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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筛选出的佼佼者
19世纪时，全中国1741所官学，每次录取25089人，录取率仅为百分之一二而已。所以能爬进这第一层台阶的读书人，已是相当不容易了。当时全国生员总人数约为46万人，他们可以考“五贡”进入第二层台阶（五贡指五种贡生，即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贡生是京师国子监学生，而以“贡”为名，是指贡献人才给皇帝）。贡生可以经挑选当官，也可以与其他生员一起向第三层台阶“举人”冲刺。
考选举人的考试称“乡试”，每三年在各省省会举行一次，全国总录取名额不过一千三四百人，录取率仅为百分之一二。举人总数有一万八千多人，他们可以经过“大挑”考试当官，不过大多数是教职。要想当地方长官，就得参加每三年一次的全国性“会试”。会试被录取的称为贡士，贡士再经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就成进士。进士是第四层台阶，每次只录取两三百人，考取率也不过百分之二三而已。进士总人数约两千五百人左右，构成士大夫阶层的核心。至于这个金字塔的顶尖，则是每次会试、殿试中的佼佼者——十几名翰林学士。
与读书人要爬的这个金字塔相对应的，是官僚机构的金字塔。清代官职编制上有两万七千个，其中文官约两万个，武官约七千个。读书人所能填补的并非文官职位的全部，实际上有将近一半的官职是授予“异途”（包括捐纳或满洲贵族）的。所以只有进士才肯定能当官，而举人、贡生做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以上数字参考张仲礼《中国绅士》）
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从几百万读书人中只能出一万左右的官，可见读书人做官跳龙门之艰难。《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劝告匡超人的话具有典型意义：读书人“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件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
不过跳不进龙门的，只能走教馆或作幕这两条路。从读书人所学无非是如何做个好官的道德训诫而言，作幕更为自然。清代幕学名著《佐治药言》起首就称：“士人不得以身出仕，而佐人为治，势非得已。”大多数幕友都是功名不就才转而作幕的，虽只能“佐治”而不能“主治”，但毕竟是官府衙门的沾边者，于心可安，还能自诩为“治国平天下”的一员，不至于像周进那样无地自容。另一方面，作幕的收入也较稳定，从“治生”的角度来看，仍不失为一条道路。“笔耕”、“舌耕”总比“手耕”要好。《佐治药言》亦说：“吾辈以图名未就，转而治生，惟习幕一途，与读书为近，故从事者众焉。”
第一章知县换人做做看
担任师爷并非一辈子原地踏步没出息，居干了二十年师爷，跻身当知县，知县当了一年，被弹劾罢官，回锅当师爷，仍是生龙活虎。
幕友主要是一批未能爬上读书做官大金字塔台阶的读书人，那么当了师爷以后还能不能进一步参加科举考试，完成读书做官的壮志呢？或者是否能由其他途径使“佐治”升为“主治”？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
下面举一个清代江南名幕汪辉祖的例子，则具师爷再走“正途”的代表性。
努力科举，改行当官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居士，浙江萧山人，生于雍正八年（1730），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他十一岁时，父亲去世，由嫡母、生母守寡抚养长大。十七岁时考中秀才，但家境贫寒，无力再参加科举，只得于二十三岁时跟随做官的外舅，当一名书启幕友。以后立志学习刑名，到了三十岁，终于成为一名刑名师爷，在江浙两省州县衙门应聘作幕，办了不少疑案，名声鹊起，为州县官争相聘请。
汪辉祖在为人佐治的同时，仍孜孜不倦地向科举正途努力。乾隆三十三年（1768），他高中浙江省乡试第三名，成了一位举人老爷。但他并不满足，又先后参加了三次会试，终于在乾隆四十年考中进士，殿试二甲第二十八名。不巧的是，那年他正值生母病故，按当时法律要报“丁忧”，回乡守丧三年，不准选官。于是汪辉祖返乡，仍应聘作幕。直到乾隆五十一年才赴北京参加吏部选官，成为湖南宁远县知县，并于翌年赴任。这时他已是花甲老人了。
在宁远知县任上，汪辉祖以精明强干、清廉正直著称，后兼知道州。乾隆五十七年，他因故遭劾，革职返乡，但从幕“佐治”三十四年，先后为十六位州县官作幕友，“具有贤声”。其所著《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等书流传很广，是清代最著名的幕学指导书。
名幕不见得能成名宦
从汪辉祖的经历来看，幕友仍可以走正途入仕。另外，走异途捐纳做官也不是不可能。幕友收入丰厚，如能积蓄，亦可用自己的钱来买个官做做。这也有不少成功的例子。
清代乾隆年间有位名叫居的刑名师爷，在直隶州县当刑名幕友达二十年，案牍熟练，精于判案，很有名气，被州县官争相聘请。后来，这位居师爷觉得自己佐治二十年，积得不少余财，很想捐个官做做，大展身手。他自信轻车熟路，必定能顺利一路升迁，于是出银子捐了个大八成的县官，又到督抚衙门里找了些门路，很快就候得实缺，得任直隶南皮县知县。不料到任后，事事不称职——坐在堂上主持审判时，“愦愦如木鸡”，面对原告被告，常常面红耳赤，语无伦次，甚至瞪着眼说不出话来。拜见上官时，也是慌慌张张，手足无措，进退应对的礼仪无不颠倒，引得上官不悦。最后才当一年的知县，就以“才力不及”而被参劾罢官，不得已只好转回来重操旧业，继续当他的居师爷。奇怪的是，一旦面对案牍，他依旧剖断如流，精明果决。后来这位不走运的下台县官，只得自嘲有“穷鬼”附身。（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一》）
幕前幕后毕竟不同
汪辉祖、居的例子都说明幕友可以走正途或异途做官，至于能不能胜任，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过大部分幕友一般都满足于“佐治”，并不特别力争成为“主治”。这是因为作幕与做官不同，作幕友的可进可退，不受官规约束，某些情况下比当官更安全、更有利。而官员要对治下百里之内的治安状况负责，发生命案、盗案不能如期破案，就要受到查参处罚。清初几位著名清官如于成龙、彭鹏等都曾因此而被参劾。
此外，地方官上面还有重重治官之官在监视着，办事、应酬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前程。再则，官员每判一个案子，都要慎又之慎，因为理论上错判案件，是要担负“出入人罪”罪名的，倘若确为过失，虽说可以减等处罚，折为罚俸、降级，但毕竟是仕途上的一个污点。幕友却只对官员个人负责，即使办错事，顶多被辞退，丢掉饭碗而已，何况刑名师爷办错案件，后果也是由官员承担。所以幕友虽不能“大展宏图”，但不失安稳，且岁修有保证，不至于被罚，也不会有什么需要应酬的——幕友只在幕后从事案头工作，绝少公开露面。
正因如此，幕友如转到台前，往往不能适应角色的转换，也很难扮演好所谓“琉璃屏”式的官员。居就是这种类型的典型。
师爷难懂官场游戏规则
除了那些实际利害关系的区别外，官与幕的为人之道也不相同。幕友理应真心对待幕主，而幕主亦要相敬如宾。所以幕友个人性情如何，并不特别重要。但地方官要应付的上司很多，只能虚与委蛇，对同僚也很难一片真心。
性情刚直或孤僻的幕友转变为官员时，常常因此得罪上司。如汪辉祖作幕一流、做官一流，可惜个性过强，在官场上吃不开。他初至湖南时，巡抚就告诫他不可锋芒太露。他虽注意收敛，但还是招来同僚的排挤、上司的猜忌。乾隆五十五年（1790），他被委派至桂阳检办刘氏四命案，半路遭遇山洪暴发，落水受伤，未能及时赶赴现场。那些平时对他不满的人，见状纷纷上奏参劾，以致最终他被革职罢官。
所以名幕很难成为名宦，幕友也为此而不力争入仕。
第一章五花八门的来历
师爷与雇主的关系无奇不有，有的是儿子当官，父亲在底下当师爷；一位女师爷更传奇，分别担任过父亲、兄长、丈夫的师爷。
和春秋战国时的门客一样，清代的师爷也是形形色色，并不像一般所想的那样，清一色戴瓜皮帽、架老花镜、蓄山羊胡、踱四方步，手持折扇，摇头晃脑。即便是读书人，也有种种来历。乾隆初年名幕万枫江在《幕学举要》中说：“幕中流品最为错杂。有宦辙覆车，借人酒杯，浇己块垒；有贵胄飘零，摒挡纨绔，入幕效颦；又有以铁砚难磨，青毡冷漠，变业谋生；又有胥钞谙练，借栖一枝，更有学剑不成，铅刀小试。”有的是下台官员，没落贵族；也有是学业不成，功名不就的读书人；更有的是资深胥吏，“流品错杂，优劣不一”。
师爷原是武林高手
清末四川有个知县在任上巧取豪夺，弄到不少银子，任满后想派人把这笔横财送回老家去，又怕路上被人抢走。正好这时他的表弟曹某来访，知县摆酒接风。曹某在席上自称“力敌百夫”，并挥舞双刀，当场表演，果然银光闪闪、风声呼呼，知县看得满心欢喜，就请他代为护送银子回乡。
曹某闻言洋洋得意，保证一路顺风，众幕友也纷纷赞叹祝贺。这时，惟有幕友中的蔡氏兄弟沉默不语。知县见状不悦，便责问蔡氏兄弟为何不表示祝贺。蔡氏兄弟说：“贵表弟武艺保命尚且不行，更何况保住银子。”曹某大怒，逼蔡氏兄弟上场比武。蔡氏兄弟果然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