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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儒家这个角度来考虑现代性的前景吧。这里面有两个方面，一是它的资源能不能成为普世的现代性的参照，二是它能不能面对它的族群自身的困境，尤其是这个族群已有的现代性意识形态，从“五四”以来，中国有关于现代性的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一部分是西方的影响，另有一些是它自己的当代经验所孕育出来的，假如儒家思想连自己家园中的问题都不能回答，遑论全球现代性。“五四”前后，寻求“富强”的理念出现，说明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现代性已经进入中国，至少成为一部分人心目中的现代性典范，但是以资本主义配置的现代性在中国虽然轰轰烈烈一时，而最终走出来的却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先放下中国的特殊性，在一般意义上了解，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事实上都是从启蒙的源头流出来的。为什么中国人“寻求富强”，可走的却是社会主义道路，这后面有一个现代性理解的预设是我们应当重视的，当时的中国接受了什么样的现代性，为什么会接受这种现代性，又是如何接受的？我所指的不是少数知识分子所掌握的观念，而是普罗大众所做的社会选择中体现的现代性意识，是草根社会和日常经验对现代性所做的选择。在那个时代，儒家作为意识形态是被彻底地边缘化了，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在意识形态上与儒家坚决地划清了界限，这个共同点也反映了启蒙的特点，把任何地方知识都当作“历史形态”关闭在现代性的大门之外，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概莫能外。但是作为族群的心理力量和习惯性的生活方式，儒家又并未完全缺席，它在深度心理的层面上参与了中国当代现代性的建构，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这个作用应当揭示出来，这个儒家的自我反思事实上对思考今天儒家的现代性是有意义的。这就是说本土资源的现代性转化是可能在两个不同的方式上发生作用的，一是你自觉地了解你的本土资源，有选择地让它发挥作用，另一个是你没有自觉，不做选择，本土资源在非自觉的情况下发挥作用，这就有可能使得真正健康积极的方面不能充分发展，能够发展的反而是负面的糟粕。从这个角度看，知识分子的责任就非常重要了。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18）
杜：因为“富强”的压力，资本主义的理念在中国有所发展，这是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族群的内部也的确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在本土资源和现代性的问题上，真正关键的是文化认同出了很大的危机，有人说是认同破裂的困境。这是从鸦片战争以后慢慢发展而来的，我们在前面讨论过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性的坎坷的心路历程，到了“五四”构成了文化认同危机的总爆发，对以后的历史而言，它形成了一个有宰制性的心态，这里面包含由“富强”所带出的科学、民主的问题。“五四”的出现的导火线，是因为梁启超参加“巴黎和会”发现山东半岛不仅没有归还我们，而且从德国转手到了日本，这种强烈的愤愤不平使得中国代表团撤出“巴黎和会”，他的电报发到北京，学生和知识分子就上街了。这可以说是反帝国主义，后来发展出反帝反封建。
反对帝国主义的心态背后有很多理由，可能不只是爱国主义那么简单，当然民族受到屈辱，被不公平对待，可以引发巨大的爱憎情绪。这后面是极其强烈的公义，对外而言，列强不能欺负我们，我们是天朝礼仪大国；对内部来说，因为公义的出现，才有妇女运动，才有打倒封建。因为封建是等级森严的一套制度，很多有活力的积极因素不能调动起来，社会上的政治组织基本上是掠夺性的政治组织，后来袁世凯要做皇帝回到专制，激起对专制和旧制度的极度痛恨，反“礼教”、反家族制度等所谓封建意识形态也随之出现，在旧制度中，各种民间组织的凝聚力调动不起来。孙中山对此深有感触，说是“一盘散沙”，此外，个人的积极性无法发挥，人的尊严也就无从谈起，抽鸦片的人很多，鲁迅笔下的那些丑恶现象都是事实，连胡适都有“差不多先生”、“马马虎虎”这些说法，引起那个时代对中华民族的人的性格的批判的热情，也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鲁迅的批判是相当尖刻极端，后来有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还有像李敖等人的激愤的批判，我相信都与“五四”有关系。
还有社会主义理念也在当时出现并成长起来，这个问题的面向比较复杂，我同意你说的，它确实代表了一种现代性，从俄国革命以来，我们的现代性比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更公正、更全面、更有说服力；面向未来，马克思的分析说要从资本主义进入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不要只看到帝国主义强大，对我们强暴，我们有另外的信心和选择，可以代表更好的方向，事实上，反帝反封建和社会主义是一拍即合，非常融洽。所以，要西化，要最充分的西化，俄国代表的模式就是最先进的西化，我们要反帝反封建，俄国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不仅是反帝，它来自西方又是反西方的。这些理念纠合在一起，才使问题格外复杂。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不能只是从“救亡压倒启蒙”那个模式来了解。
我现在甚至有这样的感觉，一般的学者也许不一定接受，我们应当能够理解“五四”的那批精英都是年轻人，出名的时候也只有20多岁，非常了不起，这是青年文化，而且，那些人所受的中国传统学问的熏陶很厚，不要说其他的，你就看文字功夫，鲁迅、巴金等，每个人的文字都很好，古代汉语每个人都能精通，你看当年梁启超他们罗列出要做一个中国人的基本读物，那个水平现在连大学教授都不能达到。虽然他们年轻，可是他们的确有很丰厚的文化资源，因此，他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很有气度、视野很宽，有的方面，后来的人都望尘莫及，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地区、80年代的中国内地所体现的基本水平根本达不到他们的高度。我看罗荣渠编的20世纪30年代《申报》所主持的几场大辩论，无论文字还是理念，现在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事实上也是非常难得的历史的资源。当然，毫无疑问，那个时代对传统排拒并不全面，接纳得也不够深刻，对西方引进得不全面，抗拒得也不彻底，这是事实。这后面是有问题的，我不能说他们是肤浅的乐观主义，但的确是太自信了，知识精英确实要通过变化气质脱胎换骨，以改造社会。中国当时情况是山河变色、民不聊生，但是这批人所写的东西却都是气势如虹，有一种比我们现在更恢弘的气度。即使是熊十力、梁漱溟，不管哪家哪派，都有一种元气，可谓元气凛凛。在这种氛围中，来考虑你提出的族群内部的困境为什么不仅没有化解反而越发尖锐，我们可以批判他们反思能力不够，因为是年轻人，总是习惯朝前冲；但是，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确不认为传统中国丰富的文化可以成为现代化的资源，这是使我们感到惊讶的，也可以说是遗憾的。我曾经说，对外来文化，最好的选择是充分的融合，这当然很困难，日本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土耳其也有可借鉴的方面，还有印度，这些地域都有成功的例子，但是，当时的中国很遗憾，没有处理得合情合理。在这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思考的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西蒙·爱森斯塔，他是帕森斯的朋友，爱森斯塔是从犹太传统出来的，而且是马丁·布伯的传人，他是个社会学家，进行各种不同文明的比较分析，他不认为传统的消失和现代性的出现是个同步过程，他认为传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阻碍的能力也有促进的作用，是现代化过程中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后来爱德华·西尔斯（他也是帕森斯、爱森斯塔他们的朋友、合作者）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何为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