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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鸪逋弧！ �
清官易遭恶幕友陷害
清朝乾隆年间就有一个清官被劣幕陷害的著名事例：苏州元和县人李烔，考中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被选到广东茂和县当知县。他到广东赴任时，经人推荐聘请了一位绍兴沈师爷。
到了茂和县，李烔在县衙的内院亲笔书写一副对联：“穷秀才作官，何必十分受用；活菩萨出世，总讲一点良心。”果然是书生本色，清寒俭朴，正直廉明。不料那位沈师爷却是个“反客为主”的惯手，见主人不受丝毫分外之财，他就代替主人收受贿赂，与原告、被告开条件、讲价钱，好处全都放进自己口袋。李烔发现后，就立即把沈师爷给辞了。但沈师爷自有一批绍兴同乡帮忙，没多久又转到知府署中作师爷。从此他千方百计讲李烔的坏话，阻挠其申上的公文。后来，李烔终于被以“不胜任”为名而降级，改任其他地区的教官。茂和百姓闻讯，纷纷上书请愿，还编起“德政歌”，歌颂李烔的事迹（《清代吏治丛谈》卷二）。不过这些都没能使这位清官留任。可见绍兴师爷一旦反客为主不成时祸害之大。
连贪官也拿他没辄
反客为主的师爷遇到清官会起冲突，但如果遇到贪官，同样也有可能产生龃龉。贪官需要师爷协助治民，但对于州县这份“产业”，又不想让师爷染指。如此看来，师爷似乎会处于被动地位。不过他们还是有办法化被动为主动，最常见的就是“带肚子”的师爷。
清末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第五回《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县令贪赃主仆同恶》里，就讲了一个带肚子的故事：湖北一个候补官员王梦梅，花了一万两千两银子，买通江西布政使的兄弟“三荷包”，几经周折，方才得到江西玉山县知县这一美缺，兴冲冲地准备去上任。然而他的银子已用在“买缺”上，没钱上任，只好找来一个愿意垫钱的师爷和一个愿意垫钱的“二爷”（长随的尊称），每人拿出三千两银子给王梦梅，用于上任途中的盘缠，“说明到任后，一个管账房，一个做稿案（管理公文往来的长随）”。王梦梅这才威风八面、派头十足地前往玉山。
到了玉山县任上，那两位带肚子的帐房师爷、稿案二爷就毫不客气地反客为主，“凡百事总想挟制本官，起初不过有点呼应不灵，到得后来，渐渐的这个官竟像他二人做的一样”。到任后他们开始征收钱粮，足足半个多月，一两银子都没入内衙，浮收的种种陋规好处都给他们两人给吞没了。王梦梅气得没法，好不容易才经府里师爷的斡旋，还清了钱，把他们给打发走了。
以投资者的姿态来佐官
这种“带肚子”师爷在清代是很常见的。古代以科举选官，有些穷人出身，或虽富人出身，但在京城考试选官时花天酒地耗尽了财产的新科进士，常常会没有钱财前往赴任。早在唐代，就有一批京城里的高利贷商，看准此一“投资”市场，专门放贷给无钱上任的官员，称“京债”，利息很高。等官员到任，债主随后就到任所逼债，迫使官员加紧搜刮还债。
明清法律虽禁止这种“京债”，但并无实际效果。理论上，官员上任可以利用国家驿站前往任官地点，可作官讲究排场，简陋寒酸的驿站、一两匹羸弱的驿马，满足不了官员的胃口。“单骑上任”自古就只是几个能忍常人所不能忍的清官的佳话，绝大多数官员都要在沿途抖抖作官的气派，前呼后拥，招摇道路，一方面逞威风，一方面也可防止各种不测。尤其清代官员赴任时，随身带有一个内衙工作班子、家眷、仆人外还有师爷与长随，至少几十人同行。其中幕友是礼聘或上官推荐的，长随也常常是上官或同僚所推荐，都有来头，不可轻视、简慢，况且以后还要靠师爷、长随管理衙门事务。
这样的上任沿途开销就很大了。借京债既有违律例，又利高难还，好在因为清代师爷日增，得馆竞争激烈，有些师爷就积蓄一笔资金，用于待聘时为主人垫付上任费用，如此就可优先得馆。这种垫付的费用一般讲好并不计息，原本归还即可。
试想，师爷利在得馆，主人利在得钱，反正到任后就有财源，彼此有求，自然一拍即合。但很多师爷会以此而“挟制本官”，反客为主，仗着自己是债主，不把东家放在眼里，而官员新到任，一时筹措不及，也无法硬作主。这些师爷以“投资”的心态来“佐治”，就如同骡马背着重物，所以被称为“带驮子”，以后则讹称“带肚子”了。
第六章以蠹治始 以蠹治终
师爷虽然以辅佐官员治理地方为职志，但他们毕竟是靠官员的私房钱来过日子，因此当吏治腐败，他们也跟着堕落了。
前面提到的嘉庆五年（1800）御史张鹏展的上疏中，有一句名言：“幕友之所以襄吏治也，而其弊也适以蠹吏治。”
幕友是清代政治的参与者，然其“幕宾”身份确定了他们只能是一些参与者，而不可能是清代政治肌体的防腐剂。前已提及，清代官员延聘幕友所用的“岁修”支出，完全依靠“养廉银”，而养廉银又主要源于严格来讲并不合法的“耗羡”。耗羡原来只是官员的“外快”，为了公事而支出后，自然又要设法补足。因此幕友仍然是靠民脂民膏养活的寄生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有些幕友本人洁身自好，并以自身清高的气节折服主人，或不合则去，不愿助官害民，但总的来说，幕风是服从于整个官场官风的。因此当吏治日坏时，幕友不但不能阻止这种趋势，反而会加剧风气的腐败。
清代吏治的优劣周期
清代的吏治官风走过一个驼峰形。清初吏治承明末之弊，正直士大夫持反清志向不愿出仕，顺风而降者恰多为明朝的贪官污吏。可惜清初统治者为减少统治全国的阻力，对此并不认真计较，无暇顾及。而清初刚形成的幕友佐治风气，也与这一官风风向相同，即大多数的幕友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为虎作伥，加重吏治的腐败。
清世祖福临亲政后，看到了重蹈明末覆辙的危险，于是开始设法整顿吏治，频频下诏切责各省督抚，要求确实起到对辖下地方官的监督作用。迨康熙皇帝执政后，更是励精图治，多次出巡全国，表彰清官循吏，同时又很现实地承认官员收取耗羡陋规的合法性，所谓“清官并非一分一毫不取自民间，州县官能取一分火耗就是好官”。另外经过整整两代人的对抗，中原士大夫已逐渐放弃抵抗，不再企盼“匡复明室”，转而做大清的忠弼良臣，入仕的正直人士也因此增加，吏治得以改善，出现了不少清官。
到了雍正时期，以吏治为急务，“严刻少恩”，并在全国遍布耳目，探查官员的举动，迫使官员们人人自危，吏治也较清明。乾隆初年，吏治风气尚好，不过至中期以后，就开始走下坡了。
腐败之风积重难返
嘉庆年间爆发了川陕楚白莲教起义。当时尹壮图上疏，指责自乾隆三十四年（1765）以后吏治腐败，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线。他说：“贼匪不过癣疥之疾，而吏治实为腹心之患也。以今日外省陋习相沿，几有积重难返之势。……伏查乾隆三十年以前，各省属员未尝不奉承上司，上司未尝不取资属员，第觉彼时州县俱有为官之乐，闾阎咸享乐利之福。良由风气淳朴，州县于廉俸之外，各有陋规，尽足敷公私应酬之用。近年以来，风气日趋浮华，人心习成狡诈。属员以夤缘为能，上司以逢迎为喜，踵事增华，夸侈斗靡，百弊丛生。科敛竟溢陋规之外，上下通同一气，势不容不交结权贵。”
尹壮图为此建议皇帝下诏，一律革除乾隆三十年后新增的陋规，只准地方州县官征收乾隆三十年前旧有的陋规（《竹叶亭杂记》卷二）。然而他的上疏并没起到什么作用，清朝吏治江河日下，贪官污吏遍布内外衙门，腐败风气弥漫于整个官场。当遭到来自西方前所未有的挑战时，庞大的官僚体系更是无法作出适当调整，直到清朝灭亡。
幕风随官风同步变化
就在清代官吏走下坡路的同时，幕友的风气也同步地趋向腐败。汪辉祖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著《学治臆说》时回忆说，当他二十二三岁（乾隆十六年左右）刚开始习幕时，当时的刑名、钱谷幕友都俨然以官员的宾师自居，常常日夜伏案工作，既不博弈游戏，也不应酬谈笑。为了公事，会援引律例与东家反复辩论，如遇上司驳诘，也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不会毫无原则地迁就上司。对东家也只是礼貌相待，如意见不合就毅然辞馆而去。偶尔有一两个不自重的师爷，大家都会看不起他们。从没有唯唯诺诺之人。这种风气直到他二十七八岁时（乾隆二十一年前后）还是如此。
但只过了几年，大家就开始把严守正直的师爷视为迂腐，“江河日下，砥柱难为”，甚至收受贿赂，为当事人打通关节，与贪官污吏狼狈为好，“端方之操，什无二三”（《病榻梦痕录》卷下）。师爷们自己腐化日甚，还把一些新入仕的官员带坏，传授种种搜刮民财之法。另一个浙江师爷金安清，也说乾隆末年时吏治尚好，主要因为各地官府中还有“三老”：老吏（专指省级机构里的书吏）、老幕、老胥。尤其“老幕”，都是“通才夙学”，“品学俱优，崖岸尤峻”，官员咸“尊之如师”，不敢非礼非义。倘若官员礼数稍有不周，这些“老幕”就会“拂衣而去”，通省上下也会舆论哗然，因此得以让官员“不扶自正”。可是道光以后，“三老”转变为“老贪、老滑、老奸”，“国家二百年纪纲法度皆失传矣”！（《水窗春呓》卷下）
到了嘉道年间，师爷幕友已普遍被人当作反面角色。清代文学家、政论家包世臣在其《说储》一书中说：“夫幕友，大抵刻薄奢侈，贪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