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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面面相觑，只有子墨不慌不忙地从游泳池里爬上来，众目睽睽之下，款款地走向池边，又一步步婀娜地登上阶
梯。大家不禁暗自纳闷，难道子墨要做个307C或者1052B ，来战胜刚才的“冰棍式”？
没想到，子墨对三米跳板根本就不屑一顾，她径直走上了五米跳台！
大家群情激奋，期待她一跃而下，但此时，她却转过身去，走向阶梯。有人开始起哄了，分明是她没有胆量，要打
退堂鼓了。
正当游泳冠军暗自得意时，惊人的场面出现了。走到阶梯口的子墨并没有往下走，反而是坚定、优雅地继续往上爬。
最终，她站在十米跳台上，变成了一个晃动的小红点。游泳池边鸦雀无声，大家抬着头，张着嘴，瞪着眼睛，屏住呼吸，
目不转睛地看着子墨毫不迟疑地像冰棍一样地跳了下去，飞溅起大片大片白色的水花。
不久，子墨浮出水面，等待她的是欢迎英雄一般的雷鸣掌声和欢呼雀跃声。游泳冠军走向子墨，满脸惭愧，说：
“我算是服了你了！”
还没等我看完，小卫就得意洋洋地问了一遍又一遍：“怎么样？绝对属于超一流推荐信吧？”
那时，我们都没有受过美式教育的熏陶，不懂得在美国校园里，人们最看重的就是真实。小卫杜撰的如果是小说，
我给他评A＋，但作为推荐信，却让我本能地感觉“不对”。
多年后，当我遇见同在美国留学的小卫，提起少年时的“跳水”典故，大家都不禁莞尔一笑。然而在当时，面对我
的沉默，他却气得跳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嗷嗷直叫：“曾子墨，你不知好歹！”
此后很长时间，小卫一直不和我讲话，任凭我怎样解释、道歉，他都全然不听也全然不顾。
直到有一天，我在教室里遇到他，他还是一言不发，却递给我一个信封。我拆开一看，原来是一封他早已寄出的推
荐信的草稿，平淡、朴素，但是，很真实。
4。“不相信你能得到奖学金！”
因为有全额的经济资助，对于拿到签证，我一直充满自信，志在必得。
去签证那天，我算准了时间，在领馆开始工作的上午9 点，一分不早一分不晚，从容不迫地到了秀水街。
美国领馆外的热烈场面想必每天如此。
在这里，一切都是为了美国。
而且，等待的时间再久，人们脸上也看不出丝毫倦意。相反，大家都在用局外人听不太懂的特色语言聊得兴高采烈：
“听说3 号窗口好签，那‘四眼儿’最好说话！”
“没错，你可千万别赶上1 号窗那胖老太太，整个一个美帝国主义者，昨天一上午没发一张黄条！”
“最近北京特紧，上星期有个拿TA全奖的都差点被拒，更别说我这RA半奖了。实在不行，我就去广州。”
对话中，往往都是“专业术语”。如果不是内行，常会听得一头雾水。像取签证的单据一律是黄色的，所以被称为
“黄条”。而TA是“助教”，RA是“助研”，都是研究生获得经济资助的方式。
就在这时，扩音器里有人在用英文说：“曾子墨，请到2 号窗。”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和被授予奖学金的证明，走到2 号窗口前。坐在玻璃窗另一侧的签证官很年轻，略带孩子气的脸
上却满是严肃和认真。若不是他西装领带正襟危坐，我真会以为他不过就是个20岁出头的大学生。很难想象，就是这样
一个大男孩居然在不经意间，掌握着那么多中国人的前途和命运。
他翻看着我的签证表，职业而彬彬有礼地开始发问：“你为什么要去美国？”
“去念大学。”
“学费这么贵，你怎么负担呢？”
“我拿到了奖学金。”我一边回答问题，一边把奖学金证明递过去。
他低头瞥了一眼，继续问：“达特茅斯为什么给你奖学金？”
“那你应该问达特茅斯才对！”
也许是因为我的言谈举止间，没有他见惯了的那种小心翼翼和毕恭毕敬，他惊讶地看看我，不甘心似地又重复了一
遍：“你觉得达特茅斯为什么给你奖学金呢？”
“大概是我的经历和成绩让学校相信，他们在我身上的投资不会让他们失望。”
签证官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把学校的两封信还给我，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相信你真的能得到奖学金。”
不相信？
这既出乎我的意料，又让我哭笑不得。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获得了一年2 万多美元的奖学金，我居然还拿不到签证，
而且是因为这样一个荒谬而蛮横的理由。
“你凭什么不相信我能拿到奖学金呢？”我不甘示弱，立刻反问。
“我来中国两年多了，还没有见过读大学本科就能得到奖学金的。仅仅是这两封信，根本不能证明你的奖学金是真
的！不过，你并不是被拒签，所以不必等两周之后再来。如果你有充足的资料证明你奖学金的真实性，欢迎你随时回来！”
即便是这样一番回绝的话，签证官依然说得周到客气，礼貌得无懈可击。但是那一刻，我的自尊心却受到了巨大的
打击。尽管美国从来都不是我唯一的选择，但是，他凭什么不相信我？
我没有激动，也没有气愤，反而满怀信心、不卑不亢地说：“我当然要回来，而且会向你证明，我的奖学金是真的。”
5。万里之外的援助
从美国领事馆回到家里，我翻出了达特茅斯寄来的所有材料，学校历史、教师状况、院系设置、校内食堂、宿舍房
间、生活费用、停车设施，甚至连学校电影院和高尔夫球场这样的娱乐设施介绍我也没有遗漏。无论相关与否，有用没
用，我把它们一古脑儿全都塞进了纸袋。等签证官看到这些加起来足有半米高的精美书籍和画册，一定会责备自己，怎
么早没看出达特茅斯对我的诚意！
然后，等到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 点，我专程赶到邮局，拨通了达特茅斯录取办公室的电话。
那时候，绝大多数家庭电话是不能打国际长途的。普通老百姓致电其他国家，必须要去邮局，还要事先交足以分钟
计算的押金。到了押金用完时，即便电话没有讲完，也只能被无情地掐断。
想想10分钟应该足够我抱怨和请求帮助了，我交了360 元押金，电话刚一接通，就迫不及待、语速极快并且尽可能
简洁地将签证官对我的种种不公平待遇控诉了一番。
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叫Joe。他一边安慰我让我放心，一边表示，他们会立刻和学校的经济资助办公室一起，亲自给美
国驻京领事馆发传真，以证明我确确实实得到了达特茅斯的资助。
我把电话听筒紧紧贴在耳边，全神贯注地听着Joe 讲话，眼睛却一直在紧张地盯着手表。快到第9 分钟时，我不得
不冒失地打断Joe ，说：“谢谢您的帮助！耽误了您这么长时间，我真的很感激！”
也许是听出了我的焦急，也许他理解在中国打国际长途不容易，最后1 分钟， Joe只补充了一句话：“我们会竭尽
全力，让我们录取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来到这里学习。不管是签证还是其他的障碍，我们都愿意帮助你克服。”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学生，我何曾想过远在万里之外的一所美国大学会给予我如此的重视，一个素未谋面的美
国人又会给予我如此的帮助。从此，我记住了Joe 在电话里那个略显苍老但又透着无限关切的声音，它让我第一次对美
国人有了一种难以言述的好感和亲近感。
第二天凌晨两三点，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嘟嘟”声一阵急过一阵。谁这么没礼貌？我在心里抱怨着，睡眼惺
忪地拿起电话。说了一声“喂”之后，我立刻清醒了，因为电话里传来的竟然是Joe 的声音。他说，他知道北京已经是
凌晨，很抱歉此刻打扰我，但他必须告诉我，他们已将传真发给美国驻京领事馆，希望我能够顺利地得到签证，他和他
的同事都会在达特茅斯等着我。
早晨，我回到美国领事馆。递给我“黄条”那一刻，年轻的签证官意味深长地说：“记着，你一定要回来！”
我展现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就像那天的阳光一样明快。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肯定会回来！”
6 年后，我实现了我的诺言，回到了香港这片同样是中国的土地上。又一个6 年后，我回到了北京，这个我出生和
成长的地方。
如今，由于“911 ”恐怖袭击遗留的阴影，美国领事馆周围早已戒备森严。因为城市改造，秀水街的小摊贩也早已
搬进了漂亮的钢结构大楼。但是，每每经过秀水街，我总是会看到路口处等待签证的场景一切依旧，我的内心也总是会
泛起一种特别的情感。毕竟，从那里开始，我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6。头顶光环的投资银行
离开北京以前，“投资银行”这个词从来没有在我的世界里出现过。其实，即便听说过，估计我也弄不清楚它和商
业银行的差别，以为只要冠上了“银行”这两个字，不过就是存钱和取钱的地方。
直到在达特茅斯念书，我才第一次对头顶无限光环的投资银行有了模糊的概念，因为高年级的同学总是一批一批前
赴后继，削尖脑袋费尽周折，希望能在那里占据一席之地。
后来，无意间看了一部电影，名字叫做《Barbarians at the Gate（野蛮人到了门口）》，讲述的是80年代末期KKR
以250 亿美元收购了RJR Nabisco ，不仅创下当时华尔街收购规模的最高纪录，还演绎了一场直到今天也算得上最经典
的杠杆收购案例。电影中，银行家们服饰优雅，谈吐非凡，乘坐着专机飞来飞去，举手投足便能左右金融市场的涨跌起
落。
渐渐地，我也开始对投资银行心生向往。
大三那年，我决定结束自己每逢假期便溜回北京的懒散生活，而要利用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