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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影响形式。
1。研究与写作。这是第一个形式，启动条件。在伏尔泰的情况中，我们找到了所有可能的条件，诗歌和理论概念的运思除外。事实上，伏尔泰笔触涉及哲学、艺术、戏剧、小品、宣传等方面，也不要忘记他那些无关紧要的攻击性文章和通信。
2。接近政权。例如宫廷中的亚里士多德，文学沙龙中的人物，国王的史官、院士，还有那种虽非君主的谋士但属客卿的角色。在比较有修养的专制君主左右，如在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身边，知识分子是激励者和欣赏者，是笼中鸟和座上客，是善意之神和广告标志。20世纪的某些强势人物也许至今记忆犹新。
3。局部尝试。伏尔泰在其试点村菲尔艿要比在开明君主模棱两可的态度中更能具体地看到自己的政治举措。也许他当时曾经常通过书信往来为自己做宣传。但是他毕竟对样板试点抱有希望。上古的哲学家喜欢在地中海周边新建的希腊殖民区推行自己的方略，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落实一些新主张。
4。维护弱小者。在反对君主制流弊和天主教会权势的斗争中，伏尔泰取得了多种实绩。他反对偏执者对卡拉斯（Calas）的不公正判决，为卡拉斯辩解，并最终翻案，也为卡拉斯一家争到了赔偿。这场与滥用职权甚至是与罪恶的斗争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知识分子的影响已经在上述我们描写的某些方面取得了部分的胜利，已获影响显出了效应，而且还普遍地产生着更多的影响。左拉（Zola）忘不了，当德雷福斯（Dreyfus）被错判为叛变罪时，他曾站出来为之鸣冤叫屈。
蒙田和伏尔泰对教条主义同样反感。他们都刻画并抨击了形而上学的无用和可笑，指出了各种教条主义的盲从和暴虐。伏尔泰进而依据牛顿物理学的成果，将可指陈的真相带入严格而具体的知识领域，如同他在《小巨种》中幽默的描写一样，将一些地球人与外星客相对照。外星客对地球人的科技成果惊叹，但也为地球人的政治和道德缺陷懊丧。
蒙田在政治上是保守者，因为他看到狂热和暴力破坏着他的国家及他个人的生活，但是他希望看到这些风俗可以改变，他写作抨击殖民化、残暴，希望教育更加灵活，妇女更加自由。这些变化相当之大，但却征服不了权力。蒙田热中于这些政治问题，对权力的滥用、党派的概念和愚蠢的行为感到恶心，他深明个人的最大的野心可以利用政治热情达到目的。某些知识分子和宗教的热情都蜕变为暴力。而且，在不同的时期，人类生而有之的一种暴力打着自由的幌子破坏着人类。大部分人，蒙田说，美化他们自己的党派，丑化敌对的党派，而我却相反，我会承认我对手身上合理的东西，我也不会原谅我朋友们的错误（随笔，三，第10页）。如此的公正是聪明睿智的有力证明。这丝毫不会妨碍一个思想家变得活跃、有影响力，享誉于他的时代，但是却会阻止他进行艰苦的政治斗争，求助于宣传，并最终实施20世纪意义上的“干政”。
相反，伏尔泰，作为知识分子改革者，则适应于他的时代，表现得非常适应他那个时代的风俗。确实当时更平和，政治气候更让人信赖。伏尔泰认为对文明进步的信仰远远无法抹消一切悲观论和精英论的痕迹。他擅长于各种影响他人的伎俩：在上流社会、文学、学术、政治、金融各方面都获得了成功。然而曾经被关入巴士底狱的他总是处于流放的边缘，不是被追捕，就是为了防御。他的影响力很大，但是他的职位却很卑微。他住在巴黎、伦敦、南希、柏林、日内瓦，然后去了国界边上他的费尔尼家乡。他饱受并不严格实行的严厉的法律的威胁，和审查机关玩“猫和老鼠”的游戏，他戏弄着猫。这对于一个智者而言并非一件尴尬的事情。伏尔泰利用他和权威们的关系以及他监禁时的独立，积聚着成功和无礼的益处。这不就是他后来的法国知识分子都幻想拥有的理想环境吗？萨特很快就承认了这一点。（《什么是文学？》，参见《局势》第二卷，1948年）伏尔泰的众多矛盾似乎源于他个人的职位，然而这些矛盾又附着在这种影响之上。此人欣赏路易十四的伟大，鄙视外省的劫掠者。此人鄙视人民，想解救他们出狂热。此人讽刺政治体制却又有所保留，精英是上帝，平民是修道士。此人传播着一些成为革命词汇的概念，拒绝下等人参加辩论。此人确信应该摧毁旧的秩序，保持革命果实，预言说“年轻人将看到美好的事物”（给硕伏兰的信，1664年4月2日），但不会匆忙准备好突然的分裂。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他强烈谴责那些有预兆性的事件。这些两面性之间不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伏尔泰对世人实施了各种影响。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他既干政又怀疑的两种做法。很多在他之后的知识分子为了给自己下—个定义，只好用形象的说法：多次参加选举，多次进行翻译，和国家元首见面，参观政治试验点，不懈地坚持宣传和重申原则，通过报纸和请愿提出警世意见。这就是伏尔泰认为的光明时期的哲学家应该做的，而他本人也正是这样做的。在这样一个群众政治时期得考虑做这些事情所产生的后果。
第三部分20世纪的光明和进步
人们对伏尔泰的两面性也许并不感兴趣，或者也只是为了批评他才注意。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种两面性是和某些特定的条件及文化影响的限制紧密相关的。像他一样指出人类可能的进步并指明历史的局限性，必须摧毁的同时也应该有所保留，艺术既是愉悦人类的，也是傲慢的。这究竟是优点还是缺点呢？没有人分析影响的不足之处，相反，人们忽视了它们而且一直忽视着。这些是进步的成分，但却没有立即得到承认。就是在这样多少有些自愿的模糊中干政才得以持续或者同时，时而延长，时而不再继承光明传统。这种简化已经被普遍接受，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现代的进步是否使光明变得不再重要或是变得更加必要？还要参与250年一回的反抗吗？没有了批评和完美化，还剩下什么呢？只剩下隐退，或者只剩下对于商业、媒体和凡俗社会的消极感应了。
自启蒙运动时代之后，尤其是在20世纪，知识界对那个时代所产生影响的探索和争辩改变了性质。事实上，启蒙运动本身也暴露了它存在的不足以及本质的虚伪，这加剧了传统论战对于“启蒙”的主要内容之争（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休谟、伏尔泰和康德身上）。我们称这种新的争辩和参与形式为“苛刻批评”。
19世纪，人们在见识到了各种选举、党派、报纸的同时，也领略到了知识界的各种战役、各种意识形态网络，以及各种宣传斗争的成倍增加。一方面，人们不再能够将这一景观纳入旧秩序的体系之内；另一方面，也不能将其归为一种尖锐的抗议。这些批评与争论纵横交错、水乳相融。“进步”这一概念自身也成为了学术与政治的赌注。进步的可能性与偶然性曾是18世纪的共识，后来为历史意义上的理论所取代：进步还是没落；必死无疑还是可以控制。某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以一些其他方式对启蒙运动的追随。伏尔泰也确实承认过自己已放弃中庸（《致达让塔尔的信》，1761年3月19日）。从此，斗争的概念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大众。暴力几乎被极力吹捧。而另一方面，所谓的阶级斗争也迎合了人民罗曼蒂克的冲动，它重视真实与解放甚于运用理性和批判精神。这种双重性对技术和官僚主义非常敏感。马克思主义者期望打倒工业技术带来的社会危害，却仍然鼓吹建立更多的集体工业。至于新的官僚主义的批评，则狂热到了宣称让国家消失的地步。它始于……国有化的规划。随着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以及资料的累积，只有少数几个专家在努力控制新局面。但是理所当然地，这些知识分子必须加倍努力才能进入经济与政治问题的细节研究。
20世纪，1914年至1918年期间的民族主义者们以及1939年至1945年的法西斯分子们的言论强调某种道德主义，这种主义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表现出来的却仅仅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做出将善恶对立、弃恶扬善的选择。于是在这种宣传情况下，政治沦为一种与面目可憎的妖怪作战以求锦绣前程的行为。古代宗教战争中最狂热的特征加倍重现在现代意识形态之战上。在这种背景下，令人惊讶的是，人们竟然用了那么久的时间才重新像蒙田那样抵制党派精神的祸害，出于政治上的审慎以及对道德人性化的期望，它的态度不再有任何诱惑力，除了对少数几个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介入政治已成为影响政治的唯一形式，这与那个时代以及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情况相适应。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宣言压倒了一切在实践中的认真思考。当时已经不再有任何非政治的一般意义上的词汇。相反的是，思想的政治化倒可追溯到历史上哲学家们将人群生硬地划分为朋友与敌人而罔顾政治事件的具体细节的时代。在这个问题上，尼采是一位头脑清醒的先知。介入这一意识形态以其最阴暗的方面证实了尼采的判断：当人们寻求确信甚于知识时，信仰便变成了真理的比谎言更可怕的敌人。“人们不再研究不同的观点，而满足于对它们的仇恨中。”（《人性，太人性》，Ⅰ，第282页）介入通常标志着宣传已取代了调查研究，但是什么也没有进步。统治人类的欲望（伏尔泰语）不会必然导致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厌恶（此话出自本达）。
与伏尔泰这样的启蒙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像萨特这样的20世纪知识分子既是他们的门徒，也是他们的批判者和叛徒。例如，为了显示与古典知识分子的区别，萨特将瓦雷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