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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我经常引非洲的谚语，地球不是我们的祖先传给我们的遗产，而是千秋万代的子孙托付给我们的财富。
第二方面的问题更复杂，就是极高明的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冲突，自由和平等都是核心价值，但它们之间有严重的冲突。单方面地突出一个价值，可能就会出问题，比如，你突出效率，社会的凝聚力就可能减少；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重要的价值本身有矛盾冲突，你过分强调理性，那同情的价值就不能发挥。这之间的问题很复杂，值得花功夫去研究。
最后，我想提一点，有一个学者叫尼克勒斯·鲁曼（Niklas Luhmann），哈贝马斯对他非常重视，他们之间有对话，他的哲学对儒家的现代性有很大冲击，我最近在考虑他的问题。他的看法和韦伯是相通的，他有这样一个观点，如果现代化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专业化、技术化、职业化的过程，在这样的世界里，伦理绝对只能是排斥性的伦理，我个人所以能站起来，就是因为我能和这个社会抗争。彼特·伯格说过，真正的自由就是在和社会的异化中发展起来的，如果和社会没有异化就不可能有自由。在这个意思上，自由就是可以说“不”，这就是个人，我之所以为我，就是因为与你不同、与社会不同，我才是独立自主的我，我才有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发展空间。因为这个权利，我们之间发生矛盾冲突，那依靠法律制度可以解决我们的矛盾，你不知道你的利益，你不知道扩大你的影响力，那你就不是理性的动物。这是一个抗衡的机制。像美国是三权分立，社会上的各种压力集团对联邦政府施压，联邦政府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协调，说好听了是协调，说不好听就是控制，控制市场社会所发展出来的各种“过分”的潮流。这和涵盖性的伦理完全是背道而驰，所有传统的伦理，包括儒家，强调个人和社会形成有机整体，例如我说个人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每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都可以有重叠的共识，如果你完全从鲁曼讲的“排斥伦理”的角度看，儒家的个人和社会的有机关系过分浪漫，是一种不现实的理想主义，因为我们已经身处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把所有传统的社会组织中的有机理性都打破了，它是崭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在现象描述上，这个分析是很切合现代社会的复杂面向，但是，应当如何面对，或者如何历史地解读这种现象描述？你看现代化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兴起，可以说是如日中天，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现在到了21世纪，大家发现问题并不像当初想的那么简单，后面的大问题是人类的生命共同体如何理解？以个人为单位是不可能的，以小集体（比如家族）为单位，或者以中集体、大集体，乃至以国家为单位，以国际社群、以人类为单位，是不是够了？关于生命共同体现在有很多讨论，包括神学也涉入，认为一定要包括人以外的其他的东西，所谓生物多样性，成为各种物种能够生存的条件，当然特别是人种能够生存的条件。我们还可以问“语言的多样性”是不是人类可以充分体现人的价值的重要资源，还是完全一元化，搞语言的单一化。现在很多人讨论“复杂系统”，复杂系统中就要用模糊逻辑，要能够了解和预设各个不同的偶然因素，而且真正的智慧是要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一个坦白的自我陈述，你要能够知一般认为不可知的东西，要知道自己的无知，看起来是矛盾的，但人应当有这个自觉，了解到理性之光越往前伸展，黑暗之幕也就可能越厚。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加上以前提到的生态环保，因为这些原因，有些看起来早已过时的东西，例如“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合一”，《中庸》和《易传》所代表的理念，“参天地之化育”，等等，有没有新的生命力？这些都是应当重新考虑的大课题。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24）
黄：现代化和现在正在开展的全球化，它们都有一种必须的标准化取向，WTO组织事实上就在建立一套世界性的标准，这种企图就是以单一标准来规范世界各个国家的市场、金融、生产，表面看来，这种标准化、规范化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但是实际结果却远非如此，国家的政策法规也在随着这个标准化过程而改变，这些政策法规的背后有一套基本价值构成了它的合法性的基础，随着政策法规的改变，这套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的冲击。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捍卫文化价值的独立性成为最富激情的论辩领域。现在，国际市场的单一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越来越强势地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典范，在这个双重压力下，保卫传统文化资源，展现多样性的文化价值，打破资本主义的文化垄断和“价值观的霸权”变得越来越紧迫，也越来越悲壮了。
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组织、族群组织如果要存活下去，它的内部必须有一套基本的价值来规范和协调人们的行为、思想和利益，没有一个社会仅仅靠欲望就能成立，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就仅仅是个动物的存在。所有大的文明传统所以有意义就因为它创造了可以让人以群体的方式而存在的一套价值精神体系，属于这个群体独特生活方式的那些精神方向、凝聚力、日常调节机制，等等，而且，这些精神因素能够经受历史和各种艰难困苦、突发事件的考验，保证这个文明群体的生生不息、源远流长。所以，文明所体现的精神价值是有历史意味的。中国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讲究礼仪、关心群体、敬爱家人、勤劳节俭、注重教育、尊敬学问、善待友邦、协和万方的伟大传统，它的后面就是仁、义、礼、智、恭、宽、信、敏、惠，等等，就是你提到的公义、同情、礼治、责任，等等。这套价值体系，因为“五四”突出西学，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最近百年来这套思想都被弃之一旁，完全不受重视，这个社会能够认可的价值就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毫无疑问这些价值有深刻的含义，而且也的确带领西方社会创造了现代繁荣，而这些价值传到中国遭遇的命运其实也不比儒家的命运好到哪里去，它一度被当作资产阶级腐朽虚伪的世界观和儒家被当作封建主义的世界观一并遭到清算批判。……它让我们感到深深遗憾的是，它的传入方式其实未必一定要以对中国传统的无情否定作为必要条件。这种极端的传入方式，事实上使得它在中国转化为中华民族的内在价值的可能性被断送了，因为你没有任何本土价值作为消化这套外来资源的基础。因此，现代中国的情况令人非常尴尬，中国本土的最好的资源被破旧立新的狂热解构了，而西方有深刻含义的价值又不能真正落实，自家好的留不住，别人好的又拿不来，这是一种双重的价值失序，最危险的莫过于此。在这种情况下，人心是最容易被污染的，所谓的现代化也就失去了它的任何精神性含义，而变成一个物欲横流、唯利是图的末日疯狂，你想，酒可以做假毒死人，学校的早点可以掺假，不管孩子们是否中毒丧命，现在甚至连奶粉这种婴儿食品也可以掺假，造出毒奶粉，这还有人性吗？！最大的污染就是对人心人性的污染，人作孽不可恕，而这种污染所以会发生就是价值底线的崩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苦恼的艰难时代，两个价值体系好的资源不能发挥，剩下的就是负面的因素起作用，儒家的价值优势还有待发掘，而启蒙的价值却已然暴露了必须警惕的问题，如果没有对这些价值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它自身的深刻意义同时都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价值重建、人文精神的培养恐怕难有成就。你在这些方面已经有长时间的考虑，各方面资源的比较研究也相当深入，能否比较具体地谈谈你的建设性的看法？
杜：应该强调，启蒙在人类文明史上起了那么大的积极作用，除了它的制度创新，比如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中的各种民间组织，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可能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后面突现的一些基本价值，就是对人的重新理解，把人的长期被压抑、被压制的潜力调动起来，让它充分发挥，你看法国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博爱是社群友情的意思，人与人之间通过友爱而建立的社群。马克思提出将每一个人的充分的自我实现作为全人类的解放的前提，所谓人的彻底解放，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生产力、劳动不会限制人的自我实现，这种枷锁的打破就是社会主义，人的各种面向，娱乐、兴趣、个人的人格完成都不再为劳动异化所限制。黑格尔的所谓“绝对精神”，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后面都有基本的预设，就是人的解放，从各种各样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最近，彼特·伯格他们的研究认为，真正的启蒙，不管是西化，还是现代化，还是全球化，它的核心就是个性的解放，所谓自由就是人的选择越来越多，每个人自我作主的条件越来越丰厚。一个独立的人格、自主的能力和个人的尊严，这些摆在一个复杂的社会机制中，只有经过启蒙以后的今天人才有可能，在这以前，你无论拥有多少超拔的精神，你都没有现代人的那么大的活动空间。这些空间就是科学技术的创造、启蒙的政治制度的创造、启蒙世界观的创造，那些价值体现在这个过程中。正因为如此，“五四”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通过他们的努力寻找并传播了这些西方启蒙所代表的价值。自由、理性、法治、人权，确实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共同认可的价值，绝对是普世价值，中国知识分子不仅把它们当作普世价值，事实上，用我们经常谈论的“心灵积习”来看，在他们的心灵积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