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悯之心，于是想动笔把案情由强奸改为和奸，以寓好生之意。
正踌躇间，只听远方谯楼敲鼓三声，已是半夜三更之时，接着，署中的更夫打着梆子走过来，但到自己居所门前，忽然停住，悄然无声。毕师爷觉得奇怪，就搁下了笔。第二天他把更夫找来问原因，更夫心有余悸地说：“昨夜见师老爷门口站着个红衣女鬼，吓得我不敢敲梆子。”毕师爷想了想，就悄悄吩咐书僮去买一套女人的衣服，晚上穿着站在窗前。到了三更时分，只听更夫远远地敲几下梆子，突然就没了声音，也不见经过。第二天，毕师爷又再问更夫，更夫惊恐莫名地说：“前天晚上我只见到一个女鬼，不料昨天晚上竟见到两个女鬼站在师老爷门口，吓得我走也不敢走过去。”
毕师爷这才醒悟：“妇人以名节为重，操刀笔之权者，甚不可姑息养奸也！”于是赶紧按原来的情节起草稿案，而那鬼也就不见了。（《折狱奇闻》卷三）
个人阴德成为断狱基准
从这些广为流传的传说来看，刑名师爷尽管号称“刑名法家”，习“法家言”，但实际上却并不以法律为然。就如前文已提到的，传统文化并不以法律为实现公平、正义的主要途径，法官判案、师爷办案所根据的，并非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是自己的善德与造孽。为了积善，法官、师爷都尽力“避律”，不惜修改案情，篡改事实。只要没有冤鬼来缠，为了积阴德，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行“仁恕”之道。
这种“仁恕”、“求生”的普遍观念，对于缓解法律的残酷与盲目性有很大的作用，使得清代法律的实际施行，不像其法条所表现的那般严酷，那般动辄体罚、砍头、凌迟处死。然而，这种以私人阴德代替国家、社会公德，在为国家、社会执法时顾忌个人阴德的观念，又是传统文化“公私不分”特色的典型。于是，法律在具体执行中营私舞弊、枉法擅断，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同时也使法律更难成为公平、正义的代表，发挥“保护好人，制裁坏人”的作用。
第四章告状起诉有一套
一张状子不得超过二百字，必须由官府指定的“代书”书写；诉讼案件的起诉流程、师爷替长官捉刀批示的要诀等等，都是一门大学问。
与现代司法制度一样，清代的诉讼审理程序也是从起诉开始的，这在清代称为“呈控”。起诉人称“控告人”、“首告人”、“告诉人”。命案的原告称“苦主”，盗案的原告称“事主”。呈控原则上要求必须是书面的，诉状称为“呈词”、“状词”、“控词”，俗称“状子”、“状纸”。呈词的格式各地并不统一，由当地官府的惯例决定，不过一般都要求有明确的被告及被告人确切住址、具体的诉讼请求事项，案由以“告状人某某告，为某某事”开头，一般不得超过两百字，状尾应开列干证（证人）、两邻、地保的姓名、住址。此外，诉状并非任何人都能写，按法律规定，它必须由官府指定的“代书”书写，至少是要由代书抄写原告已起草的草稿，加盖代书木戳，才能呈递。
性别、年龄、时间的限制
与现代司法制度不同的是，清代人民的诉讼权有很大的限制，妇女、少年儿童、老人一般都不能做“状首”（原告），只能由家里的壮年男性“抱告”。另外起诉的时间也有很多限制：每年四月初一至七月二十日的这段时间里，除了谋反、叛逆、盗贼、人命、贪赃枉法等重大案件外，其他的诉讼一律不予受理，这在法律上称“止讼期”。地方政府要在衙门两侧树立“农忙”、“止讼”两块大木牌，禁止民间起讼。其余月份，也不是每天都可以起诉。在清代，由政府所指定的“词讼日”，才允许民间起诉。词讼日也叫“放告日”，清初一般为每月的逢三、逢六、逢九日，而清末则改为逢三、逢八日，每月才六天，一年也不过六七十天而已。
词讼日是清代州县政府的一件大事。这天天刚黎明，衙门中就打一声梆子，敲“点”（一种上部绘有云纹的铁板，也称“云板”）七下，据说是喻意“为君难为臣不易”。听到这个信号，衙门里的书吏、衙役都必须集合。把门的衙役在门上的指挥下，抬出“放告牌”放在衙门口。其余皂隶各自准备停当。当官员起身，衙内打两声梆子，敲点五下，喻意“臣事君以忠”（也有说是指“仁义礼智信”或“恭宽信敏俭”）。听到这个信号，衙役们就指挥早在衙门口照墙（照壁）边上等候的呈控人排队，依次鱼贯而入，在大堂前的庭院里站立等候。迨官员打扮整齐，又由内衙发三声梆，传三声点，喻意“请慎勤”。这时皂隶们早已排列两侧，高喝：“升——堂！”再传一声点，喻意“升”。
这时，身着公服的官员才慢慢地踱将出来，至大堂正座上就坐。与此同时，呈控人一齐下跪，待衙役们敲响三通“升堂鼓”后，再起身依次来到堂前，那里早就安好一张长桌，由刑房书吏带着助手在桌旁收状。告状人亲手把状纸平摊在桌上，然后下阶（一般由东阶上，西阶下），仍跪在庭院原位置。等状纸全部收齐，刑房书吏高声喝报张数，逐张点名，点到的原告出列跪下，这时官员可观察告状人的面貌、神情，略加盘问，并当场批示受理或不受理——不过一般情况下，官员只是下令把状纸收齐、封好，就退堂了。退堂时又击鼓四通，“叩谢皇恩”。然后跟班带着状纸回到内衙，交给刑名师爷处理。（《长随论》）
师爷代官起草批词
对于呈控的案件是否予以受理，官府要作出明确的书面批示，叫“批词”。批词由刑名师爷起草，主要依据是看状纸是否合乎格式，所叙内容是否合乎情理，合乎法律。根据清代法律，赦前事不准告（告者反坐其罪）、不得牵连无辜、不得告不干己之事、不准告已经结案之事。另外，各地官府也会制订一些不受理事项的“土政策”。
除此之外，还要看所告之事是否有人证、物证、书证。师爷对于予以受理的呈词，要批示受理理由，并写明告状人、证人不得远离，随时听候传讯。对于不予以受理的呈词，也要依据法律、情理逐条驳回起诉人的起诉理由，使之不敢再轻易起诉，或转向府、道、司、院上控。理论上，批词应由官员本人批示，所以师爷作出批词后，要请官员过目，再发刑房书吏抄写，然后连同原状抄件一起在第二天张贴于衙门前的照壁上；当事人可以自己去看，也可付一笔“陋规”，请刑房制作一份抄件带回家研究。
无论受理与否都要得体
由于呈词的批示应在词讼日后的一两天内作出，所以这对刑名师爷的能力是一大考验，既要批得得体，又要批得合情合理合法——受理的呈词批示应使被告没有怨言，不予受理的呈词批示应使原告无法再起诉、上控。王又槐说：“批发呈词，要能揣度人情物理，觉察奸刁诈伪，明大义，谙律例，笔简而赅，文明而顺，方能语语中肯，事事适当。奸顽可以折服其心，讼师不敢尝试其技。若滥准滥驳，左翻右覆，非但冤伸无绪，还会波累无辜，呈词日积而日多矣！”对于不予受理的呈词，也必须将“不准缘由，批驳透彻，指摘适当，庶民心畏服，如梦初醒，可免上控。此等批词，不妨放开手笔，畅所欲言，但须字字有所着落，不可堆砌浮词也。果能批驳透彻，即有刁徒上控，上司一览批词，胸中了然，虽装饰呼冤，亦不准矣。”（《办案要略》）
除了正常的“期呈”外，有关人命、贼盗之类的重大刑案，事主或苦主可以随时呈控，不受止讼期及词讼日的限制，称“传呈”。如有重大冤屈，可以随时口头呈控，称“喊禀”。很多州县衙门的门房里悬一张铜锣，或者一面鼓，供人喊禀时鸣锣、击鼓以示紧急。不过并不像一般小说、戏剧中描绘的那样，官员会马上升堂审案。实际上遇有喊禀时，往往由把门（即门上，长随的一种）先询问缘由，再领喊禀人去刑房吏处书写状纸，并立即送至刑名师爷处批阅。师爷觉得确实紧急，才会去请官员签发牌票，出动衙役拘拿人犯。如果师爷认为喊禀人是捏造情节，诬害良民，就会请官员下令将喊禀人拘拿下狱，按诬告反坐律处理，或者按“光棍”例从重惩处。
第四章升堂审案的好日子
许多特定的日子不准告状，一年里只有一百多天可以审案，决定审理后，要悬挂“示审牌”，开始大费周章，却又要把案子尽量拖延。
清代地方州县衙门是最基层的司法审判机构，一境之内所有的案件都要在这里进行初审。而州县衙门能自行终审结案的诉讼案件，称“自理词讼”，简称“词讼”，一般指杖一百以下的案子，也就是说，州县官最高只能直接判决杖一百。清代把杖一百折成大板四十，所以有“不分青红皂白，各打四十大板”的说法。超过杖一百的案件，州县官只能进行初审，并在提出判决意见后转送上级衙门处理。
案件不可轻易受理
对于民间的诉讼，尤其是“词讼”，历来传统是尽量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儒家祖师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最理想的是使诉讼不致发生，因为争讼被视为是“世道浇薄，民心不古”的表现。所以对于词讼，清代的州县官是“不得已”而受理之。清代著名州县官黄六鸿就说：“民之有讼，出于不得已而控官，官之听讼亦出于不得已而后准，非皆乐于有事者也。”（《福惠全书》卷十）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也提出幕友佐官要“省事”为先。所以案件不可轻易受理，受理之后不应轻易庭审，要由刑名师爷斟酌原告、被告双方的情形，确定一个审理的日期。
幕友酌定审理日期时，首先要避开法律所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