在念经。”过了一会儿，捕快果然抓走了老和尚，只一审老和尚就认了罪。
蒋坚在少年时学得一身好武艺，曾在许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连杀五个劫路的强盗。以后他习幕成名，到山西做师爷。山西代州（今山西代县、五台、繁峙、原平等地）有桩大案，被牵连入狱的有两百多人，卷宗案牍堆得比人还高，仍无法结案。山西巡抚下令调岢岚县甘知县去办理此案，蒋坚应聘随同前往。一到代州，他细读供证，没几天就搞清了案情，判七个首犯死刑，并释放了一百八十个无辜者，一件大案就此了结。
只身解除暴乱危机
山西临汾县知县纵容奸吏横征暴敛，激起人民暴动，砸烂了县衙。后来他们惟恐官军前来镇压，全城百姓弃家出逃，聚集深山。山西巡抚特派泽州佟知州去处理，蒋坚被邀同行。只见他策马飞奔，日行三百里，身后只四个随从。临汾附近山岭上密密麻麻地站着手持锄头木棍的百姓，戒备森严，但蒋坚手持令箭，独自策马进入山沟，大声呼喊：“巡抚大人知道各位是良民，是被贪官污吏逼反的，特意派佟知州来安抚，大家现在可以回家了！有眼睛的，看清楚这令箭！”百姓们听后逐一下山回家。
后来，蒋坚又赶到被拆成瓦砾堆的县衙，找到躲在密室里的那几个贪官污吏。百姓们见状涌上去要揍他们，但蒋坚厉声喝止说：“别乱动，有王法在！”并吩咐随从先把那几个奸吏打个半死，以平民愤，让群众散去。第二天凌晨四更，他悄悄将贪官污吏们带离临汾，交给巡抚衙门处理。而佟知州这才抵达，出榜安民。
蒋坚长期在山西各州县做师爷，直到四十六岁才回老家结婚，婚后又去山西做他的师爷，毫不顾家。直到晚年，他才回乡定居，这时儿子蒋士铨已是二十二岁的英俊青年了。等蒋士铨中了举人，这位长期孤身飘零的师爷才寿终正寝。（《折狱奇闻》卷三）
单身处馆、寡居衙署
清代大多数师爷都与蒋坚的经历相似，即独自在外省单身处馆。清代厉行回避制度，就是法律规定官员不可在省籍所在地任职，而幕友也要跟着回避本籍，不过不必回避本省，只要回避到本府即可。但在本省当师爷，势必会和外省籍官员相处，彼此往往不易主宾相得，得馆也较为困难。而跟随本省籍官员赴外省当师爷，宾主相处较为容易。所以江浙皖赣籍师爷遍布十八行省。
师爷一般居于衙署内院，一人一室而已。有的另有书房，有的则必须和其他师爷共用一个书房。内衙地方狭小，携眷居住很不方便，况且理论上衙署内院只准官亲、官眷居住，以防耳目杂凑走漏消息。再则，如果师爷在衙外租赁民房居住，应东家之召商谈重要公事时，会出现种种不便，例如衙署大门晚间必定上锁紧闭，白天出入也都要登记签押，幕友若住外面，光这一进一出就很麻烦。尤其幕友居宾师地位，进退自由，倘若携眷处馆，会造成种种牵累。一旦失馆，要想再觅馆东，也就较为困难。所以一般州县幕友都是单身处馆。只有督抚衙门的幕友经东家同意，方可携眷处馆。前引《儒林外史》中的刑名师爷倪廷珠，在东家升任江苏巡抚后，他才打发人去老家接太太。
离乡背井牺牲家庭
在提倡“父母在，不远游”的古代，幕友单身处馆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李为桐乡知县郭金汤幕友时，郭金汤曾特意替他建“留春楼”，还帮他纳妾，以免他客居寂寞。万枫江在《幕学举要》中即一针见血地指出，书馆、幕馆虽然束修收入相差很大，但教书不致荒废举业文章，还可居住故乡，不脱耕读本色。而作幕就成为经年远客，或者不能奉养双亲，或者人到中年仍无子嗣，或者有子而失教。他自叹：“余游幕三十余年，身心岁月，俱非己有。”汪辉祖在《佐治药言》里也说：“吾辈游幕之士，家果素封，必不忍去父母、离妻子，寄人篱下。”
游幕在外的师爷馆舍清寒，而驻守家中的师爷妻子更是望穿秋水，且赡养照顾老人、抚养教育儿女的任务都要由她来完成。蒋坚的夫人钟氏就是无数师爷妻子的典型代表。不过照理说，幕友束修丰厚，单身在外也花费有限（如汪辉祖在比较外出作幕与教书时表示：“游幕之士，月修或至数十金，积数月寄归，则为数较多。”），理应源源不断寄回家中，贴济家用。想来蒋坚性情豪放，仗义疏财，这才使独子蒋士铨有个贫苦孤独的童年。当然也有些品行不端的师爷在外花天酒地，不顾妻子家庭陷入困境。
第二章苦口婆心只为主人
师爷有如长官的家臣，拿人薪水，谋之以忠，必须替主人尽心尽言，又要避免忠言逆耳造成主宾相怨。
从公的方面而言，幕友是替皇上、替国家效力，辅佐官员治理人民，因此必须忠心耿耿。从私的方面而言，幕友受聘于官员，按照儒家“吾日三省吾身”中的一省“为人谋而不忠乎”的说法，也必须为东家尽心尽力。至少就民间“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道德观念来看，幕友势必要为主人竭尽全力。用近代民法的术语，这叫做“受托人对于所受托事务应尽到善良注意之义务”。
对官员的行事提出忠告
清代最著名的幕学指导书《佐治药言》第一条就是“尽心”。汪辉祖在这一条中说：“幕友岁修所入，实分官之俸禄。食人之食，而谋之不忠，天岂有福之？”如果对主人休戚漠然无所用心，即使不遭天谴，岂能逃过舆论谴责？“故佐治要以尽心为本”。
所谓尽心，就是要认真执行幕友应承担的职责，做好东家交办的每一桩公事。其实进一步而言，只要是衙门里的公事，都应该替主人注意。《入幕须知·赘言十则》中称：“幕友既称佐治，则惟主人私事不必与闻，其他凡属在官之事，以及官声之所系，皆宜关心。例如门丁之有无舞弊、书差之有无蒙混、押犯之有无淹滥，都应随时精神贯注，留心稽察。”
尽心并不是指对主人唯唯诺诺，完全按主人意旨办事，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对主人行事提出忠告。《佐治药言》中称：“官为政一方，百里之内，惟己为大。”亲眷不明事理，佣仆人微言轻，没人能对官员的施政、为人进行劝诫，只有幕友居于宾师之位，既明于事理，又精于政事，平时可与官员“抗礼”，居平等地位，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就叫“尽言”。
尽言也是以出于公心为前提的，所以《佐治药言》又指出：“宾主之义，全以公事为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其实幕友之智慧并不一定高于官员，只因官员受“办错公事要受处罚”这一利害关系束缚，往往游移不定，一叶障目，反而看不清长远利害关系。而幕友只是论理不论势，旁观者清，不受眼前利害关系迷惑，故能及时提出忠告，完善处理公事。由此则“官声日著，幕名亦显”，双方相辅相成。清末名幕张廷骧在为《幕学举要》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也说：“官与幕相表里，有能治之官，尤赖有知治之幕，而后可措施无失，相与有成。”
不过尽心尽言只能是出于公心，不能固持己见。如果主人也是出于公心，而且乃善意之举时，幕友自然要“成官之美”。此外，幕友尽心尽言也要看对象，如果东家主观骄傲，自高自大，幕友就要审时度势，不必竭忠尽言，以免造成主宾相怨。万枫江在《幕学举要》中说：“大约主人信任一分，则勇往一分，可以任劳，可以任怨。若是主人有疑心隔阂，则退缩收敛，不必图功，立身于无过而已。”
立断十八年争讼
尽心尽言的典型事例，可举汪辉祖所办的周氏争继案。
汪辉祖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首次以刑名幕友受聘，在江苏长洲县（今吴县）作幕，当年就遇见一件棘手的案件：当地有个富孀周张氏，十九岁守寡，抚养遗腹子继郎长大至十八岁，正准备为继郎完婚，不料继郎染病身亡。按古代的礼教和法律，应该为没有后代的死者“立嗣”。
周氏宗族打算为周张氏的丈夫立一个嗣子，但周张氏却提出要为继郎立一个嗣子，并且双方都已选定了具体承嗣的人选。由于无法和解，形成诉讼。而前几任知县都批由房族公议，可公议又久久不成，累积案牍厚达数尺，一拖竟拖了十八年。新知县上任后，双方又来打官司告状。汪辉祖问明情况，就起草一个批文，批驳周氏宗族“继郎无娶，嗣子无母，天下无无母之礼”的说法，认为儒家经典从无此说，相反倒有“为殇（未成年而亡称殇）后者，以其服服之”的说法（见《礼记·丧服小记》），并不以嗣子是否有母为前提。因此确认批准周张氏的请求。
择善固执，名扬江南
幕中同事都劝汪辉祖，事关巨室，舍律引礼（清代法律规定立嗣纠纷原则上应由房族公议），过于冒险。东家郑知县见了此批也吓出一身冷汗，再三要求汪辉祖改拟。但汪辉祖当时三十一岁，血气方刚，说：“为民父母而使节妇抱憾终生，大不可。为主人代笔而使主人造孽，于心不忍。我不管其为富为贫，只论事理。这个批文不能改，要改就请换一位幕友。”于是向郑知县辞行。
郑知县不得已，只得采纳。以后周氏族人反复起诉，都不予受理。过了三个月，县里忽然收到巡抚衙门的公文，命令将此案卷宗全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