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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国州知州王柏臣在赋税开征后没几天，突然接到家乡发来的电报，说是他父亲死了。按照中国古代礼法，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应立即举哀，报“丁忧”，离任回乡守丧三年，否则就是十恶重罪之一的“不孝”、“匿丧”之罪。可王柏臣不想放过刮地皮的机会，就把钱谷、账房两位师爷请来，屏退左右，扑通一声跪下，给这两位师爷连连叩头，恳请他们替他遮盖父丧，拖延个二十天一个月的，期间加紧征税，“好叫兄弟趁这档口多弄两文，以为将来丁忧盘缠，便是两兄莫大之恩！先父在九泉之下，亦是感激二位的！”
两位师爷见此也不好说什么，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后来钱谷师爷与账房师爷回去一合计，又想出一个“跌价”的法子，“如原收四吊钱一两的，如今改为三吊八或三吊六，言明几天为限”，就是把银子与铜钱的比价降低，诱使百姓提前完成赋税。果然在半月之内，就把全年的赋税收了个九成九。王柏臣这才发丧，装模作样地做起孝子，把后任知州瞿耐庵气得半死，但也无可奈何。
第五章助手起家的税务会计
征比师爷是征税、催税、逼税的大管家，工作繁琐讨人厌，既要防范书吏从中揩油，更要对付百般抗缴的“顽户”。
前文已提到钱谷师爷的名称来自税务，可有些州县钱谷师爷在赋税征收方面的职责是由专门的“征比”师爷负责的。征，是征收赋税的意思；比，是设立期限，催征赋税，如有违限，就要责罚。
专门负责收税的幕友
征比师爷原来是协助钱谷师爷的助手，后独立成为专门的幕友；他们必须熟悉掌握《赋役全书》及所在地区的各种税收档案。《赋役全书》是官方编篡的各地赋税数额及征税税则的账册，清代规定每十年要修订一次，每州县颁发两部，一部存于县衙，由师爷、书吏作为征税根据，另一部则存于学宫，供当地绅士查阅核对，以防官吏贪污多征。
《赋役全书》记载了各省、府、县的地丁银原定数额，逃亡人丁数，抛荒田亩数，每年实际征收的地丁数额，以及征收到的这些地丁银中起运中央及中央指定地点的数额、存留于当地的数额，土地开垦数，人丁招徕数，等等。不过《赋役全书》只是理论上的赋税账册，一般各省都另编实际征收、起运、存留的《会计册》、《款目册》之类的统计账册。征比师爷对此必须相当熟悉。另外，每到一地，征比师爷要仔细查阅、核对本衙门的赋税档案，尤其是每年赋税征收完毕后向省布政司、督抚衙门汇报的《奏销册》。
清代的田赋税收并非集中一次征收的。理论上地丁钱粮由唐代“两税法”发展而来，故应在夏、秋两季征收，其中夏季于五、六月，秋季于九、十月开征。但实际上，清代是从每年四月一直征收到十二月，并允许纳税人分期缴纳。江南、浙江、江西、湖广、山东、河南等省还承担向朝廷转纳漕粮，每年总额四百万石。漕粮开征于九月，至十二月底结束。因此征比师爷的事务并不轻松，终年不得休息，年初就要开始做好种种准备。
纳税多寡的计算方式
地丁钱粮主要是土地税，自然首先要清查土地。清代沿袭明代做法，各州县丈量的耕地都绘图记录，称“鱼鳞图册”，上面记载了每块耕地的等级、面积、税额、地主姓名、住址，以作为每年征税的根据；此外，还要统计一年内因买卖、分家析产、抛荒、垦荒地升科等情况，计算每一纳税户应纳税额：将《赋役全书》或省《会计册》所载本地钱粮正项原额加上火耗之类杂项钱粮平摊到全县耕地上，计算出每一等级的每一单位土地面积实际赋税额，再按每户所有土地面积算出每户应纳粮数目。然后造起一本《征收簿》，每图一册，每册起首列全县正项钱粮总额，接着开列前任已征的钱粮数额，“实在未完民欠银若干。以之烽然也。如或县大、户众、数多，一人手笔难调，不妨删去户甲之细数，止填合里之总、每县之总，亦称简便也”（《钱粮纲领》）。从此以后，即可依《征收簿》填发各类开征钱粮的单据。
亲至衙门分期缴交
每年开征前一个月，征比师爷就要督促户房书吏填写预先印制的“易知由单”。这是一种发到各纳税户（当时也称“花户”）的征税通知书，经师爷核实后分发各户，上头开列纳税人的姓名，所有土地等级、面积，地丁钱粮的正额及附加的各种“杂项”，如火耗、征税费用等数额，以及“随地起征”的种种杂税等。最后列出纳税总额，使“花户”知晓，预作准备。
正式开征的四月是征比师爷最忙的日子，首先要填写预先印制分发给各花户的“串票”。串票始创于顺治十三年（1656），也称“粮串”。这是一种纳税通知书与纳税凭证单据，一般分为十段，起首开列花户全年应纳钱粮总数，以下每段为全年总额的十分之一，并列有每段的缴纳期限，这种期限可以是一个月，也可以是半个月，全凭师爷根据当地税银起解需要及惯例而定。
由于花户每完纳一段税银，就截去该段，所以串票又称“截票”。串票起初是两联单，一联给花户，一联存留官府。康熙二十八年（1680）后改为三联单，一联留官府存底，一联给花户，另一联则给差役催征。雍正年间还曾一度改为四联单，但最终仍改回三联单。串票形制由征比师爷设计，上头要编定字号，骑缝还要加盖官印，以防伪造。另外，串票上的银两数目要预先印有两、钱、分、毫，除了方便填写外，还可防止书吏作弊。
制作银柜与拣选收银员
明代“一条鞭法”后，纳税方式改为纳税人自持税银到衙门缴纳。清代法律严禁书吏、衙役下乡“揣串游征”，因此征比师爷还要督促工匠造“银柜”，银柜上须编记号，并以盖有官印及私戳的封条封妥，然后召集各房书吏，从中选择“老成勤慎”者来负责收银工作。
银柜置于衙门庭院。花户至衙门出示串票后，经书吏与存底的串票核对无误，即用天平称量银子重量、验看银子成色。正项地丁钱粮银子经称量验看过后，纳税人便当面用纸包好投入银柜，至于杂项钱粮银子，则另包一小封也投入银柜。此外，还要将各种纳税陋规别封“小包”给书吏另收。
为了防止书吏作弊，征比师爷要经常巡视。每个银柜发一个百页串簿，上抄有串票号码，该号的存底串票也夹在簿中，登记满簿后再到征比师爷处换簿。白天收税完毕，征比师爷要连夜核对已收串票与收银的《流水簿》、《串票簿》，将已收串票截角作记号。第二天令户房书吏将已销串票及已收银两填入《实征簿》，再经亲自核查后，方才销毁串票。
对付拒不缴税者的招数
征税时自然会有“顽户”拒不缴税，或以种种借口拖延搪塞，此时征比师爷要有办法对付，“必能设法催科，方可当征比之任”。催征的方法是“滚单法”，乃康熙三十九年（1700）后开始推广的。每里以五户或十户为一单位，由衙门颁发“滚单”给里甲，逐户开列田亩数、钱粮数、应完分数、期限，让里甲、甲首挨次催督。催征的期限称“比限”，可以五日一比，也可十日一比。到了应比的日期，花户必须亲自到衙门缴税，如来衙门后仍缴不出，就要受“比责”——按清代法律，至限未能完税，应责打二十小板。如果至期躲避不露面，征比师爷就要建议官员签发拘票拘拿，并以抗粮罪名处罚；除重加责打外，还要枷号示众。
王又槐认为征比师爷要与刑名师爷商议，在听审日当天同时进行“比责”。不过有些老奸巨滑的顽户，“任催不完，又或雇觅惯受刑杖之人承认花户，受比搪限，徒费敲朴，国课仍悬”（《幕学举要·钱谷》）。这时就要认真核实，发票拘拿真正花户。
征比师爷事务繁杂，是一种“税务会计”，地位低于刑名、钱谷师爷，束修也较少，但仍是衙门中的重要角色。一般征比师爷阅历久了，亦有可能升格为钱谷幕友来应聘。
第五章主导“运钞”的重头戏
钱谷师爷每天面对一堆枯燥的账册，实在乏味，比较刺激的是将赋税银两解送上级官府，只不过这件差事让人提心吊胆。
与刑名师爷不同，钱谷师爷的差事枯燥无味，缺乏任何戏剧性的情节，整天要面对的，就是一大堆账册。仅就王又槐在《钱谷备要·钱粮约说》所开列的一个州县应上报各上级衙门之账册来看，就可知道钱谷师爷的工作并不值得羡慕。仅送交省布政司（藩司）的账册就有：起运地丁完欠册，存留册，奉拨兵饷册，颜料、蜡、茶、药材、丝棉等册，杂税册，匠班册，文武缺官俸银册，缺官马夫册，降任罚俸册，囚粮棉衣裤药饵等册，南米岁需册，劝输积谷册，开垦、坍荒、额外田地等册，足足有一二十种之多。此外还有送邮政、粮道、学政、按察使司、监运使司等衙门的各种账册。“各册均由州县送府，由府送司道，由司道送院稽核”。上报账册只能提前，不能延误，否则主人就会因此犯下“造册违限”的公罪。
分送钱粮给各单位
钱谷师爷的职责虽然千头万绪，但最重要的是赋税。征收赋税可由征比师爷代劳，而征收来的钱粮如何解送上级、如何筹划支付本衙门开支，则钱谷师爷责无旁贷。“《赋役全书》以起运、存留为纲领，而起运一项又最为吃紧”。
理论上，所有征收来的钱粮都要上交朝廷，所谓“统收统支”，但实际不过在帐面上“奏销”而已。白花花的银子并不全部集中于中央，甚至也不集中到各省省会，而是直接解送中央指定的地点，供当地使用。平常所应解送的地点由《赋役全书》指定，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