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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魁娘子果然止住了哭声，吴八公子吩咐将船移到清波门外僻静的地方，将花魁娘子绣鞋脱了，把裹脚布也一齐脱掉，露出两条玉笋一般的金莲，叫狠仆扶她上岸，大骂道：“小贱人！你有本事，白天就走回去，我却没闲功夫送你了。”
花魁娘子自然是寸步难行，平白受了这样的凌辱，真是百感交集，想到：（枉自生得花容月貌，枉识许多王公贵胄，只因混迹风尘，任由别人践踏。）想到伤心的时候，真想一死了之。
正在万般无奈的时候，突然遇到秦重路过这里，了解情况后，就亲自把花魁娘子送回去。
事出偶然，这天正好是朱十老的祭日，秦重上坟回来，正好遇到花魁娘子的尴尬模样，就把她送回姬院。姬院老妈子殷勤留客，好茶好酒，热情款待。
花魁娘子更是对卖油郎重新评价，他的地位在自己心中日益提高，于是尽展情怀，殷勤侍客，一夜缱绻。花魁娘子在床上枕边，对秦重说，不管布衣鞔食，她这一辈子跟定秦重。
卖油郎自然是欢天喜地。
花魁娘子拿出积蓄赎了身，选择了良辰吉时，与卖油郎秦重完婚，轰动一时，自然也认出了失散多年的父母。
多事文人，在后来吟诗说：“春来处处百花新，蜂蝶纷纷竞采春；堪笑豪家多子弟，风流不及卖油人。”
当然，出现在这里的莘瑶琴，只是主脑创造出来的高智能NPC，跟历代名女的隐藏任务有关。
她有一件极厉害的法宝，叫做混天绫，看上去是七尺长的红绫，可以自动捆绑敌人。
高峰跟莘瑶琴寒暄了几句，便祭出各种法宝，跟她周旋起来。
不久，莘瑶琴支持不住，跳过一边，淡然一笑：“好吧，我认输了。”
高峰呵呵笑道：“既然如此，我们赶紧去找任务物品吧。”
便搂着莘瑶琴的纤腰，化为一道青光，全速飞向瀛洲台。
只是一眨眼的工夫，高峰和莘瑶琴已经来到瀛洲台，挑战历代名将。
第四卷：纵横天界（完结篇）第六百六十六章 名将俞大猷
这次刷新出来的名将，是明朝的俞大猷。
俞大猷是明代抗倭名将，军事家，武术家，字志辅，福建晋江人。
他二十岁时，继承父职任百户，开始学习骑射，“剑术天下无敌”。后历任千户、武备、参将、总兵官等职。
1549年，朱纨巡视福建，将俞大猷荐为备倭都指挥。又参与交黎之役，以功进参将。他移师浙东，抗倭于王江泾，并围歼徐海、陈东等匪类，以功加都督佥事。后来任参将。
又镇守南赣，平定广东张铤叛乱。后任福建总兵官，破倭于福建兴化，时称俞家军。
次年任广东总兵官，获海丰抗倭大捷。不久改任福建总兵。
为将廉，驭下有恩。数建大功，善用兵，与戚继光齐名，并称“俞龙戚虎”。
万历初夺职，一度复起，后任军都督佥事，乞归。卒于家，谥武襄。
俞大猷戎马生涯47年中，抗击倭寇入侵的时间，达十三年之久，著有《正气堂集》、《剑经》。
据说，俞大猷出身于下级军官家庭，祖籍安徽凤阳府霍邱。
始祖俞敏跟从朱元璋打天下，以开国功臣袭泉州卫百户官，至其父俞元赞已历五代。
俞大猷自幼家贫，靠母亲杨氏编发网和亲友资助，寄居清源山水流坑村，勤学不辍。
五岁时即在家乡濠市入塾读书，拜几位当地名士习文。十岁随家迁居泉州城内北隅｛其遗址即今泉州侨中｝，与邓城、汤克宽等读书于清源山清源洞。
十五岁进文秀才，与李杜、薛南塘、史文斋、史礼斋等十余人，继续读书于清源山紫泽书院，并习武于清源洞，人称十才子。
清源山至今遗有其练胆石｛为练胆量，常登巨石下跳｝，现在泉州清源山虎乳泉畔下，旁边有其自书“君恩山重”四个大字。
其时泉州社会的闽学氛围炽盛，俞大猷先后拜王宣、林福、军事家赵本学等人为师，学习《易经》与兵书，皆得三家之所长。
后又从师精通荆楚长剑的同安南少林高手李良钦学剑｛棍｝术和骑射，达到了“剑术天下第一”的境界，跨马而骑，引弓飞矢，百发百中的境界。
王、林、赵三人，均为当时泉中名师，且是明代前期闽学著名代表人物蔡清之弟子，从蔡清学过《易经》。王宣以《易经》论古今治乱兴衰之迹，林福以《易经》明心性忠孝仁义之奥，赵本学以《易经》衍兵家奇正虚实之权，著有《韬钤内外篇》和《孙子注解》。
俞大猷对三师之意，均能默契神会，融会贯通，尤能阐其所未论。
而在师承关系上，俞大猷是名儒蔡清之二传弟子。
正是由于年轻时奠定扎实的儒学理论基础，使俞大猷日后成为明代独树一帜的名将，不仅有杰出军事家的思考领域，而且有杰出政治家的思想远见，故上司谭纶曾称赞他有大将才。
俞大猷的兵法思想，是逐步发展的。
他在会试时，就上论策《安国全军之道》，立功大同镇时又有《兵略对》、《大同镇兵车操法》、《广西选锋兵操法》等。在他的《正气堂集》十六卷中，无卷不言兵，无篇不与兵事有关。
俞大猷曾提出军队现代化的建议，但面对个人力量不可抗拒的社会因素，且与古老的松散的社会组织不能相容，其计划毫无实现的希望。
俞大猷之所以善于运筹帷幄，把握战机，出奇制胜，可以说正是得力于青年时代对《易经》学有关奇正、虚实、矛盾、变化的辨证思想的深刻理解。
俞大猷认为，作为战争的指挥者，首先应该具备“忍”的策略思想。
他说，“忍”是一个人品德的基础、行为的出发点和成就一生事业的基本条件。
它对于战争决策者而言，“能忍，则不为人所致，机操自我焉者也”；“不能忍，则常为人所动，机操自人焉者也”。所谓“机操”，意即把握战机，掌握战争主动权。
能忍者，就能把握，掌握战争主动权；不能忍者，就会贻误战机，丧失战争主动权。
俞大猷以司马懿和诸葛亮为例，告诫战争的决策者说，“能自安其国”，“自全其军”，且能“危人之国”，“破敌之军”，这都是“能以忍自守，不为人所动之大诫也”。
他平时想到战时，战时想到战后，计定而后战，战则求全胜。
俞大猷生长在华夏国东南沿海泉州，自幼耳闻目睹倭寇在东南沿海的暴行。投笔从戎后，直接与倭寇作战，从国家和民族的大计出发，提出加强海防的战略思想。
俞大猷抗倭的海防战略，是御海洋、御海岸、御内河、御城镇的多层次、有纵深的防御战略，加强海防，坚固江防，以长制短。
就是“大洋虽哨，而内港必防；内港虽防，而陆兵必练；水陆俱备，内外互援”的海防战略。
在剿倭的实践中，俞大猷总结出“倭奴长于陆战，其水战则我兵之所长”的论断。
他说：“倭贼骄悍，攻之洋中，我得上策。一被突入，陆路追战，兵无素练之律，贼怀必死之心，胜负之形斯判矣。”
概括说明了在海上与陆上剿倭的两种可供选择的战略中，肯定了海上剿倭是“上策”，主张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歼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
他指出：“倭贼之来必由海，海舟防之于海，其首务也。”
因为倭寇之来必由海，必须修造海船，招募训练水兵，加强海防力量，在海上倭寇必经的岛屿，以逸待劳，剿灭倭寇。
在沿海要害之处或倭寇可登岸之处，屯扎陆兵，扼敌于江河之口，使其不得由河港深入。
在内河修整河船，船上搭成栅，加遮板，多备弓弩火器，如果敌人进入内河，则在河中击敌。
还要固守沿海的城镇，以城为营，利则出战，不利则守，牵制敌人，使其不敢深入内地。
俞大猷的海防战略，是借助船，积极地以战为主的战略。其《正气堂集》也明白指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
他认为，“防倭以兵船为急”，“攻倭兵技，当以福船破之”。
因为福船高大尖底，性能优越，是优秀的海船，为倭寇所畏惧。
他征调福建楼船，或就地建造大海船，征募精兵上船，进行严格训练，组建一支驰骋东南沿海抗倭战场上的威武之师——俞家军。
他给总督的禀帖中，曾提出“窃意防倭，调陆兵已尽天下之选，卒未见有奇效。若用陆兵所费之半，而用于海防，则倭患可以渐息。”
纵使俞大猷的声望和战绩都十分卓著，但这些有益的建议始终没有被采纳。因为俞大猷的海防战略思想，所牵涉的问题和可能引起的后果，已经超出军备问题，而及于政治。
如果他要求的关于亲自率领“闽、广大船数百艘，兵数万”成为事实，有关各省的财政就要从原来小单位之间的收支而被集中管理。与之相应，后勤机构的人员必须增加，而且必须一扫苟且拖沓的办事作风，保证规格和数字的准确，才能取得预期的行政效率，以之与现代化的军事技术相配合。跟他们往来的各个机构，也必须同样注重实际。
然而，当时庞大的华夏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违法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是忠厚识大体。
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在未来的好几个世纪之内，上述情况在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按照俞大猷的计划，自然是要求兵精械利，把原来两个士兵的军饷供应一个士兵，以部队的质量来代替数量。
但是，戚继光却能看到问题的要害。
戚继光认为，帝国的军队是一支全能的军队，也是一支长久性的军队。它经常性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就是镇压内地农民和边区的少数民族。
地区间的人口过剩、灾害频仍、农民流离失所、官吏苛刻暴虐，都可以迫使暴动随时发生。
第四卷：纵横天界（完结篇）第六百六十七章 杨玉香与林景清
而以华夏国幅员之大，这种所谓“造反”、“作乱”的地点，极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