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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戏、“行戏”、“带灯堂会”（带灯堂会是演日夜两场戏），这三种碰巧凑在一起，那天就可能要赶好几个地方。预先有人把钟点排好，不要说吃饭，就连路上这一会儿工夫，也都要精密地计算在内，才能免得误场，不过人在这当中可就赶得够受的了。那时萧长华先生是喜连成教师，关于计划分包戏码，都由他统筹支配，有时他看我实在太辛苦了，就设法派我轻一点的戏；钟点够了就让我少唱一处。这位老先生对后辈的爱护是值得提出来的。 我赶完台上的戏，回家还要学戏。我有许多老戏，都是在那时候学的。每年平均计算起来，我演出的日子将近三百天。这里面除了斋戒、忌辰、封箱的日子以外，是寒暑不辍，每天必唱的。这可以说是在我的舞台生活里最紧张的一个阶段。 前清时代，北京的各戏馆，一向规定不准带灯演戏。民国初年还是一贯地保持着旧的习惯。我们戏剧界有几位前辈们，就想来打破这重难关。先拿“义务”名义，请准演唱夜戏，其实集合许多名角大会串一次倒是他们的目的。所谓“义务”，不过随便借用一个学校之类的筹款名义，表示跟普通营业戏的性质不同，避免禁令的约束。这也可以看出在那种封建淫威下面，戏剧界业务上不自由的情况，才只得想出这种名不符实的办法来应付当时的环境。从这义务夜戏唱开了端，才渐渐地把不准演夜戏的旧习惯、旧脑筋改变过来。进一步就连戏馆的营业戏也普遍地都演夜戏了。
第二部分：登上舞台沪上成名（1）…（图）
我第一次到上海表演，是我一生在戏剧方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 在民国三年的秋天，上海丹桂第一台的许少卿到北京来邀角。约好凤二爷（王凤卿）和我两个人。凤二爷的头牌，我的二牌。凤二爷的包银是每月三千二百元，我只有一千八百元。老《武家坡》，梅兰芳饰王宝钏实说，那时许少卿对我的艺术的估价是并不太高的。后来凤二爷告诉我，我的包银他最先只肯出一千四百元，凤二爷认为这数目太少，再三替我要求加到一千八百元。他先还是踌躇不定，最后凤二爷说：“你如果舍不得出到这个代价，那就在我的包银里匀给他四百元。”他听了觉得情面难却，才答应了这个数目。 我那年已经是二十岁的人了，还没有离开过北京城。一个人出远门，家里很不放心，商议下来，请我伯母陪着我去。茹莱卿先生为我操琴，也是少不了他的。另外带了为我梳头化妆的韩师傅（即韩佩亭）、跟包的“聋子”（宋顺）和大李（先为梅雨田拉车的），由许少卿陪我们坐车南下。到了上海火车站，丹桂第一台方面派人在车站候接。我们坐了戏馆预备好的马车，一直到了望平街平安里许少卿的家里。 那时拜客的风气，还没有普遍流行。社会上所谓“闻人”和“大亨”也没有后来那么多。凤二爷只陪我到几家报馆去拜访过主持《时报》的狄平子、《申报》的史量才和《新闻报》的汪汉溪。我们还认识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如吴昌硕、况夔笙、朱古微、赵竹君等。昆曲的前辈，如俞粟庐、徐凌云……也都常同席见面。另外有两家老票房——“久记”和“雅歌集”，我们也拜访过。 我们在戏馆快要打炮之前，有一位金融界的杨荫荪，托人来找凤二爷，要我们在他结婚的堂会里面唱一出《武家坡》。杨家请来接洽的人是我们的老朋友，情不可却就答应下来。 许少卿听到了这个消息，马上就来阻止我们。他提出的理由是：新到的角儿在戏馆还没有打炮之前，不能到别处唱堂会，万一唱砸了，他的损失太大，所以竭力反对，态度非常坚决。同时我们已经答应了杨家，也不肯失信于人，一定要唱。因此，双方的意见大不一致，就闹成僵局了。 最后杨家托人同许少卿表示，如果新来的角儿，因为在这次堂会里唱砸了，影响到戏馆的生意，他可以想一个补救办法：由有经济力量的工商界中的朋友和当时看客的所谓“公馆派”的一部分人联合包上一个星期的场子，保证他不会亏本，并且答应在堂会里就用丹桂第一台的班底，拿这个来敷衍许少卿，才勉强得到了他的同意。 经过这一段的波折，我感觉戏馆老板对于我们的艺术是太不信任了。凤二爷是已经在艺术上有了地位和声誉的，我是一个还没有得到观众批准的后生小辈，这一次的堂会似乎对我的前途关系太大，唱砸了回到北京，很可能就无声无嗅地消沉下去了。我听见也看见过许多这样阴暗的例子。老实说，头一天晚上，我的确睡得有点不踏实。 第二天一起床，我就跟凤二爷说：“今儿晚上是我们跟上海观众第一次相见，应该聚精会神地把这出戏唱好了，让一般公正的观众们来评价，也可以让藐视我们的戏馆老板知道我们的玩艺儿。” “没错儿，”凤二爷笑着说，“老弟，不用害怕，也不要矜持，一定可以成功的。”他这样说来壮我的胆。 杨家看到许少卿这样从中阻挠和我们不肯失信而坚持要唱的情形，对我们当然满意极了，就决定把我们的戏码排在最后一出，事先又在口头上向亲友们竭力宣传。
第二部分：登上舞台沪上成名（2）…（图）
堂会的地点是在张家花园。杨家在上海的交游很广。那天男女贺客也不少，男的穿着袍子马褂，女的穿着披风红裙，头上戴满了珠花和红绒喜花，充满着洋洋喜气。 《武家坡》是我在北京唱熟了的戏，就是跟凤二爷也合作过许多次。所以出演以前，我能沉得住气，并不慌张。等到一掀台帘，台下就来了一个满堂彩。我唱的那段西皮慢板，跟对口的快板都有彩声。就连做工方面，他们看得也很细致，出窑进窑的身段，都有人叫好。我看他们对于我这个生疏角儿倒好像很注意似的。凤二爷的唱腔不用说了，更受台下的欢迎。 《武家坡》总算很圆满地唱完了。那时上海的报纸上剧评的风气，还没有普遍展开。这许多观众们的口头宣传，是有他们的力量的。我后来在馆子里露演的成绩，多少是受这一次堂会的影响的。 那时丹桂第一台在四马路大新街口。头三天的打炮戏码是这样拟定的。第一日《彩楼配》、《朱砂痣》；第二日《玉堂春》、《取成都》；第三日《武家坡》。我的戏码排在倒第二。大约十点来钟上场。一会儿场上打着小锣，检场的替我掀开了我在上海第一次出场的台帘。只觉得眼前一亮，你猜怎么回事？原来当时戏馆老板，也跟现在一样，想尽方法引起观众注意这新到的角儿。在台前装了一排电灯，等我出场就全部开亮了。这在今天我们看了，不算什么；要搁在三十七年前，就连上海也刚用电灯没有几年的时候，这一小排电灯亮了，在吸引观众注意的一方面，是多少可以起一点作用的。 我初次踏上这陌生的戏馆的台毯，看到这种半圆形的新式舞台，跟那种照例有两根柱子挡住观众视线的旧式四方形的戏台一比，新的是光明舒敞，好的条件太多了，旧的又哪里能跟它相提并论呢？这使我在精神上得到了无限的愉快和兴奋。 我打完引子，坐下来念定场诗，道白，接着唱完八句慢板。等上了彩楼，唱到二六里面“也有那士农工商站立在两旁”的垛句，这在当时的唱腔里面算是比较新颖的一句。观众叫完了好，都在静听，似乎很能接受我在台上的艺术。其实，那时我的技术，哪里够得上说是成熟？全靠着年富力强、有扮相、有嗓子、有底气、不躲懒，这几点都是我早期在舞台上奋斗的资本。做工方面，也不过指指戳戳，随手比势，没有什么特点。倒是表情部分，我从小就比较能够领会一点。不论哪一出戏，我唱到就喜欢追究剧中人的性格和身份，尽量想法把它表现出来。这是我个性上对这一方面的偏好。 唱完三天打炮戏之后，许少卿预备了丰盛的菜和各种点心，请我们到客厅去吃顿夜宵。我们从他那掩盖不住的笑容和一连串的恭维话里面，看出他已经有了赚钱的把握和信心了。他举起一小杯白兰地，打着本地话很得意地冲着我们说： “无啥话头，我的运气来了，要靠你们的福，过一个舒服年哉。”我望着他微笑，没有作声。凤二爷想起他不许我们唱杨家堂会的旧事，就这样地问他： “许老板，我们没有给你唱砸了吧？” 许老板忸怩不安地陪着笑脸说：“哪里的话，你们的玩艺儿我早就知道是好的。不过我们开戏馆的银东，花了这些钱，辛辛苦苦从北京邀来的名角，如果先在别处露了面，恐怕大家看见过就不新鲜了。这是开戏馆的一种噱头。” 凤二爷把话头引到我的身上。他说：“许老板，上海滩上的角儿，都讲究‘压台’。我们都是初到上海的，你何妨让我这位老弟，也有一个机会来压一次台？” 许少卿赶快接着说：“只要你王老板肯让码，我一定遵命，一定遵命。” “不成问题，”凤二爷说，“我们是自己人，怎么办都行。主意还要你老板自己拿，我不过提议而已。” 凤二爷等许少卿回房以后，走到我住的厢房里，就拉住我的手说：“老弟，我们约定以后永远合作下去。”我听了觉得非常感动。真的从那次到上海演出以后，我们继续不断地合作了二十几年。一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我移家上海居住，才分开手的。
第二部分：登上舞台改革创新（图）
我不是说过我是最喜欢看戏的吗？在初赴上海表演期间，老没得闲。后来我戏唱完了，就跟学生大考完毕一样，有说不出来的轻松愉快。我马上就匀出工夫，到各戏馆去轮流观光一下。我觉得当时上海舞台上的一切，都在进化，已经开始冲着新的方向迈步朝前走了。 有些戏馆用讽世警俗的新戏来表演时事，开化民智。这里面在形式上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是夏氏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