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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眼开，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使官员作出有利于行贿人的裁判。更甚者，还有师爷充当中间人，为贪官与行贿者牵线讲和，讨价还价。不过多数幕友都耻于此道。
非分之财，得之是祸
汪辉祖初入幕道时，在长州县做刑名师爷。刚至署，就有个大胡子的幕中同事向他传授收受贿赂之术，并且对他说：“非此不足以济贫。”汪辉祖心里虽然很反感，但想到自己是后进新学，不能顶撞前辈，所以只是虚与委蛇一番。
大胡子在列举了前几任师爷的例子后，话锋一转，就开始向汪辉祖介绍某位愿意送贿的诉讼当事人（被告）。汪辉祖新来乍到，也不愿意张扬，只是笑笑，未置可否。大胡子还以为他同意了，当晚就介绍那位被告前来送贿银。结果汪辉祖当场将对方赶出。贿赂者不知就里，还以为汪辉祖嫌钱少，第二天晚上增加银两，再度上门行贿。汪辉祖见状大怒，把他赶走后，立即起草一个拘押被告的批文。正巧大胡子前来观察动静，见了批文大吃一惊，连问汪辉祖是为何缘故。汪辉祖为保全他的面子，只推说是主人的意思。
当年七月，汪辉祖向主人告假去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主人于是找了个师爷暂时代理。大胡子见状故技重施，又去兜售他那一套伎俩，结果那位代理师爷欣然接受了，照计施行，才两个月时间就捞了一大笔钱。可是好景不长，等汪辉祖考试完毕回署，这件事就已败露，江苏巡抚派员前来追查，大胡子只得携同那位代理师爷仓皇出逃，落了个被通缉的“劣幕”下场。汪辉祖由此事而“悚然于法之不可试、利之不可近”。（《续佐治药言》）
要求自己与家人节俭度日
洁身自好以外，师爷还要能节俭养廉。汪辉祖认为“卖文之钱”，要事以积蓄才对。如果硬要仿效豪华官宦，任情挥霍，就“失寒士本色”。他指责一些师爷得到丰厚的束修，就“嬖优童，狎娼妓”，花钱如流水，一顿宴席赏钱就花去好几两。一旦失馆，只能典质借贷，负债累累。再次得馆后为还宿债，势必唯钱是视，再欲洁身自好已是不可能之事，最终将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幕友要洁身自好，还需告诫家人勤俭持家。书馆塾师，都在家乡，家人可以目睹其挣钱之不易，能够节俭度日。而幕友单身处馆，报酬也较丰厚，每次寄回家中的银子常有百余两，家人不能体会其挣钱之不易，往往出手阔绰。这样一来，“得馆仅足以济，失馆必至于亏”，应了一句谚语，叫做“搁笔穷”。所以幕友要洁身自好，还应“范家”，才能立足稳固，可进可退。
第二章体制外的操盘手
每一个师爷在幕后监控的各项政务，原本都由体制内的官员与书吏所执掌，如此一来，便形成体制外干预、侵权的现象。
幕友以佐治为名，实际上就是在办理各项政务，且这些政务原先应该是由地方政府中的幕职官、“佐贰官”、“首领官”，或各房书吏来处理的。例如刑名师爷所负责的一些刑事司法事务，很多应该由汉唐时的县尉、明清时的典史来处理。而刑名幕友批答诉词、确定审期、起草判词的“业务”，原来是由刑房书吏所承办的。至于书启、挂号师爷的职责，则是属于传统的政府秘书长——主簿的。另外，钱谷、征比师爷所管事务，原来归户房书吏掌理。
师爷取代佐贰官
这种由幕友代行原由佐贰官、首领官及各房书吏所负责的事务的现象，清代人已多有议论。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说：“幕客以力自食，名为佣书，日夕区划皆吏胥之事。”张廷骧编《入幕须知》时，也在序言中称：“自幕职废而鸿才硕彦无由自致功名，于是幕为专门名家之学。”
清代的杨象济在其上疏中更是直接建议由刑名、钱谷师爷出任各州县佐贰、首领官。他认为，由于实行回避制度，幕友、主官都不熟悉辖区的风土人情，且主官要用全部养廉银作束修礼聘幕友，而幕友即使办错事也不必直接承担责任，造成权责分离。如果要让州县官真正治理好所辖地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佐贰、首领官被剥夺的各项权力交还他们，然后让那些资格较老、任职较久的幕友担任佐贰、首领官，使其真正发挥作用，达到权责统一的地步。再则，这些由幕友出任的佐贰官、首领官在经过一定的年限、考核政绩确有成效后，就可升任主官，且不应回避本籍，“使之休戚相关，不敢为暴虐奸邪之事”。（《清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二）
衙门书吏由盛转衰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明清时州县属官、佐杂官及书吏的地位不断下降，其职能日益减弱的缘故。当时人评论说，本朝（清朝）重科举而轻佐贰，所以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只有在受劾被贬后才任佐贰，因此佐贰幕僚卑下且罕有人才，而署中各请“通儒达彦为幕友。”（《清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二）明清时将佐贰官划为杂途，一般由书吏积年资而选任，或者由平民捐纳得官。佐贰官常不满额，权限亦被主官侵夺。不过主官虽夺取佐贰职权，但也无暇顾及，这才转交师爷协助处理。
书吏历来是衙门中的重要角色，尤其元代长期停止科举考试，官员的主要来源便是书吏。明代鉴于元代政治腐败的教训，认为主要是胥吏弄权所造成，因此限制书吏任官。明初重臣刘基写《官箴》，其中提到“人有恒言，遇吏如奴，坚防固堤，犹恐或窬”（《诚意伯文集》卷八），告诫官员要把书吏当成奴仆对待，时刻加以提防。明太祖定明律，专列“吏卒有罪长官可先斩后奏”之条。
然而实际上，书吏仍控制着地方实际政事，因为科举出身的官员往往不熟悉行政事务。所以明末思想家顾炎武说：“今集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日知录》卷八）清代统治者吸取明代教训，进一步设法降低书吏地位，凡地方司法行政事务规定都必须由正印官亲自主持，不准书吏独当一面。当然清代统治者也清楚地方官绝非个个全才，包揽一切事务并不可能，于是才允许地方官聘请幕友帮助处理政务。
防官私竟造成官私
说来可笑的是，秦汉以后历代统治者都煞费苦心地防止地方势力，防止尾大不掉，处处设防监视，极力使地方长官与其下属不能有特别的私人关系，所谓“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明夷待访录·原法》）。可到了清代，一个地方长官到任时，就随身带来自己的一整组工作团队，办理政务的有自己私人聘请的各类师爷；执行重要政务、办理具体事务的有私人召募或由人推荐而来的各种仆役，如看门的“门房”、管理公文发送传递的“签押”、管理仓库的“仓场”、执行征税的“税务”、跟随长官左右的“跟班”、外出接洽的“执帖”等，统称为“长随”或“长班”。本地政府机关现成的由书吏、衙役组成的班子再也不能发挥正常的公共职能，都必须听命于“内衙”的指挥，剩下的作用只有敲诈良民。
历代统治者想防止官员之私，最终却造成了官员之私，即由体制外的私人智囊团取代体制内的政府行政人员。而且更坏的是，这个私人内衙与当地的地方利益没有任何处害关系，纯粹只是一个流动的、外来的剥削者。古代地方政府的社会公共职能原先就相当不足，现在更进一步剥削。而内衙和外衙两套班子的争锋、冲突，也进一步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于是，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中，又出现一个新的食利集团。
体制外的团队声势浩大
清代统治者对此并非毫无认识，也确实曾采取过若干补救措施，如乾隆元年（1736）的一条上谕规定，“直省司、道以下各省幕宾，除缘事黜革及报掌书、算、内、号琐事，与本官子弟亲属来属帮办者概不许其申送外，其延请管理刑名、钱谷之幕宾，自申报存案之日起，计算六年期满”。（《大清会典事例》卷七）这里规定幕友跟随主人的时间不得超过六年，不过仍允许以私人亲属子弟掌握内衙。
到了清末，这种由幕友与长随组成的内衙愈加扩展，《谢金蛮教谕语》记载说：“每州县有门子一二人、长班一二人，极其足用矣。内幕先生有刑名、有钱谷，固已足用矣。而幕友乃有案总复有钱粮总，有钱谷复有征比，有书禀、号件复有红黑笔。长随中则名目更多，即门上一项，其中多至七八人，或十数人，其中又分门类。”体制外的“组员”之多，令人咋舌。
第二章为主人博取好官声
不论是司法审判，还是赈灾救济，都攸关人命，身为师爷必须替主人费心琢磨，衡情酌理，才能替主人博得良好的官声。
清代曾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奇案故事。某地一个商人，长期在外奔走贸易，家里留下一个瞎眼妈妈，由妻子供养服侍。有一天商人归来，老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叫媳妇煮鸡汤给儿子喝，不料当晚商人突然死去。族人、邻里报官请求验尸，验尸结果商人是中毒身亡。县官认为肯定是媳妇另有奸情而谋杀亲夫，于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问成凌迟死罪，上报上级复审。
该省巡抚至地方巡视，看了这个案件卷宗后，觉得其中似有疑问，就亲自到刑名师爷住处来商量。可是那位师爷正在和门徒对弈围棋，棋盘上杀得天昏地暗，根本顾不得分析案情，遂捏着棋子心不在焉地说：“这个案子已经过县、府、道、司几次复审，想来不会有什么冤枉，大人又何必再加驳诘，另生事端呢？”巡抚虽然心存疑虑，但听了这番议论，也就没再坚持。于是那位媳妇就被凌迟处死了。
行刑后的当晚，那位师爷正要睡觉，突然听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