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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的因素。后来爱德华·西尔斯（他也是帕森斯、爱森斯塔他们的朋友、合作者）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何为传统》，即使在美国思想界，对美国现代化的形成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19）
黄：在以上我们所谈的这些部分中，已经涉及从现代性内部的部分具体因素去了解现代化过程中的必须反思的问题，比如个人主义的问题，关于政府能力的设计，关于如何了解市场，以及如何建设衡量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标准（我们现在运用的标准是生产力指数、各种与物质技术繁荣富强有关的指数）以及国家经济能力的综合指标。所有这些已经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典范，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可以看到“五四”早期追求富强的现代化理念，一如既往的仍然是当代社会追求现代化的基本理念。这种状况所呈现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从本土化的角度去进入，更重要的方面是从现代性的内部了解它的问题所在，并加以深刻反思。我们前面所谈是从谱系，从思想资源展开的，现在我们可以针对一些具体因素进行反思。在这个意义上，看看具体的本土资源能不能实质性地参与现代性的再创造。我们提到个人主义，如果从观念意义上了解现代性，个人主义是它最基础的因素，在经济上，如果没有对个人财产的保障，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出现，所谓自由的贸易根本不可能存在，与此针对的就是无限强化政府权力，用政府权力掌握和调节各个经济环节的所谓计划经济，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对个人的不同定位。民主政治对个人的依赖关系更为突出，它强调选民意志，而所谓选民意志只能通过每个个人的选票来体现，从程序政治的角度看，个人是全部政治结构的基础；而社群主义批评自由主义的最猛烈的火力就集中在纯然以个人为基础来结构社会的立场，以及由此引起的社群解体的问题。在现代性叙事中，个人主义对经济、政治、社会都是基本要素，由个人主义所产生的困难和引起的争论同样也非常突出，对西方来说，离了个人主义不行，不批评个人主义也不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它有自身的资源，虽然这个资源在“五四”以来遭到很大的破坏，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命习惯中有很多保存，例如鲁迅、胡适这些强烈反传统的人的生活习惯仍然是非常传统的，事实上，这部分资源还在，问题在于有没有可能让这部分资源自觉地展现它的生命力。所以，我想应当重视在具体的问题上开展一些新的论域，使对启蒙和现代性的反思更有针对性也更深入。比如，因为西方重视个人，所以中国的反思中就认为儒家的基本问题是完全没有个人，个人淹没在集体主义之中，因此儒家社会发展不出市场经济，儒家社会也不可能出现民主政治，等等。这里的问题是两方面的：第一，个人主义是不是现代性并不可少的价值，既然不健康的个人主义已经成为现代性的祸害，有没有可能在非个人主义的基础上重构现代性；第二，儒家是不是完全不重视个人，是不是因为它是集体主义，因此，它对人的权利和人的生活、人的发展毫不关心，对人的欲望没有任何的肯定，仅仅只是所谓人伦道德说教而不顾及人的日常生活，或者只是集体主义而没有任何个人存在的意义和权利的考虑？在这方面，从“五四”以来形成了很多偏见，这些偏见相当深入地影响了对历史资源的理解，同时也使得未来选择出现了很多本来可以避免的失误。
例如，很多学者曾经认为，儒家社会是家族本位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只能做到自给自足，儒家的伦理不鼓励个人发展、个人竞争，没有个人对财产的追求，就不可能有开放的市场，因此，小农经济、集体主义妨碍了市场经济的出现，因为没有市场经济所以中国没有走出现代化的道路；中国要走现代化的道路，就要发展市场，要发展市场就要颠覆儒家这种根源于宗法经济的伦理道德，反对儒家成了中国能否市场化、现代化的思想前提。直到今天，这都是极其普遍的观点，但是，在国际学术界，这种观点是越来越站不住了。美国、日本，包括台湾的一些学者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现代化不是因为没有市场经济，正好相反，是因为中国市场的力量太发达太成熟，才影响了现代化的出现。首先，说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完全违反常识的，宋、明时代，中国百万人口的城市数量是世界第一位，城市规模也远远超过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这些早期资本主义城市，这么大的城市没有市场，完全靠小农经济自给自足？这是极其怪异的想法。事实上，《清明上河图》就极为形象地记录了古代的市场景观，而《清明上河图》中的市场荣景绝不只是开封一处，很多当时的大城市都成为中国东西南北商贸交易的中心和周转的枢纽，马可·波罗、利马窦都曾经对中国的城市规模和市场的繁荣惊叹不已。但是，既然中国有当时世界最大规模的市场，为什么中国却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现代化？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一开始就在一个“反垄断”的伦理机制和国家机制中成长，儒家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富的理念，朝廷有计划地控制一部分高利润并且与国计民生有直接关系的行业，例如盐铁、漕运、织造等，有效地限制了个体商人暴利的空间，同时作为民间组织的各种行会的协调，也使得以个人资本进行行业兼并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因为没有兼并也就没有垄断，没有垄断也就不可能出现对垄断产品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可能，这就使得大规模的生产机制，像西方现代的辛迪加、托拉斯，不可能出现在中国的市场中，而所谓现代化正是由这些大规模生产机制所创造的。现在来看，这种大规模生产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典范，各个发展中国家都在群起效仿，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种经济规模曾经有过很大的代价，因为兼并和垄断导致弱势经济群体的破产，因为垄断导致业主高抬价格肆意掠夺消费者，西方的市场也因为受到这种没有节制的产业扩张的危害，最终形成了“反垄断法”，限制市场中的个人的无限发展。而这种经验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商业活动中几乎是一种相当自觉的意识形态和政府机制的选择。我并不想简单得出一个结论，究竟是中国好，还是西方好，或者是再一次授人以“古以有之”、“早以有之”的口舌，那是一种我所坚决反对的文化的故步自封，是一叶障目的可笑的文化的傲慢。我想提出的是，对儒家思想的批评转化应当在一种健康的心态下开展，而不是预设一个本身就站不住脚的立场，进行一场虚拟的文化讨伐，这样的做法不仅不能真正消解儒家的负面因素，反而把有可能转化的积极因素给抛弃了。所以，儒家批评的理论立场的检讨现在也成了基本问题了。
当然，批评儒家不重视个人，因为没有个人所以没有现代民主制度，所谓“内圣开不出外王”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是，儒家关于“民本”的思想资源，由此而产生的士大夫“为天地立命”的胸襟，教导皇帝，监督皇帝，和以“相权”为中心的文官政治对君权的制约和协调，以及经过科举取士，维护民间通向官场的渠道，使民间意志可以通过仕子进入官场，等等，这些传统的道德政治资源是不是完全没有现代意义，是不是与民主政治水火不容，中国古代有机性的政治关系背后所包含的政治理念是不是对工具理性所主导的民主政治完全不能成为参照，完全不能成为改善民主政治的精神资源？
可以看到，仅仅只对个人主义这一个因素开展辩难，就可以引出众多的重要问题，因此，更深入地对主要的那些现代性要素进行反思应当是深化启蒙反思的重要课题。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20）
杜：其实，我们说启蒙可以当作正在发展的理念、当作文化现象，或者当作一种心态，除了从现象上了解它，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就是它的核心价值。帕森斯当时曾经提出，现代化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但是这后面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彼特·伯格最近完成了多元多样的文化全球化的研究，对以往的一些基本的假设，他都否定了。比如，全球化是不是可以从美国化来了解，诸如英文的普及、清教伦理、美国的速食、娱乐电视、流行音乐等各方面，这些因素都是可以质疑的。法文、中文和其他的语言，不可能因为文化全球化就被英文所取代。饮食、衣着、娱乐虽然美国大力推广，但是日本、印度、拉美、伊斯兰国家都可能成为文化全球化的生产单位，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都可以发挥不同的力量。
但是，沿着现代化发展的线索来了解全球化有一个不争的事实：个人的选择越来越多，个人的解放、个人的主体性越来越突出。这已经成为现代性的最重要的指标，所谓个人的尊严、个人的自主的问题。如果我们问启蒙的核心价值为什么增加了个人的选择性、增加了个人的活动空间，传统的枷锁减少了，它和自由的理念、法制、理性，和人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是启蒙的核心价值，而且，是现在无论你在东南西北都普遍接受的普世价值。你前面提到除了现在的普世伦理，未来人类的发展还有哪些价值需要突出？从自由的角度来看，是个人的自由，你选择多了你就感觉到自由，饮食的自由、衣着的自由、居住的自由、旅行的自由、宗教的自由、信仰的自由、集会的自由，个人选择的增加，个人活动空间的增加，这些都是必须要有的。再如理性，人是理性的动物，康德说启蒙就是人自觉地运用理性，让理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