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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手抵住桌面，支着下颚，懒洋洋地问：“我这样算很严重吗？”
“算是！”
竟然没有半点修饰用词！也好，诚实是最好的政策。
“我比较注意的是你目前一个人住，那样对有自杀念头的人来说，并不理想。以我的专业建议，会希望你住院。”许医师如是说。
我记得刚在大厅等待时，看见墙上贴着精神科病房的照片，我的妈，好像一个老人安养院，连家具都是贴皮的那种，中间的空地更像随时有人会跳出来带团看游戏似的。
“我不要住院，但是我会叫朋友多来家里陪陪我。”我仿佛一个小学生在跟老师讨价还价，拜托不要布置家庭作业。
“但我要特别警告你，中度忧郁症患者比瘫在床上的重度忧郁症还危险，因为你现在有体力，也就是有行为能力，若想自杀，便有很大的机会去做。”听起来许医师不是危言耸听。
“我知道，我会当心。”
“好，那就说好下周见啰。”他给了我一记鼓励的笑。
也许是多心，我觉得许医师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好像一个约定，背后的意思是说：“那可别趁这一个礼拜想不开自杀喔，咱们还要再见，别让我下周白等。”很快我就多学到了一个英文单字“depression”，乃忧郁症是也，系从“depress”而来，查字典有压抑、忧郁、萧条、跌落、衰弱、沮丧等意义。没错，每一个解释都精准地描摹了我的状态；然而，我总觉得似乎还少了一点什么。
直到后来，我阅读了不少忧郁症的相关书籍，看到有一位美国作家，对这个字眼很不以为然，他的说法才对此提供了允当的补充。
他就是著名小说、也曾改编成电影《苏菲的选择》的原著作者斯蒂伦（William Styron），在他另一本描述本身罹患忧郁症的《醒目的黑暗》（Darkness Visible）中，他细诉自己如何气恼，因为“depression”这个字用得太轻易，太简单，太平淡了。他认为“depression”只是在陈述一种情绪的经验而已，不痛又不痒，好像只是在说某人心情不好，对于忧郁症这个苦难超乎想象的精神疾病来说，实在不足以形容于万一。
在斯蒂伦的感觉中，如果他向旁人提到自己有“depression”时，由于这个词软趴趴，会让听到的人轻轻飘过耳膜，以为“那又怎样？”而且极可能接下来，对方就会说：“哎，小事一桩，你会度过的啦。”或者更糟，人家会说：“谁都有心情不好的日子，没什么大不了啦。”
难怪在二十世纪初，医学界并不用“depression”这个词，而是使用比较拗口、复杂，一副长相就很吓人的“melancholy”。
一九一七年，本身也罹患有忧郁症的弗洛伊德，写了一篇文章，就叫做《哀伤与忧郁症》，原文标题用的正是“melancholy”一词。
不管看字形，还是听拼音，感觉上用“melancholy”来形容忧郁症，似乎就显得出个中的折腾、刁钻、磨人，而不像“depression”这么浅淡。
著名的法国精神科医师哈森（Jacques Hassoun），出版了一本从文学观点看忧郁症的书：《忧郁症的残酷》（The Cruelty of Depression），虽然配合一般大众的认知，使用了“depression”，但是他显然也觉得力道太浅，才又加上一个副标“On Melancholy”，把这个字硬套上去，似乎唯其如此，才能强调出忧郁症的罪恶。
我的几位好友听了我的诊断结果，表示说难怪喔，因为好多迹象现在回想起来都说得通了，包括我这一阵子失控的焦虑，以及几年下来某些极端的躁怒反应。
呼，我像一名平反的罪犯，总算洗雪了罪名与冤情，否则我一直笼罩在乱发脾气、使小性子的阴影里。我很感安慰，从被蒙在鼓里终于得知真相，摸清了自己受伤灵魂的底细。
不过即便掀开底牌，我在对抗忧郁症时，也并没有讨到便宜。它虽曝光，却无损于雷霆的威力，发作起来还是照常凶暴，毫不客气。
这时我对去旧金山念博士一事，感到心力萎缩，整个人精神全无，尤其这个生命的大计划颇让我透不过气。如果我连“出门”的力气都要硬挤出来，才能勉强拖行，那就更不要讲“出国”深造了。
我想到自己的人生已报废，不禁哀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废物。
影响所及，我的写作也全部搁置，过去从早到晚，我可以孜孜不倦地笔耕，现在连电脑都无心打开，让它受到空前冷落，像主人一样憔悴枯萎。
写作曾是我的生命重心，为我筑设安定的庇护所，现在我却把它当作废墟，懒得一顾了。
失去了写作的支柱，我的日子垮下来，空洞，茫茫然。关在没有出口的屋子里，我连退而求其次，比方读书、看电视、听音乐等，都兴味索然。
一个专业作家提不起劲道去创作，就像一位骁勇的将军没有了战场，我每天都失了魂，在屋内游荡。
家人在电话上，一听我的情绪已经因离群索居而出现心智慌乱的情形，就会像哄小孩一样，叮嘱我赶快出门，去附近大安森林公园走走都好。
有人一再强调，根据在美国电视报导上看到的资讯，一位罹患忧郁症的老太太，每天快走十五分钟，带动脑内血液循环，病情便获得显著改善，医学研究者也大声疾呼多运动。
咦，真的吗？难道是在拿着歌本唱歌？我有听没懂，只想作古一般地躺在沙发上。有没有搞错哇？我连从客厅快走到厨房的短短距离都不成了，还叫我去那么大的公园兜圈子？发癫！
好心有时真是一种负担，我最怕在已经精力虚空的时候，有人对着我说：“去运动啊，这样对你比较好。”他们讲得好像圣贤之言，意思系指：“你都已是忧郁症患者了，还不积极奋起？假如不去运动一下，怎么会好呢？”
记得有一个周日早晨，我姐姐打电话来通知，要我赶紧转台收看一个座谈节目，正在谈论忧郁症。末了，来宾中有两位一男一女，都是社会知名人士，结语时声称他们也曾罹患忧郁症，但都是靠着多运动康复。
一人说她游泳一千米，从泳池起来后心旷神怡；另一人说他依赖慢跑，受用无穷。
两人异口同声呼吁“多运动啊！”我听了就光火，他们既然都是曾经被忧郁症缠身的人，为何还讲出这么外行的话？
如果一位忧郁症患者还有意愿、体能、心情，走得出家门，去游泳池、公园做运动，那么我敢说他的病情很轻，甚至轻到看一场电影就会好转了。
他们自忖深受其苦，应该明白忧郁症发作时的那种万念俱灰、形同一堆烂泥，根本动弹不得。外人的误解也就罢了，连曾经翻滚的过来人都误导了一般人的认知，以为忧郁症病患自甘沉溺，“因为自个儿不运动，还能怪谁？”
我真希望他们多绕一点弯，吁请身边有忧郁症患者的家人、朋友：“我知道多运动对患者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请注意，他们处在身心交瘁的瘫痪中时，毫无可能会自行去运动，所以大家要哄，要骗，想尽办法拖着他们尽量动一动，例如先从简单的跳绳开始，不必离开家也能进行，然后慢慢再增加运动量……”
然而，抱怨归抱怨，有时我还是极度勉强，会特意去做点简单的运动，譬如走到离家十分钟路程以外的地方吃饭，虽然只扒了两口，也算意思到了。
相信我，要一个忧郁症的人独自勉强提力走出家门，去做所谓有益身心的活动量，那是纯理论，说得容易，事实上比逼一只老母牛做心算还难！
许多忧郁症患者不管在发作期，或是在康复期，身边通常都有家人或朋友，可以伸出援手，或推一把。
我这时则刚好一个人孤伶伶，要去独挑克服忧郁症的大梁，的确很难。
我既然一木难支，只好想想别的办法，开始排时间表，预约朋友们陪我在不同天吃午餐、晚餐。因为一旦变成约会，我再怎么无精打采，都只好赶鸭子上架，提起精神出门去赴约。
这样一来，有了运动，而且又被迫吃了饭，一举两得。
不然，有时朋友也会来家里探视我。那一阵子，我偷偷地发出求救信号，就像往大海丢出一封封的瓶中信，我以不露骨的方式，暗示好朋友我病了，不需带鲜花水果，但很欢迎来看看我。
有一晚，几位年轻一辈的写作朋友相约到家里探访，听说我正在吃Ativan，兴奋得跟什么似的。我才惊讶地发现一些从事创作的人早就在看精神科门诊，Ativan甚至已是他们的良伴。
“哎呀，像你现在才在吃这种药，都已经很晚了。我们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服用，你能够这么高度自律，维持到现在才需要，已经很厉害了。”年轻的作家G笑嘻嘻地说。
我大吃一惊，听起来我还很落伍呢。瞧他们的年纪连三十都还不到吧，却已经早就在看精神科门诊，资历这么老？
同行的女作家S还跟我要了两粒Ativan，说她很久没吃了，看到它有如遇见老友，她也因此想起了那段坚忍的受苦岁月。
我知道她要了那两粒镇定剂，绝不是拿回去当纪念品，而是待会要吞服，重新感受抚慰心魂的滋味。
这真让我惊愕，身边原来有那么多人在压力的煎熬下匍匐前进，只是大家平常都不说罢了。已经在看精神科，或是符合资格去看精神科的人，可能就像丐帮的弟子一样，隐而不彰，但一旦都站出来，应该会多到吓坏人。
真正吓人的还在后面呢，第三周，当我去看许医师时，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