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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到乌鲁木齐，背离朝阳，冲向黄昏，而从乌鲁木齐与之相反。那四十多小时里，我一直稀里糊涂地想着心事，日落时怀疑自己离太阳越来越远是不是一个不详之兆，日出东方时又在期待这是预示我可以拥有走出困境的幸运。我很无助，感觉自己的力量微弱得几乎渺小，只能寄希望于这些毫不相干的启示。我辗转回到那座城市，没有回家，在车站旁边的宾馆住了下来。我洗澡剃须换了干净衣裳，试图逼着自己睡一会儿，好让自己与凌一尧见面时精神状态好一点。可是，我又困又累，却怎么也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就心慌气短，仿佛有人在我耳边敲着锣鼓大声聒噪：“她要离开你了！她要离开你了！”凌一尧知道我回来了，我们约在安定广场见面，面对面站着，她看着我的眼睛，说：“怎么那么多血丝？多久没睡觉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最近一次超过四小时的睡觉就是从戈壁雪地里捡回小命后近乎昏厥的长睡。旁边有很多小孩子穿着旱冰鞋跑来跑去，我们生怕被撞到，于是坐到旁边的长椅上。我告诉她，我每天都很想她，已经把新疆的工程丢下了，不想再离开她了。她皱起眉头，问：“你不是在那里垫资了吗？丢下那里，你以后怎么办？”
我有些不高兴：“你希望我回去？”她想了想，低叹道：“我怕你人财两空，不值得。”我顿时不知道怎么说了，不停地揣测她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可我的脑子处于混沌状态，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思考。她随后又说：“前段时间，我和我妈吵了，把她气得犯病，我外婆都打电话过责备我，问我是不是打算闹得家人不相认，以后逢年过节都不想回家团聚，给祖宗磕头。”她抬眼看我的时候，眼泪一下子流出来，委屈地说：“我外公去年去世，今年清明节应该扫墓的，可我躲在南京就是没回来，你难道还不理解我？我小时候是外公外婆带大的，他们都说我忘恩负义，白眼狼。”我一边帮她擦眼泪，一边抚慰道：“我这个工程一结束就有钱了，我去买车，我们去给你外公磕头，挨家挨户拜访你家亲戚，我也可以很孝敬你的长辈。”她推开我的手，自己擦掉眼泪，说：“你忘了吗？我和你已经是地下恋爱了，我和罗XX从年初开始就是名义上的交往，我现在已经回不去了啊！我回不去了！”我们回不去了？我迷茫地看着凌一尧那张脸，那张曾经给我温柔也给我力量的面容现在满是悲伤与决绝，这也是十年来我第一次感受到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的无奈。我许久才缓过神来，问道：“你要我怎么办？”凌一尧低头沉默一会儿，说：“我很累了，扛不住了，给我自由吧。”我感觉自己像被人狠狠地砸了后脑，眼前一片黑，但还是努力站起来点头说：“好，听你的。”“你会恨我的吧？”她也跟着站起来。我咬住嘴唇尽量让自己不要说话，那么多小孩子在旁边，不要当众丢人，只是张开胳膊把她搂入怀里，狠狠地抱了一下，最后一次嗅了嗅她长发的香味，然后扭头离开那个广场。凌一尧啊凌一尧，我曾经发誓要为之遮蔽风雪，此生疼爱和保护的女孩啊，你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你拥有轻描淡写一句话就可以将我抽空灵魂放逐天际的神力啊！从今往后，我该往哪里走，该为谁而活，我该怎样面对那么漫长那么漆黑那么毫无意义的人生啊？
随后的一个礼拜，我过着这辈子最潦倒的日子。我暂时不想回新疆，也不想去找那些熟知凌一尧的好友，但我已经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砸在项目上了，所以不敢回家见父母。我一直在宾馆里睡着，拉着窗帘，没日没夜地睡，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干啃房间里本来就有的桶装方便面。
我以为自己呆在这个城市可以做些什么，但事实上我根本无从改变眼前的现实，凌一尧没有再给我发一条短信，打一个电话，我也没有再去联系她。于是，我决定出去走走。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走，从江苏走到新疆，从荒凉的沿海滩涂走到更荒凉的戈壁滩。但我从未迷失方向，即便走在只知前后左右不知道东南西北的风雪里，我心里也依然竖着一座高高的灯塔，依然有人期待我的归去。可是现在，灯塔的光亮彻底消失，我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我独自回到南京，去找以前那间房子，房东尚未将它租出去，我恳求他让我呆一晚。凌一尧离开时将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一些被遗弃的生活用品被整整齐齐地摆在角落里，蓝色的毛巾牙刷杯子都是我的，红色的都是她的；床头靠背还贴着当初我从新袜子包装上面撕下来的标签，她总是因此而数落我“幼稚”；台灯罩上有她用唇彩画的卡通脸，咧着嘴，没心没肺地笑着。
没有被褥，我只能裹着衣服躺在硬床板上，开着电视睡觉。我总是迷迷糊糊地听见她的声音，每次都猛然惊醒，却发现只是电视的声音。我真希望我所经历的只是一个噩梦，真希望我醒来时看见她正在阳台晾晒衣裳，黄昏余晖映出她可爱的身体轮廓，或者她忽然推门进来，手里提着的塑料袋还贴着超市的标签。可是她已经走了，不会再出现了。
第二天上午，我独自站在镜子前洗漱，将红色和蓝色的牙刷放在一个杯子里，然后带上房门离开。那天我重新踏上前往乌鲁木齐的火车，从此孑然一身，无牵无挂，这个躯体是行尸走肉，这颗心不再属于凌一尧，而这条命我敬老天爷。
回到戈壁滩，别人问我事情处理得怎样，我嘿嘿地笑着说一切妥当，一副无比幸福的模样。我不是可怜虫，我不需要博取所谓的怜悯，我已经丢了灵魂，但尖牙与利齿还在，我可以参与残酷的争夺。
我变成工地上脾气最古怪的人，工作时精力充沛，休息时嘻嘻哈哈，但监理都对我敬而远之，因为我一会儿像哈巴狗一样对他们点头哈腰叫爷爷，一会儿像疯狗一样对他们凶相毕露，甚至趁着酒劲追打吹毛求疵的小监理。合伙人经常数落我，却又纵容着我，因为他们不方便与别人翻脸，他们需要我这样的疯狗。
只是，一闲下来，我就开始发呆。同事开玩笑说，我是“墙角里的一根打狗棒”。
我们经常会请业主或者质监站之类的人吃饭，我每次都咋咋呼呼，哗众取宠地说着各种庸俗的荤段子，然后拿出同归于尽的架势来喝酒，一杯接一杯地死磕。所有人都夸我海量，年轻有为，前途不可估限，但我知道，酒场和官场都是谎言的集散地。
我蹲在一望无垠的戈壁滩上吐，然后趴在地上哭，旁边的同事都开心地笑，所有人都知道我酒劲上来就会哭，却没人知道我到底在哭什么。那几个月里，我与她完全没有联系，似乎这辈子都老死不相往来。我在遥远的新疆数着每一次日升月落，期待将她遗忘的那天，可是一旦每次喝得酩酊大醉，每次从噩梦中惊醒，我都会疯狂地想念那个熟悉的名字。
可是酒醒之后，站至人前，我还得每天强颜欢笑，听别人讲我酒后的失态模样有多么傻逼多么傻逼多么傻逼，然后我和他们一起笑得直抹眼泪。
那里的生活极其枯燥，业主项目部的司机小廖用U盘传给我一些歌曲，我把那些它们一股脑全装进手机里，从凤凰传奇到维塔斯，从摇滚到红歌，我毫不挑选地挨个儿听过去，在空旷的戈壁滩上一边开车一边高声嚎唱。
唯独有一首歌让我不得不将车子停在路边，捂着胸口，趴在方向盘上缓气———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电力企业是一个不差钱的豪门，但不包括2012年在建的太阳能发电站，由于欧美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反倾销制裁，光伏电站顿时陷入资金泥潭。新疆戈壁滩的气候恶劣，通常四月份才能正常开工，十月底就完全不具备施工条件，我们提前一个月冒着冰雪和低温开工测量放线，终于在十月基本完工。
此时的业主暴露资金极度短缺的问题，他们的注册资金是会计师操作出来的，而银行又盯着上头的政策，不敢轻易贷款。于是，我们的工程款没了着落，业主方拿资料审核说事，一天一天地拖着不肯验收。
我带着工人将业主的车子堵在工地不放行，派出所的民警一趟又一趟过来协调，反反复复八趟之后，连派出所都不太愿意来了。最终我们去骗业主里那个稍微老实的负责人，说暂时只要签字验收就行了，今年不会催要拖欠的工程款，他们刚好不堪其扰，不得不把字签了。
这个社会，老实人都是要吃亏的。签字的第二天，我们的人挤满整个业主项目部的办公室，拍着桌子催要工程款，把那个女文员吓得躲在角落里哭。我拿着一大把小锁，将他们办公室里的抽屉和资料柜都挂了锁，但挂到那个女文员那边的时候，我看见她的抽屉里摆着一只玻璃罐子，里面摆着五颜六色的许愿星，而她的桌角还有许多未完成的折纸。
我忽然想起来，凌一尧也曾经为我折过这个东西。
我像一个张牙舞爪的孩子被大人狠狠地扇了一耳光，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