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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事情的经过跟他说了一遍，他严肃地说道：“你知道你错在什么地方吗？错在一开始就让黄骏参与了这个项目。他是老王的心腹，你刚才也听到了，这个状早就告到郑总那里去了，要黄骏做客户总监就是他建议的，你应当把控制权牢牢抓在手中！”
我恍然大悟，难怪黄骏一直和我过不去，从我到成都开始，黄骏制造的一系列绊子，都是王副总的主谋！蒋副总连提都不提有这么个人，也一直强调他是他，我是我，原来就是在暗示我——
蒋副总继续说道：“本来你拥有一个最好的机会，但是现在被搞成了这样，就算是处罚黄骏，你想想你的损失有多大？”他叹息了一声，“当初我失算就失算在让你和黄骏在一起办公，没来得及叫你防备，被他抓到了机会，他这一招够毒啊！”
我知道他最后一句话说的是王副总。看来他们也是积怨已久，不然王副总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使出这么阴险的招数。
啊，这种ＯＦＦＩＣＥ斗争，我曾经多么熟悉：当初郝瑟抢来阳光工程，没想到自己却栽倒在这个项目上；贺岩为了击倒沈梦丽，不惜把情报出卖给竞争对手；现在又是李逵、黄骏、王副总阴招迭出……每一个公司的老板都希望自己的下属互相竞争，自己可以牢牢掌握控制权，可是在中国现阶段浮躁的气氛和不成熟的管理基础上，有几个老板能够确保这种竞争是有序的？
我们沉默了一会，最后蒋副总站起来道：“现在你明白就好，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让我们一起做最后的挽救！”说着使劲和我握了握手。
第二部分：广州寻找机会始终昏暗迷蒙的成都
在每一种逆境及挫折中都存在着一个持久性的大教训，这教训是无法以挫折以外的方式获得的，它可以改变你的价值观，改变你的人生态度，甚至，改变你的一生。
我和蒋副总出来，去郑总的房间。王副总看见我们一进房门，马上把说到一半的话停住，转而和郑总商量起如何道歉的问题来了。蒋副总装作没听见，道：“肖俊松已经约好了唐老板，等一下和我们谈合作的问题。”
他又把吴光亮要辞职等情况向郑总说了一遍。郑总一下焦躁起来，发怒道：“也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以后这种擦屁股的事情不要让我们来做！”
这些都是黄骏的错，可是我这时不好辩解，只有选择沉默。郑总生气了好一会儿才道：“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过去！”
四个人立即出发去东方在线。一路上气氛沉闷，没人说话。不一会儿，就到了唐老板的办公室。
我上前和秘书说明了我们的来由，她打了一个电话之后说道：“唐老板现在不在，你们在会议室里稍等一会儿，等一下方副总会过来和你们商谈。”
我们去了会议室。不大一会儿，来了一个浑身上下滚圆的男人，拿着一堆文件，说要和我们讨论合作的事宜。
郑总急忙站起来，双手递上我们的书面道歉函，诚恳地说道：“这次我们三个老总过来，就是要亲自对贵公司表示歉意！”
方副总略微弓了一下腰，收下道歉函，直接就切入主题道：“大唐几位老总都来了，我们也相信你们的诚意，不过，这次事件给我们公司的名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老板非常愤怒，我们公司对当事人已做出了严肃的处理！”
郑总忙跟着说道：“我们也将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说着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
我心一沉，他难道要处理我吗？郑总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
方副总却并不理会，继续说道：“大唐也是著名的公司，不过人员素质令我们很失望，这也说明我们的合作存在着很大问题。这次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他喝了一口茶，清了清嗓子，慢条斯理地说：“我们有三点要求：一，这件事情一定要严肃处理！二，重新组织项目组成员，由我们审核。三，赔偿损失，修改合同！”说着从一堆文件中拿出一份新合同给我们。
郑总接过合同，我匆匆扫视了两眼，一下就看到要取消服务费，完全按照媒介代理收费这一项！不过没有炒掉我们，比我想像的要好些，我舒了一口气，毕竟还能再继续做下去。
“你们好好考虑一下，能做呢，就明天给我们答复。”他说着站起来，已经准备送客了。
当初签定这个合同的时候，我们占据着绝对的谈判优势，但是仅仅大半年，形势完全逆转，我们陷入了被动之中。这就是这个行业的残酷，也是市场的残酷。
回去的路上，三个老总开始了激烈的争执，王副总主张这个项目不应该再做下去，蒋副总认为应该继续做下去，郑总说要研究研究。他们一路争到宾馆还没有结果。下了车，我正要跟上去，郑总忽然回过头来对我严肃地说道：“回去好好反省一下，听候公司处理！”说着三个人就上楼去了。
我一下愣在了那里，忽然觉得自己成了祭坛上的替罪羊，即将为一场莫名其妙的灾难奉献出职业生命。一种从未有过的愤怒像电流一样击遍我全身，那些关于危机、生存、财富、未来……本来已经消失了很久的字眼，不知道一下子又从哪里钻出来，兜上心头，让我跌跌撞撞的。
我是谁？我的性格适合做什么？我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选择漂泊？前面的路究竟应该怎样？我应该下怎样的决心？难道要不断重复困局？这些巨大的问号不断在我的心中沉甸甸地敲打着——始终昏暗迷蒙的成都，你能否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
第二部分：广州寻找机会把自己关在了爱情的外面
太顺利的人生往往缺乏思考，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人只有在生病、无助、失去亲人、失恋、失败、迷茫等种种挫折和忧伤情绪的折磨下才懂得去反省，去改变。
我昏昏沉沉地回到家中，吃了几粒药之后就睡了一觉。这一觉睡得极不踏实，我恍惚回到了株洲，正和吴书记争吵；过了一会儿，又在深圳挨李小姐的骂；然后就是王副总、郑总的责难……我一下惊醒过来。
白姗不在家，屋子里静悄悄的，正适合思考。我拉开一罐啤酒，坐在客厅的地板上，不禁问自己，这难道就是我要的生活状态吗？
也许从株洲拎了几件衣服毅然去深圳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只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可是如果在外面闯荡几年之后仍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那就是一种失败，一种悲哀。
这几年在外面闯荡，虽然生存的压力巨大，可是我只是为了生存吗？相比中国９亿农民，相比那些靠出卖体力漂泊的民工，相比一般内地城市居民的生活，其实我的生活水准要高得多，起码我每个月还能拿到逾５位数的薪水。我们这些７０年代出生的人，既然是摆脱文革影响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是人的价值空前觉醒的第一代，是随着整个国家的剧烈变化而不断尝试去变化的一代，就注定我们是更自我的一代，更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更认同财富，更盼望出名，也更功利、更浮躁，挫折感也更强烈……我们的求生欲包含着更多的理想主义在里面，为了证明和实现自我，为了主宰自己的命运，为了心灵深处的召唤，甚至为了一段爱情，或者就是为了一种感觉，我们选择去漂、去拼……我把啤酒罐子使劲捏扁，是的，也许我就是在找一种感觉，一种能掌控一切、富有而自由支配的感觉！可是我找到了吗？这种感觉为什么我总是找不到？相反，我总是有被支配的感觉。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时钟滴滴答答、不紧不慢地走着，我无聊地喝了一罐又一罐啤酒。现在这样似乎和我在株洲的工作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在一种灵活的机制下赚点辛苦钱。为了得到老板的首肯，我必须战战兢兢工作，这样的结果是我对专业技能越来越精通，对公司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也许再过几年，赚了一笔钱，我会结婚成家，开始按揭购房买车，负担骤然加大，于是更加战战兢兢惟恐失去工作，等有了孩子，感叹自己抱负未酬，开始望子成龙，将自己一辈子没有实现的理想寄托在孩子身上——这绝对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在这个寂静无人的空间，我忽然感到一阵恐惧，一种无边无际的孤独，一种无边无际的寒冷，就像冬日的深夜，一个人彷徨在大雨滂沱、空无一人的街市，凄清寒冷，只有昏暗的街灯提醒自己，这里曾经多么热闹。
就在这时，只听到一阵钥匙的扭动声，门开了，白姗迎面走进来。她一脚踏在空啤酒罐上，顿时惊呼一声，滑出去好远。她气恼地把啤酒罐往垃圾桶里一扔，大声叫道：“肖俊松，你赶快给我出来！哼，我不在，就把家里搞得跟狗窝一样！”说着四处寻找制造这个灾难的祸首，这才注意到屋角潦倒的我。
她一定是被我的形象吓着了，一下愣在那里。
我冷冷地道：“你嚷嚷什么？现在事情都到这个份上了，还嫌不够烦吗？”
她明显生气了，有些激动：“事情到这个份上是我的错吗？你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我知道你难过，可是我还不是和你一样难过吗？”
“我把责任推在你身上了吗？现在连老总都惊动了。你知道今天客户怎么说吗？说要赔偿损失，要更换项目组成员！我和你怎么办？”我也情绪激动起来，“你猜郑总又怎么说？他不说黄骏，只说要我好好反省，等候公司处理。我犯了什么错，要公司处理？还有王副总和蒋副总积怨，总是把气出在我身上！对了，你知道黄骏为什么总是和我们作对？竟然是王副总指使的。”那些过往的、郁闷已久的事情借着酒精像火山一样汹涌喷发，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对白姗不满，还是把她当作了一个发泄的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