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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看守所内幕大公开
人犯一进州县监狱，就沦为捕快、牢头的摇钱树，被压榨刑囚致死者不计其数，因此，师爷多半避免将人犯看押。
清代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中记载了一个积德迅得福报的故事。直隶河间府献县有个叫樊长的捕头。雍正四年（1726）七月十七日，樊长带着一批捕快去捉拿一个大盗，却被大盗逃脱了。捕快们于是把大盗的妻子抓来当人质，关在“官店”里。晚上戌时（约晚上八点到十点），几个捕快对那大盗的妻子动手动脚，恣意调戏。大盗妻子不敢声张，只得低头哭泣。捕快们见状得寸进尺，企图奸污，并已解开了她的衣带。正巧这时樊长进屋，一看此情此景，立刻高声喝止道：“谁家没有妇女？谁能保证自家妇女不落入别人之手？你们不想积阴德，我就要去报官了！”那些捕快们见捕头动了气，只得悻悻地放手。
无独有偶，樊长一个嫁入农家的女儿，就在这晚的子时（晚上十一点到一点），被一伙强盗劫持绑走。当她正要遭强奸时，却被强盗头目喝止了。第二天，强盗头目还把樊长女儿放回家。樊长听说此事后，仰面结舌，直觉善恶果报的厉害。
由捕快管理的看守所
前述故事中提到的官店，并非什么旅馆、客栈，而是清代经官府认定的一种由衙役管理的看守所。清代州县大多设有监狱，不过它与近代的监狱性质不同，它主要是用来关押尚未判刑，或已被判刑而尚未执行刑罚的犯人，类似于现在的拘留所。正式监狱由县典史或主簿主管，具体管理的是刑房吏，看守管押的是牢头禁子，至于防守监狱的，则是民壮。
清代由于辖区内人口增加，案件增多，州县又没经费扩建监狱，因此律例规定州县监狱主要用于关押已认罪的待决犯及人命、贼盗之类的重罪犯。对于“查无报案、又无赃据”，不肯认罪的被告，以及“鼠窃狗偷，办之无甚重罪，纵之仍扰闾阎”的轻罪惯犯，与诉讼有关的邻保、证人等，也需要暂时羁押。然而监狱里关不下，就只得暂时交由捕快“看押”（或称管押，羁管）。（《刑幕要略·贼盗》）
勒索嫌犯、雇人顶凶
衙役看押的场所名称各不相同，有的地方叫“官店”，也有的称“差馆”、“卡房”、“押馆”、“羁候所”等等，最普遍、最正式的名称叫“班房”。班房由三班衙役的尊称“班头”而得名，它自然不会由没有正常收入的衙役建造，官府也不会投资，实际上往往就是衙役的住房。一旦嫌犯进到这里，就完全被捕快所控制，或索要“饭食钱”，或威吓妄认罪名，或嘱咐反指无辜，乘机敲诈。更有甚者，捕快还会放纵嫌犯夜出盗窃，得赃分肥。
据清人笔记记载，湖北的捕快尤其凶残，平时选一些少年乞丐，让他们住在班房里，喝酒吃肉、嫖妓赌博。等年纪大一点了，就教唆他们去偷窃抢劫，使他们习惯于杀人放火。然后，当一些重案无法破获时，就拿这些人去顶凶。有些官员为了显示政绩，遇大案即向捕快买这种顶缸罪犯。而那些被捕快豢养的罪犯也“视为固然，慷慨就死，不怨不怖”，从不翻供。
据传有个叫钱亮工的州吏目，出两千四百两银子买得三个顶凶罪犯，以“功”得保举，升任沔阳知县。可就在那三人被处死的当天，钱亮工暴毙，而他的妻子梦见有人送来三个西瓜，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三颗人头，也跟着受惊而死。（《汪穰卿笔记》卷四）其他地方班房虽不至如此，但草菅人命、累及无辜的现象极为普遍。乾隆初年，北京师爷汤芷卿在各地作幕，他回忆自己在浙江仁和、钱塘两县为幕时，班房里经常死人，“计一岁瘐死者，不下四五百人”；在安徽按察使司作幕时，见怀宁县班房瘐死者与仁和、钱塘不相上下；在河南时，见河南各州县班房略好一点，可每年也要死两三百人；以后至保定，“刑狱大繁，岁毙且七八百”。为此他建议由政府正式设羁押局，废除捕快班房看押之制。（《池上草塘笔记》卷二）
师爷代官巡察班房
捕快开班房之制起于明代，到了清代，法律略加修改，禁止捕快不经官员批准即私开班房。此外，《六部处分则例》也规定班房的监督由州县正印官亲自负责，如失于觉察，致使酿成人命，官员轻则降级，重则革职。可实际上，官员哪有精力一一监督检查，困此这份职责也就由刑名师爷代劳了。汪辉祖在《续佐治药言》中特写一条“押犯宜勤查”，叮嘱师爷对捕快所开设的班房要定期检查，对被押的嫌犯及证人，要“立簿检察”，仔细核查其看押地点、时间。
为了避免看押带来的种种弊病，汪辉祖强调刑名师爷应在办案时尽量避免将嫌犯交由捕快看押，“非万不得已，断不可押”。即使已交看押的嫌犯，也要尽早将其审理明确，有罪的立刻关入监狱，无罪的马上释放，证人尽早作证，作证结束立即回家。非惯犯的轻罪犯、患病的嫌犯、妇女犯等，则应尽早保释，“交保看管”。按照清代法律，保证人应是地保，但实际上师爷们都主张在县衙所在城镇居住的正直商家、正直人干都可作保。此外，妇人除奸罪外，一律交由丈夫收管。
师爷既代表官员检查班房，因此要注意嫌犯是否有被殴、被辱的情形，并随时报告。《刑名要略》主张师爷应劝官员捐出部分养廉银，作为被看押人的伙食费，以杜绝捕快的敲诈。另外，师爷不可能经常离开衙门去各班房检查，所以“派人专司看守，较为稳妥”。清中期以后，官员往往派长随去检查班房，以至出现称为“看监”的专职长随。
第四章精通各项刑事鉴定
碰到离奇命案、无头公案，审理起来十分棘手，师爷必须亲自勘验现场，抽丝剥茧，同时要具备丰富的法医学知识。
清朝雍正年间的直隶总督唐执玉是个勤于政事的好官，当了总督后依然事必躬亲。有一次来到一个属县视察，发觉该县所办的一个杀人案似乎有误，当晚他就住在县衙，在烛光下批阅卷宗。那晚正下着蒙蒙细雨，到半夜他听见外面有隐隐的哭声自远而近。他叫倒水的丫头出去看看是谁在哭，那丫头一到门外就惊叫一声昏倒在地。唐执玉自己手持蜡烛走到门口，见外面跪着个披头散发、满脸血污的人。唐执玉壮起胆子大喝一声：“你是谁？！”那人在地上边叩头边说：“我是大人所审那件杀人案里的被人杀死的死鬼，县官抓错了人，杀我的是某某。恳请大人下令翻案，抓住真凶，使我能够死而瞑目。”唐执玉说：“知道了。”
那死鬼起身走后，唐执玉半信半疑。第二天亲自提审在押的嫌疑犯和有关的证人，追问那个死者当时所穿的衣服鞋袜式样、颜色，果然和昨晚所见的死鬼相同。唐执玉就命令把在押的嫌疑犯放了，逮捕那死鬼所说的那个真凶，严加审讯。无论县官怎么申辩都不理睬，“南山可移，此案不动”。
唐执玉的一位师爷见东家这次固执得莫名其妙，就偷偷地询问原因。唐执玉说了那晚的情况，那师爷问道：“死鬼是怎么走的？”唐执玉说是翻墙走的。师爷说：“鬼有形而无质，来去飘忽无踪，不该翻墙。”他请唐执玉和他一起到墙边查看，果然见墙上有泥迹，再一路查看几重墙上都有泥迹，直到外墙。师爷指着这一溜泥迹对唐执玉说：“显然是那个在押的嫌疑犯买通了有轻功的小偷假扮死鬼，以谋翻案。”唐执玉恍然大悟。于是又下令把这个案子翻回来。不过这事传出去未免会被人讥笑，唐执玉也就不再深究那个狡猾的罪犯和追查有轻功的小偷，闭口不提案件翻来翻去的原因。
熟读卷宗胜勘察
也有的师爷虽然没有亲临现场勘察，但却能从勘察笔录中发现被忽略的事实。
乾隆四十七年（1782），浙江新城发生一起离奇的命案，有个寡妇叶氏“被逼改嫁”而自缢身亡。这个叶氏先后嫁过两个男人，后夫姓孙，死时留下一个前妻所生才四岁的儿子，以及二十几亩薄田。叶氏于是雇了个姓秦的雇工帮忙耕种，平时雇工就住在叶氏家里。
自来“寡妇门前是非多”，没多久，有人开始传说叶氏的闲话，叶氏后夫的一个远房侄子孙乐嘉听不惯，便要她辞退姓秦的雇工，叶氏也答应了。可几个月下来，她并未付诸行动，说是发不出积欠的工钱。孙氏宗族的族长没办法，只得建议叶氏改嫁邻村一户刚丧妻的周姓男子，并要孙乐嘉去和叶氏商量。孰料叶氏闻言，立即叫姓秦的雇工代她到县衙去告孙氏“逼迫改嫁”。
在当时，违背寡妇意愿而逼迫其改嫁，被认为是有伤伦理纲常的重大案件，因此县官立刻就受理了。但当县官在几天后派人去向孙氏宗族询问详情时，孙氏族长竟矢口否认，加上秦姓雇工突然失踪，无法对质，派来的书吏遂指责叶氏，叶氏只推说秦姓雇工主谋诬告，当晚便投缳自尽。
新城知县勘验现场后，将孙乐嘉带到县衙，定他“威逼尊长自尽”的罪，建议判处徒刑。案件上报到杭州府，知府认为叶氏是寡妇，应按照“威逼寡妇自尽”的法律，判处充军。案件继续上报，到了省按察使司，按察使又怀疑这是族长威逼寡妇改嫁意图谋财，将案件转发钱塘县重审，最后竟然拟将孙氏族长绞刑、孙乐嘉流放。
迨上报到浙江巡抚时，巡抚觉得此案越弄越复杂，下令转交湖州府的同知唐若瀛重新审理。由于唐若瀛认识汪辉祖，因此他私下向汪辉祖请教该如何处理。汪辉祖仔细研读卷宗，尤其是勘验现场的记录后，发现叶氏死时身穿红衣绿裙、红绣袜、花膝裤，脸上还薄施脂粉。现场的卧室只一间，以木板区隔，墙上并无房门，里间是叶氏卧床，外间就是秦姓雇工的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