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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年间，长安境内的万年县县尉侯彝藏匿了身有大罪的逃犯。这听上去有些奇怪，因为县尉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长，这样的身份还会窝藏罪犯？这侠义精神玩得有点大了。后来朝廷问罪，派御史审问侯彝，后者虽理屈词穷，但终不坦白逃犯藏身之地。使用刑罚，仍不交代。御史也没办法了，道：“逃犯就在你右膝盖下吧！”意思是，你为什么不屈服呢？
侯彝听后，揭庭砖猛击膝盖，展示给御史看：“呵呵，哪里有逃犯？”
御史更怒，在铁锅下聚柴，升起烈火，烤侯彝的小腹。
侯彝却说：“为什么不再加点炭？”
御史沮丧，将此事奏于代宗，皇帝诏问：“为什么隐藏国贼而自己吃苦头到这种地步？”
侯彝答：“国贼确实是我隐藏的，但我已答应保护人家了，所以即使是死也不能说出藏身地点。”
案子最终的结果是：侯彝被皇帝下令贬为江西瑞州高安县尉。
作为县尉的侯彝，为了一句承诺，知法而犯法，虽承认罪行，但却不交代国家要犯被藏匿何处，对朋友之“义”超越了对国家之“忠”。以上观念在“安史之乱”前是很难想象的。由此可见，大动荡后，“忠”的对象（唐朝廷）已难以承载“忠”的意义，而“义”被放大了，因为越是动荡无常的年代，需要“义”的地方就越多。
在这个事件中，朝廷的暧昧也很有意思：明知侯彝窝藏国家要犯，最后却没治罪，只是把他从长安万年县县尉调为江西高安县县尉，由“从八品下”变成了“从九品下”，官阶降低了一品，职位本身却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唐帝国的秩序和价值观从下到上发生了混乱，这是最令韩愈悲伤的。所以，直到他死，仍对此耿耿于怀。这种耿耿于怀是正史上的说法。晚年的韩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长庆四年的长安靖安里韩府。
韩愈在这一年死去了。其死因，引发了后世的议论。五代十国时陶谷著有《清异录》，里面记载了这样一则消息：“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致命绝。”
说的是，韩愈晚年好女色，为强壮身体，吃一种叫火灵库的东西。火灵库是什么？喂公鸡拌有硫磺末儿的粥，吃后又不叫其与母鸡交配，以此养到千日，再将这公鸡烹蒸，效果如超级春药。
按记载，韩愈大人隔一天吃一只这样的公鸡。
韩愈死后，白居易写了首诗《思旧》：“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愈。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惟余不服食，老命反延迟……”
信佛教的白居易最终活了七十五岁，而反佛的韩愈五十七岁即逝，虽然也不算短命，但毕竟死因不甚光彩（如果那一切是真的），尤其对他这样一个以恢复儒学道统自居的人来说。
后来，宋明理学建设者将韩愈视为先驱，因而极力反对《清异录》和《思旧》诗里的说法，认为韩愈是一贯反对服食丹药的，在很多文章中有证明，《清异录》里的说法是造谣，而《思旧》里的“退之”并不是韩愈。在当时，还有一个叫卫中立的人，是当时的御史中丞卫晏之子，同样字退之。他们又认为：韩愈和白居易虽都是大家，但关系实在一般，甚至还不怎么好，一个反佛，一个尊佛，文学追求上也不一样，彼此相轻，因而白在诗中不会提到韩。持以上观点的人很是激动，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儒学斗士死于春药。
但是，很多时候，人生是矛盾，也是残酷的，《清异录》中的说法也许是真的呢？因为撰者离韩愈生活的时代不远，且该书的风格又非纯杜撰，而是一本记叙唐朝生活的实录。
其实，很多时候，大人物的另一面是出人意料的。生活本身有着来自原始人性的最简单的诱惑，而且晚年的韩愈身心疲倦，古文运动和反佛主张都失败了，从南方返回长安后不再锋芒毕露，战斗精神渐渐退去而寄情深宅也未尝可知。
送塔过海的僧人
唐朝儒释道三教并行。
唐初时，太宗虽然信奉道教，但对佛教亦不反对，甚至还派玄奘西行取经。
就这样，我们的唐僧，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二十七岁那年，独自踏上西行求经之路。
二十七岁是个神奇的年龄，有那么多伟大人物的人生在这一年发生巨变。
孤身西去，荒漠万里。这是一个虔诚的信徒的朝圣之路，也是一个唐朝青年的探险之路。但不是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这样的勇气，也不是每一扇大门都会为信徒而开。除了热爱外，还需要金石般坚忍之心。
玄奘取经天竺，在那里学习多年。此日，他进入了著名的维摩诘方丈室。
维摩诘，佛教中著名的居士，家富亿金，而苦于修行，终为菩萨。他曾与文殊菩萨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当时，他托病在家，佛祖派文殊去探视。
文殊：“此室为何没有一个侍者？”
维摩诘：“一如佛土皆空。”
文殊：“何以为空？”
维摩诘：“人以为空，即空。”
文殊：“既为空，何用再空？”
维摩诘：“以无分别空，故空。”
文殊：“空会有什么分别吗？”
维摩诘：“分别亦即空。”
文殊：“既然皆为空，你之疾应向何处求治？”
维摩诘：“向佛陀之外的诸见解求。”
文殊：“佛陀之外的诸见解又当何求？”
维摩诘：“当求于诸佛之解脱中。”
文殊：“诸佛之解脱又当求于何？”
维摩诘：“当向众生修心中求！”
传说中，维摩诘的修行之室为一石屋，只有一丈平方，但在他讲法时，却能容纳万人，以至无量。玄奘在进入该室前，已决定随后东归大唐，于是欲于其室壁上书写下年月日，以作纪念。他提笔上前，望见墙壁就在不远处，但“约行数千百步，终不及墙”。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返回长安。
按《独异志》记载，玄奘西去取经的年岁，唐朝名寺灵严寺的松枝年年指向西边，及至大师返回，松枝才变换方向，皆指东边。虽然在维摩诘方丈室触壁不及，但他也已是震烁东土的大师了。一个把人生中最光彩的年华赋予孤途和信仰的人，无论如何是值得我们敬畏的。
取经回来的玄奘，讲经译经，佛教更为红火。后来，经武则天推动，到了中唐，再加上禅宗的崛起，佛教进入全盛期。但物极必反，晚唐武宗时，突然来了一轮灭佛运动，下面这则秘密故事从侧面说到这一事件：
扬州栖灵塔，中国之尤峻峙者。唐武宗末，拆寺之前一年，有淮南词客刘隐之薄游明州，梦中如泛海，见塔东渡海，时见门僧怀信居塔三层，凭阑与隐之言，曰：“暂送塔过东海，旬日而还。”数日，隐之归扬州，即访怀信。信曰：“记海上相见时否？”隐之了然省记。数夕后，天火焚塔俱尽，白雨如泻。旁有草堂，一无所损。（《独异志》）
公元840年，唐文宗终于幸福地死去。因为对这位被宦官控制的皇帝来说，死是一种解脱。文宗死前，太子本为李成美（文宗的哥哥敬宗皇帝之子）。但专权多年的宦官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和鱼弘志为树权威，废黜了成美，而迎接文宗的弟弟颍王李炎为皇太弟。文宗死后，李炎为新帝，改年号会昌，是为武宗。
武宗李炎于人生中最关键的二十七岁即位，是继宪宗后又一个强势皇帝。此人有主见，富于谋略，风格雄俊，脱颖于晚唐诸帝中。他跟中晚唐的大多数皇帝一样，也喜欢游乐于夜宴，但他在“度”上能把握好。换句话说，游乐时他是一个洒脱的玩家，办公时他又是一个严肃的皇帝。
即位后，武宗以李德裕为宰相，从此开始了君臣相得益彰得时代。
李德裕是超一流的政治家，以自己的权谋与兢兢业业，把武宗时代打造得可圈可点，会昌六年间被认为是晚唐鲜见的政治清明与果敢的时代。作为皇帝，武宗虽然是被权宦仇士良拥立的，但即位后却并未受制于仇。后者也意识到，武宗比文宗难对付多了，所以在会昌三年（公元843年）被迫退休。
整个武宗时代最大的事件，莫过于爆发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的灭佛行动。
中国历史上有著名的“三武灭佛”，即三个谥号或庙号为“武”的皇帝对佛教进行了大规模禁止行动：一是南北朝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二是南北朝时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三即本故事涉及的唐武宗李炎灭佛。
三次灭佛事件中，“会昌法难”规模最大，按当时朝廷的法令，首都长安保留四座寺院：慈恩寺、荐福寺、西明寺、庄严寺。东都洛阳和其他州郡只象征性地保留两座寺院，其他全部限期拆除，僧尼还俗，否则严惩。当时，帝国境内共拆除寺院44600多座，迫使僧尼26万人还俗，没收寺院田地千万顷。
本故事说的是，扬州大明寺有栖灵塔，为整个唐朝最高的佛塔。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即该寺被拆除前，发生了一件隐秘之事。
当时有词人刘隐之，游于明州即今之浙江宁波，一日晚，在旅舍梦见自己泛海而渡，看到西灵塔漂现海面。恍惚中，又见老朋友扬州僧人怀信站在该塔第三层，凭栏对刘隐之说：“我正送此宝塔渡过东海，过些天再返回扬州。”
刘隐之懵懂问：“送塔过海？”
怀信说：“佛门将有大难，护塔过海，以逃此一劫。”
多天后，刘隐之回扬州，一日闲暇，游于怀信所在的大明寺。
该寺中的栖灵塔是当地名胜，建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高九层，其势巍峨，挑破云层，最主要的，据说里面供有佛骨，所以每每吸引香客们前来参观。李白游扬州，曾登此塔，并留下一首《秋日登扬州栖灵塔》：“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顶高元气合，标出海云长。万象分空界，三天接画梁。水摇金刹影，日动火珠光。鸟拂琼帘度，霞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