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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这样比较简单，而且每一个人任务特别明确，时间也很明确。
跟张欣一起办公司后，感觉事情变得特别复杂。当时公司连10个人都不到，她强调让公司这些人都坐下来，每个人都得说，你说你的，他说他的，西方的管理思维里特别强调要说不一样的观点。她觉得如果像国内开会那样，上面领导讲一句话，下面所有人都说好，是完全没有价值的。所以这些人坐在一起，天天不干活，就在一起讨论，任何事情都得反复地讨论，讨论得我非常焦虑。我跟她说，这不是办公司的样子，办公司是一个人想清楚了，说给别人去执行就可以了。办公司跟治理国家完全是两回事，治理国家要民主，办公司就得独裁。她始终特别反对这一点，认为任何事情都在一起探讨，就是美国式的民主。我说公司里面这样探讨下去肯定会出问题。
最后我们两个人基本上谈任何事情都谈不到一起去，做事情的方式不一样，对质量的标准也不一样。最终导致双方的崩溃，我们两个人就分开了。她只身一人去了英国，在熟悉的环境里，她觉得很舒适，有几个朋友带她到苏格兰去打了一个多月猎。我那个时候觉得心里面要寻找一个精神寄托，陷入了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反思。其实我对主流的思想并不顺从，那个时候觉得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离我们非常远，想让这些思想打动我们的心，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非常困难。可是又没有别的思想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个时候我就又翻开佛经看。在佛经里面也寻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最后看到了禅宗。禅宗里面没有多少经文，都是故事，现在回过头来看，每个故事都是反逻辑的。佛教的一些大师对禅宗存有偏见，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小儿科的东西。然而恰恰是这些小儿科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比较受用，随后，我就到了日本的京都待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有价值的时光。京都这个城市有点像中国的西安，是一个古老的城市。那里的人非常谦和礼貌，一路陪同我们的是一位快80岁的老人，做事情非常认真，包括吃的食物。
京都有个二条城，对日本人来说，那就是他们的故宫。我在二条城看到，人们脱了鞋，安安静静坐着，没有烧香，没有拜祭，就那么静静地坐着，一坐两个小时。前面是特别著名的一个园子，墙很低，破破烂烂的。后面的院子里面有泉水，人们都安安静静地在从那里取水喝。从二条城出来以后，我明白了所有的东西都应是简简单单的，如果掺杂进太多外在的东西，比如烧香、献花，反而把你心里面的这种美好、这种爱、这种感动都冲淡了。
在京都待了一段时间后回到北京，我们俩的关系仍没什么改善，我对婚姻基本上都绝望了。有一天她从英国打电话过来，她说她读书、工作都在英国的环境中，那里确实是她比较熟悉的环境，如果不是因为我，她就不可能到中国来，就跟中国没有任何的牵挂，言语之中透露出她还是想回到中国的意思。我们在电话里面谈了半个多小时，我说你还是回来吧，然后她就回来了。回来后她说再不跟你闹矛盾了，公司的事情你管吧，我就负责管理家里的事。这一次危机就这样过去了。
张欣打开了我的视野
婚姻危机过去了，我们俩办的SOHO中国公司的业务仍没有什么起色，她退出后，我就开始了新一轮的合作伙伴寻找工作，慢慢地，公司的业绩有了明显的进步，真正要建房子的时候，我一个人已经不能承受那么大的工作量了。所以等到张欣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我们俩又开始在一起共事。第一个项目做的就是现代城。
现代城这个项目是按照张欣的价值观做的第一个住宅，上市以后，行业和市场上的争议非常大。多种批评涌向我们，有人说你们选的门的把手都是直的，跟工业化的东西一样。把手都有曲线，你们选的把手怎么这么难看。张欣说建房子的时候，一般中国常用的落地式的玻璃，不要窗台，有些人也接受不了，有个老太太上来收房的时候，往下一看，吓了一跳，这样高的楼，前面一米她不敢去。老太太拽着我，说她害怕，吵着要退钱。
我们现代城的房子没有用花岗岩、大理石、亮面不锈钢等光洁度较亮的材料，而是用的青石板和一些亚光不锈钢等产品。有一个小伙子责问我，说你不选高级材料，选青石板做材料，你见没见过真正的豪宅，去没去过香港啊？批评铺天盖地而来。那时候我和任志强还不认识，他批评得最厉害。他通过媒体、写信批评我们。最长的一封信是一万两千字。但是我们坚持一步步做，一直做到现在，任志强也不再批评我们了。
在我们夫妻俩的合作中，张欣充当的角色是一个新概念引进者，第一步她把国外新东西带进来，第二步她把全世界最优秀的建筑师带到中国来、带到北京来。
在最初的时候，我也觉得张欣设计、建造的东西跟我的价值观并不完全一致。后来我们不断地出国学习，每年基本上都出国两次，第一次是夏天，第二次就是圣诞节前后。我们不断研究国际的建筑，研究别人的产品是什么样的。这对我来说，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跟张欣的结合，无论是组建一个家庭还是创办一个公司，最重要的就是她打开了我的国际化视野，就像打开一扇门一样。
我现在想，如果没有我跟张欣的结合，我可能也会到国外去参观，但很难深入到西方社会的主流人群里面去，或许只是以一个游客的方式去看一看名胜，去参观参观，见一见人，可是对西方人真正的价值观，他们所崇尚的东西，包括我们常说的普世价值的标准，是很难有深入理解的。就这样在慢慢的相处中，我们的价值观逐渐趋于一致。
有一段时间，张欣参加了很多国际组织，她成为了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国际顾问，还成了美国外交协会的理事。美国的外交协会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跟中国的外交协会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外交协会是一战时期成立的。一战的时候还没有美国的国务卿，组织机构设置也没有国务院，所以对外政策都是由美国外交协会制定的，它的理事都是退下来的国务卿、退下来的财政部部长等这样一批人。2012年她还成为哈佛顾问委员会成员，这对我们的家庭、对我、对我们公司的国际化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2007年对SOHO中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里程碑的一年，这一年我们成为了上市公司。上市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融到一笔钱，其真正的价值就是让我们公司变成了一家开放的公司，我们上市IPO的时候融了19亿美金，在最近一段时间，又取得了境外利率较低的25亿美金债券，这样强大的资金后盾，为SOHO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而且，我们也实现了跟世界上各类资源的整合，比如工厂、设计师等国际一流资源。
教育的烦恼
我们两人之间的分歧，在孩子上学的时候又开始显现出来。实际上，张欣常常跟我讨论这个事情，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背景下，我们的孩子到底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是要上中国的学校、参加中国的高考、受中国的教育，还是让我们的孩子更国际化一些，上国际学校、出国留学，这是两种路子。实际上无论是从经济条件来说，还是从其他方面的条件来说，这两种路子的条件我们都具备。在这两种道路的选择中，我的观点是未来的世界是人类一体的世界，无国界的世界，不要太区分中国和外国，甚至不要太区分东方还是西方。从这个世界的本质来看，并无大的差异，所以我认为孩子受国际化的教育是最佳选择。张欣的观点和我的观点有一定的偏离，我觉得可能是人们缺什么就想什么，因为我从小受中国传统教育，所以特别向往西方的教育。而张欣从小受西方教育，反而向往中国的本土教育。我想得最多的是我们的孩子大了以后，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社会飞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对人们之间的交往的促进，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之间组建家庭、通婚再生孩子，国界、洲界很快就会消弭。张欣一开始不同意我的观点，坚持让孩子上国内学校。我也没跟她争，只是甩手让她去办孩子上学的事。其实这并不代表我认同了她的观点。对于国内学校，我比她熟悉，办起事来会顺利很多，但我让她自己去办，让她感受一下国内学校的氛围。结果她一连去了几个国内学校，回来很失望。学校都是强调钱，却鲜有谈怎么教育孩子的问题。最后，孩子还是被送到国际学校去了。我们周围很多家长都选择先把孩子送到中国学校学习，一段时间后再申请美国学校，结果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而且会遭遇文化冲突的困扰，接受新文化的难度远远大于一开始就读国际学校的孩子。我们的小孩在升学过程中就特别容易，面试也好、考试也好都很顺利。朋友的孩子读的都是中国最好的学校，还有一个朋友因为是法国国籍上了法国的学校，法国学校跟英文世界也不接轨，现在小孩也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语言和文化融合与接轨的压力。
我觉得未来是人类一体的社会，英语还会像今天一样是国际主流沟通语言，整个的知识体系也基本上建立在英文这个知识体系上，因此，我们不要让小孩走过多的弯路。
此外，在对孩子的教育上，我贯彻了自己的思想进去，美德教育是最重要的，而诚实是美德的基础。现在孩子们在这点上做得不错。比如有时候晚上上网睡觉比较晚了，他都不会撒谎说提前睡。孩子小的时候，处于青春期时不懂事，叛逆，会比较难管理些，平时要多跟他们沟通，鼓励他们说真话。只要说真话、诚实，他们犯的所有错误都是可以纠正、可以弥补的。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