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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友酌定审理日期时，首先要避开法律所规定的“不理刑名日”。按照清代法律，每年国家的喜庆日（如皇帝、皇后的生日，皇帝亲政、大婚之日等）、祭祀日（如皇帝祭天、祭祖之日）、哀悼日（如皇帝、皇后的忌日及服丧期）都不准审理案件。另外，民间的节庆日如上元（正月十五日）、端午、中秋、重阳等等，以及每月初一、初二，也不准审理案件。清代还规定每年过年时节，各地官府应“封印”，放假过节。封印于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的某一天开始，至第二年正月十九至二十一日中的某一天结束，具体日期由朝廷钦天监根据当年星象确定。封印期间，也不准受理案件。这样一来，可供师爷选择的日期不过百来天而已。
确定审期并非易事，拟定审期的原则是：按照案情的复杂程度，所牵涉被告、证人的人数及其住所距县城的远近，命盗案还要视尸体检验、现场勘察、被告是否已被捕获到案等情况而定。此外还要判断东家是否能够审清此案、是否已做好准备。汪辉祖说：“示审之期，最宜斟酌。宜量主人之才具，使之宽然有余，则不至畏难自沮。”（《续佐治药言》）复杂案件要为主人分析需审清的关键问题，写出审讯时的提问程序，并与东家商量妥当，才可确定审理日期。
师爷斟酌确定了每一案件的审理日期后，会请主人过目，迨得到主人首肯后，才发到刑房，由刑房书吏制成了“示审牌”，悬挂在县衙门口，让相关人员都能知晓。有时衙门也会派人至应予传唤的当事人住处，将示审牌复制后张挂。一般审理日会连审几个案子，所以还必须在牌子上注明审理的次序。
能拖则拖，能和则和
照理说，凡已受理的案件，应该越早审理越好，但在清代并没有这种情况。首先，官府对于这桩“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务并不太热心，所以不想迅速进行审理。尽管他们已受理了词讼，但仍希望百姓能经过调解而自行撤诉，或者达成和解，共同向政府请求撤销案件。
其次，民间在呈控时惟恐官府不重视，便努力夸大加重案情，所谓“无谎不成状”。可一旦官府视为重案受理后，衙役来催讨各种费用，动辄要钱，原告又惟恐与被告结怨日深，于是主动撤诉。也有呈控人将诉讼当作压迫、威吓对方的一种手段，等案件受理，被告感到压力而主动讲和时，呈控人因达到目的，便请民间长老、宗族族长出面调停。
民间的调解撤诉称“和息”，呈送官府请求撤诉的文书称“息词”。
师爷大多数会劝告官员推迟审理，以待民间和解。如汪辉祖说：“词讼之应审者，十无四五。其邻里口角、骨肉参商细故，不过一时竞气，冒昧启讼……间有准理后亲邻调处，吁请息销者。两造既归辑睦，官府当予矜全，可息便息，宁人之道。断不可执持成见，必使终讼，伤闾党之和，以饱差房之欲。”
决定审期后必须准时
对师爷而言，和息比审理省事得多。不过也有师爷提出同意和息而被主人拒绝的。清代清官刘衡说：“状不轻准，准则必审，审则断不许和息也。”他认为轻准告息就会使讼棍放心告状，“其诡秘之情形、鬼域之伎俩，官既未讯，无由得知，彼诬告者竟终其身，无水落石出之时。讼案之所以日滋，讼师之所以肆毒，未必不由于此”（《牧令书》卷七，《理讼十条》）。
虽然官员和师爷对已准案件的和息有不同看法，但他们对“已示审的案件必须准时审理”这一点，则没有任何异议。王又槐说：“临审不可无故改期”。（《刑钱必览》卷七）汪辉祖也说：“吾辈佐官，须先要之于信。凡批发呈状、示审词讼，其日期早晚，俱有定准，则人可依期伺候，无废时失业之虑。”“第欲官能守信，必先幕不失信。盖官苟失信，幕可力争，幕自失信，官或乐从。官之公事甚繁，偶尔偷安，便逾期刻，全在幕友随时劝勉。至于幕友不能克期，而官且援为口实，则官之不信，咎半在幕也。”（《佐治药言》）
第四章传唤出庭的忌讳
老练的师爷认为，凡是有关妇女的案件，基于颜面问题，不宜轻言传唤对簿公堂，否则师爷会遭到阴间的报应。
案件受理并确定了审期后，就要传唤诉讼当事人及证人之类的相关人员到庭。如果案件情节较重，或被传唤者拒绝出庭，就要实行拘提，称“勾摄”、“拘传”。无论传唤或拘传，都由衙役执行，执行时必须持有官府签发的牌票（印票），前者称“传票”，后者称“拘票”，一般混称“票”。如果事情紧急，官员还可用堂签代替印票，命衙役代表官府执行拘捕。
堂上一点朱，民间千点血
牌票之名起于元明时的“信牌”。元明官府都制有信牌，作为执行公务时的凭证。以后改成纸制的牌票，又因印刷制成而称印票。印票的形制各地不同，大致内容有原告、被告姓名，案由，被传人姓名，执行的衙役姓名、人数，发票日期及该票有效日期。师爷在确定审期后，就开列出应予传唤、拘提人员姓名，经官员过目，再发给刑房书吏填写。一般印票由县典史或州吏目签发，斜盖上县衙大印，在年月日上又正盖一印。州县官不用签名，只需拿一枝朱笔在被传人名字上点一点就可以了，所以有谚语说：“堂上一点朱，民间千点血”。
为什么印票一出民间就会有“千点血”？说来也很简单，因为衙役们得了一张票就可横行乡间，向被传人要种种陋规好处，至少有“鞋钱”、“跑腿钱”、“到案费”。如果是拘票，那就更值钱了，可以勒索“上锁钱”、“开锁钱”。衙役们往往故意在传唤时百般刁难勒索，被传人稍有不顺，就乘机大打出手，或者自毁印票，回衙门禀告被传人拒捕、辱骂长官，挑起事端。在挑动长官发出拘票，甚至发出堂签后，他们口称捉拿强盗，一路打将进去，见物就抢，把被传人家拆成了一片平地。所以“票”简直是衙役们的衣食所在，有时还要向师爷、典史、书吏行贿得来。
下笔时要慎之又慎
正因为一票发出就会有一路骚扰，所以师爷在确定涉案的被传、被拘人时要特别谨慎，防止衙役节外生枝，骚扰民众。《佐治药言》说：“事非急切，宜批示开导，不宜传讯差提……少唤一人，即少累一人，下笔时多费一刻心，涉讼者已受无穷之惠。”
在确定传唤人时最宜谨慎的是传唤妇女到庭。古代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到庭受审为妇女之大耻，所以清代法律严格限制妇女的诉讼权利，除了谋反叛逆、子孙不孝或被杀、被盗、被劫、被伤之类的重案外，一概不得为“状首”起诉，只能由夫、父、兄、子之类的男性亲属“抱告”代诉，代为出庭。听诉的权利被剥夺，但实际执法中除了奸、盗、命案外，一般也不予传唤。刑名师爷对此必须多加注意。万枫江说：“妇女颜面最宜顾惜，万不得已，方令到官。”（《幕学举要》）甚至有人主张妇女一律不应到庭：“凡词讼牵连妇女者，于吏呈票稿内即除其名，勿勾到案。”即使是奸罪，只要“犯奸尚在疑似者，亦免唤讯，只就现犯讯结”，认为这是“养其廉耻心，亦维持风教之一端也”（《牧令书》卷十七）。
妇女不能随便传唤到案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的业师孙尔周在当吴桥县知县时，请了一位姓叶的刑名幕友。这位叶师爷办案精熟，主宾融洽。有一次两人正在对饮，叶师爷突然一头栽倒地上，人事不省，涎沫横流，气息奄奄。孙知县赶紧叫人救起叶师爷，放倒床上，整整候了两个时辰，他才醒来。
第二天，叶师爷闭门不出，沐浴斋戒后，写了一张黄纸疏文，亲自到城隍庙烧香，并焚疏文；回到署中，也不再提此事。可过了六天，他又像上次一样昏过去，很久才醒来。
孙知县去探视时，叶师爷只是摇头，请求移居衙外。孙知县再三追问缘故，他才说道：“八年前，我在山东馆陶县做师爷，有个读书人的妻子被一个恶少调戏，读书人前来告状。我当晚在核定传讯对象时，打算向东家建议专惩恶少，不必传讯被害人。这时有个姓谢的幕中朋友在旁说：‘听说这个秀才的娘子国色天香，不如传她来见识一下。’我想传讯被害人到庭是合法之事，就列上了那位秀才娘子的名字。不料第二天差役前去传唤后，那位妇女羞愤难当，竟上吊自尽了。
“我听说后大吃一惊，赶紧嘱咐县官按大清律例中调戏妇女致使妇女羞愤自尽的条文，判恶少死刑。八年过去了，现在那个恶少的鬼魂在馆陶县城隍庙起诉，说自己没有死罪而被处死，那妇女自尽是因传唤而不是因为调戏。馆陶县城隍庙为此在六天前将我的灵魂勾去对质。我当时竭力辩解，说传唤妇女有法律依据，况且主谋是谢师爷，与己无关。这样才六天无事。现在馆陶县城隍庙又摄来谢师爷的魂魄，再次对质，结果谢师爷强调是我下笔才致使妇女自尽。因此这次我肯定逃不掉了。”孙知县听后也无计可施，只好请叶师爷在署外好好休息。然而叶师爷在搬出衙门后的第二天晚上就暴毙了。
这个故事近似荒诞，不过确实反映了当时人的观念。汪辉祖本人对此事就坚信不疑，在《佐治药言》中告诫刑名师爷，凡有关妇女的案件，“断断不宜轻传对簿”，“夫以法所应传之妇，起意不端，尚不能幸逃阴谴，况之可以不传者乎？”他认为能不传妇女就尽量不要传，以免遭到阴间报应。
第四章看守所内幕大公开
人犯一进州县监狱，就沦为捕快、牢头的摇钱树，被压榨刑囚致死者不计其数，因此，师爷多半避免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