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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伏尔泰这样的启蒙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像萨特这样的20世纪知识分子既是他们的门徒，也是他们的批判者和叛徒。例如，为了显示与古典知识分子的区别，萨特将瓦雷里当成了攻击目标。瓦雷里曾断言传统与进步是威胁人类的两大危险。瓦雷里还补充说历史是一种精雕细琢的不稳定的化学产品。而萨特则回应说，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一切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创造历史”。瓦雷里又强调，精致的艺术和质疑的品位是智力活动的标志。而萨特认为这种活动总会回到划分善恶上来。但是像萨特这样讲究的知识分子也面临着以下困难：或者选择谴责他所支持的革命力量使用暴力与谎言，并毫不退缩地与之作战；或者支持进步力量，却不向他们的宣传妥协，于是他会越来越失望，并不再有任何影响。他的批评变成了对任何一种已知的社会形态的批评，无论对现在还是过去，苛刻批评无一遗漏。启蒙运动的继承变成了对启蒙运动的揭发，因为它的革命性太弱了。幸福美满只存在于假想的未来。在宣传与拒绝一切宣传之间只存在一种选择。这是一个死胡同。知识分子萨特像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一样指手画脚，好比一个反对派，却起不了任何决定性的作用，伏尔泰也曾如此。
这个死胡同将我们带回到了某个已结束时期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1980年萨特死后，进步主义就没落了。共产主义俄国的崩溃为很多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些争论，退一步来看，显得那么无聊、可耻和可笑。但这是否也是对启蒙运动的一个打击呢？或者正相反，不管老共产主义的具体体制完善还是西方民主的内部批评，都是它复兴的条件？
第三部分20世纪的结束，21世纪的开始
在快速回顾之后，我们可以将启蒙运动重新定义为一个标准。尽管他们的某些门徒有错误或者偏激行为，但是“知识启蒙”仍不失其参考价值。科学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上的进步补充和完善了启蒙时代牛顿的基本理论。孟德斯鸠、休谟以及康德的许多不难理解的学说奠定了哲学的基础，虽有争议却丰富了文明的内容。波普尔对科学与政治的贡献、柏林的消极与积极自由论、阿隆之历史相对性学说，都是对启蒙运动的继承。这一18世纪运动的最初驱动力依然存在。启蒙运动的拥护者像前人一样反对一切父权结构，并不再愿意将某个教会奉为道德权威，也不愿意将某个国王（或某一党派、某一种姓）奉为政治权威。最普遍的学说被审慎地确立起来以引导各种选择以及谋求最大的共同利益。一般来说，这些学说要好过墨守成规。人类平等这一思想仍然被广泛认同，它优于为某个小集团歌功颂德。启蒙运动的力量也有多种表现方式：当必须与压制政体断绝关系时，便出现了知识界的精英主义者、教育界和革命界的改良主义者。但是无论哪一种方式，对和平的选择都占了上风。明白了以上的概述后，伏尔泰的各种学说的严密性就显而易见了。人们可以指责他的各种个人缺陷，但这种责备无损他的总体学说的准确性。他对伦敦交易所的赞扬在今天看来是可以为市场所接受的（但不是毫无保留的）。这样一位王公贵族，同时也是哲人的研究工作必然既能够教化民众，也是真正民主的生存条件。从此，反对迷信的战役便致力于抵抗某些宗教狂热的回归了。
对于知识分子有两种批评：一种是关于他们的学说价值的；另一种则是关于他们的言行不一的。尽管有局限性，启蒙运动现在依然是一股思想潮流，这是今日它对那些批评的最好回应。此外，在这件事上，如何把握批评精神的分寸，也是最棘手的。公正地说，人们应该指责萨特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在某些问题上苛责太甚，而同时在另一些问题上又盲目相信。尽管我们已从20世纪的这个死胡同中解脱出来，但是这个问题仍未解决。这也是为什么不能将18世纪英国启蒙运动时期的经验主义和同时代法国启蒙运动抽象的普遍主义对立起来，而应当把两者综合起来，修正他们的不足之处并保留构成每种思想潮流中坚力量的精华。如果没有这一综合，英国启蒙运动也许还不足以与市场及个人主义相抗衡；而另一方面，法国启蒙运动也很可能为将自由与平等变成以共同财产的名义实施的独裁提供了借口。另外，这种综合可能参照博爱的原则，并在这个意义上接受不那么狂热地继承各种古老宗教的思路。在这种道德和非教权主义方向上，宗教不会成为启蒙运动的敌人，只要他们的领袖接受放弃控制政治的权力以及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强行拉拢。
在这种意义上，如果人们试图让人类和社会变得更美好，而不是把他们对立起来，不把造成痛苦的责任或者推向个人、或者丢给社会；那么，启蒙运动还没有发挥他的全部作用。今天是什么威胁到了它呢？有好几个对头：宗教狂热，它拒绝一切历史变革，只想把宗教本身固定在一个过时又反动的概念中；或者相反，盲目相信历史的速度与力度，以为市场优于其他任何形式的关系以及技术拥有能够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能力。自由、民主、教育、司法、保护自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解药，但只有严肃地把它们当成极其重要和紧迫的问题，人类才可能有一个改善甚至可能只是幸存的机会。如果知识分子们能够放弃枯燥的批评并用心探求知识，他们将会发现启蒙运动的妙处，不仅是它的影响，还有它的功效。革命运动已结束于20世纪末，这不过是启蒙运动的一支而已。科学和民主运动还在继续，但这场战役胜负犹未可知，并且它可能的成功也会衍生出新的困难。今日的知识分子与哲学家们在这方面应发挥作用，不必抱过度的期望，也无须病态地顺从。
2003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