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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官司，想私下和解，则要交“出结费”，等等。早在明朝，清官海瑞当浙江淳安县知县时，就曾革除六房书吏的“常例陋规”共计68项。（《海瑞集·淳安政事·兴革条例》）
倚仗地方势力玩弄长官
正因为胥吏可以赚这些“外快”，还可以像潘三那样借着衙门的掩饰做些欺压良善、捞取黑钱的勾当，所以胥吏尽管没什么法定正式收入，但居然还是个炙手可热的“公职”——绝大多数州县衙门的经制吏位置都要用银子来买得，称为“顶首”，州县长官如不将其治罪就不能轻易革除、撤换。编制外的非经制吏以及胥吏的助手如“贴书”、“帮差”、“清书”之类角色，也往往是花钱投充的。
胥吏都是当地人，熟悉当地风土人情，有一个由亲属、邻居、朋友构成的关系网，而州县长官却是远乡孤客，往往连当地话也听不懂；胥吏对于本地衙门各种惯例、成案无不精熟，官员则两眼一抹黑，面对一房子尘封的档案卷宗，即使有兴趣也没精力全部翻阅；胥吏盘根错节、世代相传，官员则在任满必走，号为“流官”。所以常言道：“强龙难压地头蛇”，实际政务常操纵于胥吏之手。
帮助“强龙”对付“地头蛇”
帮助外来“强龙”对付“地头蛇”的是师爷。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指出：“幕友之为道，所以佐官而检吏也。”他引述一句传统的谚语：“清官难逃猾吏手”，认为官虽大权独揽，统辖群吏，但底下胥吏这么多，各以其精力来与官员周旋，随时寻找可乘之机，给官员布下种种圈套；而官员政事繁琐，要以一人之精力来提防胥吏、一一加以监察，实在是不可能的事。在此数量悬殊的“斗法”中，只有幕友得助官员一臂之力。
幕友可以根据各自负责的部分，分别监视胥吏，保护主人不至遭受其蒙骗。不过对于种种陋规常例，汪辉祖认为胥吏既无正常收入，陋规是其生活来源，幕友不能建议主人下令禁绝，断人生路，应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可过于挑剔。凡是旧有惯例仍允许胥吏收取，只不准新增花样。如有从中舞弊，过于伤害百姓，证据确凿者，就必须严惩不贷。
汪辉祖还表示，幕友与胥吏的目标不同，幕友追求主人在任期上平安无事，而胥吏则从中取利，往往喜欢惹是生非、骚扰百姓。所以幕友对胥吏的各项建议都要深思熟虑，即使看来完全有利无害，也要劝主人谨慎从事，防止上当。总之，“约束书吏，是幕友第一要事”。
第三章别让衙役坏了正事
各色各样的衙门差役，自定陋规，到处揩油，是衙门里的一群蠹虫。师爷必须睁大眼睛，谨防这些蠹虫到处啃啮捣乱，坏了正事。
清代州县衙门中人数最多、种类最杂的就是衙役。衙役也称“差役”，是政府勤杂人员的统称。其中略具现代警察职能的衙役号称“三班衙役”，即“站班皂隶”、“捕班快手”、“壮班民壮”。
名目繁多的衙门差役
站班皂隶因原来规定穿黑色服装而得名。他们头戴高顶黑红帽，身穿皂青布衫，肩膀上挂一条红搭包（也叫“搭膊”、“搭连”、“褡裢”，是一种缝有口袋的布带，可以挂在肩膀上，也可以缠在腰间），脚蹬皂黑色布筒靴，手里持根一头略扁一头圆、一半红色一半黑色的“水火棍”。当官员坐堂审案时，皂隶们在厅堂两侧“站堂”，维持秩序并传带诉讼当事人。当官员“洒签”（扔下指示刑讯的竹签，即“堂签”，每根表示责打被讯人五下）时，皂隶们就手持刑具，一拥而上拷打犯人，其性质有点近似于现代的法警。而当官员出外巡察时，皂隶们即前呼后拥，警戒开道。
捕班快手是专门跑外勤的衙役。类似于现代的警探。快手一般穿着便衣，怀揣铁尺，腰缠绳索，探听市井风声，侦缉犯罪案件，传讯或拘提被告和有关证人，同时搜寻证物。不过如果没有官府签发的牌票，只能对现行犯、通缉犯实行拘捕。至于壮班民壮，略似于现代的巡警或警卫，负责警戒衙门、仓库、监狱，并巡逻街市，护送过往的政府物资，以及押解人犯。
衙役的主体是三班，三班之外，又有专门检尸验伤的仵作、稳婆，行刑杀人的刽子，传递公文的铺兵，看管监狱的禁子，管理仓库的库丁、斗级，以及衙门中的种种侍役：门子、茶夫、钟鼓夫、伙夫、轿夫、扇夫、伞夫、更夫、鸣锣夫等等。此外，巡检司的弓兵，官学校的门斗，驿站的驿夫，一般也划入衙役的范围。至于把门的门上，传递分发公文的签押、稿案，管理官印的司印，管理厨房的司庖等是长随，严格说来并非衙役。
吃不饱公家饭的公务员
中国古代政府中的勤杂人员历来是征召当地人民无偿服役，因轮流派差而称“差役”。不过到了明清时，差役大多由当地人“投充”，成为一个专门的集团。清代法律将大多数衙役划为贱民。《大清会典事例》规定：“凡衙门应役之人，除库丁、斗级、民壮仍列于齐民，其皂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诸番役，皆为贱役。”（《大清会典事例》卷十七）这些贱民本人及其三代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也不准出钱捐官。此外，贱民也不得与良民通婚。
清代衙役做的虽然是公家事，但却吃不饱公家饭。因为衙役是由无偿服役发展而来，所以理论上并非被政府雇佣的勤杂人员，政府也不支付酬金，只象征性地给点伙食费补贴，称“工食银”。工食银按衙役种类而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说是少得可怜，一般每年不过六七两而已。其中，捕快的工食银最多，每年十一二两，而最低的钟鼓夫，每年才一两多一点。清人傅维麟说：“役之工食，每年多不过十二两，或七两二钱，每归不过三二分，仅供夫妇一餐之用。古人云：‘黎民一天不再食则饥。’此数十万游惰之民肯枵腹而鹄立于堂侧，走马于阶前乎？必不能也！”（《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四）
活在各种陋规中
衙役要吃饱饭，主要也依靠各种“陋规”。如捕快抓人要“上锁钱”，放人要“开锁钱”；即使传唤证人，也要“脚钱”、“鞋钱”。皂隶执行刑讯，要“杖钱”，而如果原告私下请求重打被告，就要出“倒杖钱”。牢头禁子要“入监钱”，放人出狱也要“出监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以实际上，衙役不仅能吃饱，甚至还可以吃到好饭、油水饭。正因如此，衙役也是很多地痞无赖争相投充的职位，往往得出“顶头银”，才能买到一个正式的位置。
衙门中的衙役数量一直是有定额的，不过在定额内的“经制正役”外，又有经核准增加的“帮役”、“副役”；而正役、副役又各有“帮手”、“白役”。事实上，每一州县的正役、副役已为数不少，但白役更多，如明末《虞谐志》记载，仅常熟一个县，就有上万名衙役。
清代刘衡说，他任四川巴县知县时，衙门里有七千多名衙役（《庸史庸言》卷上）。浙江钱塘、仁和两个县，各有正身白役一千五六百人。这么多没有正常收入的衙役，自然以扰民生事为本能。清代为了拘提一个被告，往往出动两个正役、四名副役、七八个帮手，共十几人到被告家骚扰叫嚣，索取钱财。而当县官出外亲自主持验尸时，随行衙役常常就有上百人。所以一般都认为衙役是清代地方政治的一大弊端，被称为“衙蠹”。
师爷与衙役之间的关系
衙役按其种类各有上司：三班衙役的长官应为典史；皂隶、捕快、禁子由刑房书吏管带；民壮、铺兵、驿夫由兵房书吏管带。幕友不具正式的官方身份，自然不与衙役发生直接从属关系。不过身为衙门里的“师老爷”，他可指挥衙役执行某项政务，如写票点差传唤诉讼当事人、制作传票、指示衙役催征赋税等。
由于衙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政府各项政务的最终执行者，又只能由他们担任，所以尽管幕友为东家策划了再好的政务方案，仍有可能因衙役的执行不当而搞砸。为此幕友“不可轻易差役下乡”（《佐治药言》），必须时刻提防衙役滋事害民，尽量减少使用衙役执行政务的机会，如采用告示或请诉讼当事人、当地绅士传话的办法来推行政务，不给衙役有任何可乘之机。
第三章暗中操纵生杀大权
审判之名在官，审判之实在幕。许多审判官不懂律法，端赖幕后的刑名师爷指指点点如何问案判案。生死刑名，一点不假。
咸丰三年（1858），左宗棠以知县用加州同知衔，在代理湖广总督张亮基的幕府里担任最重要的幕友，主持总督府幕务。
左宗棠虽一直喜欢将自己比作诸葛亮，但他却没有诸葛亮事必躬亲、严于执法的那份耐心。他只喜欢谋划军机大事，最讨厌繁文缛节。可是既然主持幕务，就免不了要代主人批阅各级下属上报的司法案卷，同时还要代主人起草上报中央的司法公文。做了一阵子后，他经手的案件卷宗大多被中央刑部驳回，不是被批使用法条错误，就是被指摘供证不合。
为此左宗棠大发牢骚，又想撂挑子不干了。老朋友胡林翼听说此事，赶紧从湖北写了封信给他。信中说：“闻劳神案牍，宜延一精晓例案之刑名幕，专管咨题文案，而自司例外奏折及例案外之文批，则精力有余，智慧更大，谋划更镇定而有余。”接着胡林翼又举西汉时太尉周勃统兵百万而不识司法案牍的故事，说明大才不会处理司法审判细节的问题由来已久，无足为怪，也不用劳神去弄懂。胡林翼又说：“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刑律易悉而吏部处分例难尽悉。此不过专为书吏生财耳，于实政无丝毫之益。夫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