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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悴荒堋！ �
你不能，因为你长出了人的腿和脚，你只能在大地上行走，你再也不能飞了。可是，你多么想沿着来时的路回到你的飞那里去，你知道那里才是你真正的家。
那天，你和你的朋友到了山东曲阜，在孔庙门前的甬道上，你看着那些柏树，心里止不住地难过。那些柏树历经千年，却依然苍翠繁茂，相较而言，刚刚才27岁你却已老态龙钟。每天有多少人从这些树下走过，这些树下有多少故事和人物已经风流云散，灰飞烟灭，而这些树依然存在，这就是存在和存在的不同。
这就是存在的等级，存在是有等级的，那天你不得不承认了这一点。你和你的朋友袁在孔庙里一直呆到暮色苍茫，暗夜吞没了你们两个人，也吞没了一切存在，你们是最后两个离开孔庙的人。你们走上曲阜的大街，路上已经亮灯了，人们为什么要灯呢？为什么要让黑夜像白昼一样狰狞？难道仅仅是为了让灯照亮存在的等级，照亮“存在”在死亡吗？
我宁可相信1968年，对于我是一次死亡的仪式，而不是诞生，我的“飞”死亡了或者它离开了，它离开得那样干净利落，甚至关于它的记忆也一并带走了。
我从哪里来？
我不会向谁询问我到哪里去，我知道我无处可去，我就将在这里，在这里“在”我所“在”，像做填空题一样将我的在填满。然后空手而归，我会空着手回家，我从人群中回家，从时间中回家，从地上回家，从街上回家，从爱情中回家，回到我来的地方，所以我要问我从哪里来？这对我是多么重要啊。
1968年，对于我，这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年份，无法回去，也无法走向别处，我就这样在泥泞中呆着，昏暗的沼泽一望无际，软弱无助但是没有感觉，只能听凭时光的流逝将我带向随便的什么地方。
但是，这一年世界的外部正经历着暴风雨般的变化，五月巴黎的大学生们走上了街头，他们在自己的标语上写着“不给自由的敌人以自由”，“让半心半意的人死亡”，“解放必须彻底”等标语，他们从巴黎大学的拉丁校区出发，沿着赛纳河挺进，沿途他们挥舞红旗，推翻汽车，建立街垒，不断有兴高采烈的人参加到他们的队伍里来，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四处充满了狂欢节的气息。接着这种节日的气氛传遍欧洲、美洲，直到七、八月间苏联坦克进入布拉格，萨特在捷克上演《苍蝇》、《脏手》，他站出来指责苏联的侵略行径，这种节日气氛才抹上上了不谐和印记。
是啊，西方的节日就这样刚刚开始就差不多结束了，在布拉格，托马斯在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痛苦地面临是否签名的考验，他的犹豫已经毫无节日的感觉，相反充斥着无奈和苍凉，他认为编辑给他的抗议信和秘密警察给他的自白书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在沉默和抗议之间他选择了沉默，此后他和情人离开了布拉格，到偏僻的毫无生机和活力的乡村生活，完全放弃了一个医生的使命。但是在中国，1968年，节日才刚刚开始，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革命斗争中，人们从来就没有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和胜利，人们始终坚定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把革命不断推向前进，去夺取新的胜利，互助组刚巩固，农村就开始了初级社的建设，初级社刚刚办成，他们要坚决地向高级社迈进，在毛主席指引的农业合作化的康庄大道上，中国人民正一步一个脚印，步伐豪迈坚定，表现出了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这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勇气，将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机会主义者扫地出门的豪气在1968年既是起点又是高潮，虽然许多所谓作家已经在1966年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中作为黑线人物、反动人物离开了文化岗位，但是革命的风暴历史地必然地要发生，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一场彻底搞掉“黑线”的革命已经完成了它的酝酿，正走在来临的路上。
体贴、温存、抱怨、疑虑、伤感、亲吻都被认为是丑陋的。那是一个一览无余、热血沸腾、狂呼大叫的年代，有的时候我很难理解我会出生在那样的背景中，亲吻、乳汁、拥抱、儿歌这些都是反面词汇的时候，我的出生意味着什么呢？我的父亲在医院的走廊里抽着烟，我的祖父、祖母在家里毫无缘由地感到焦虑，而我的母亲则在产房里忍受着痛苦的煎熬，时代在他们的脑海里终止了，因为我的出生一切似乎出现了新的可能。但是，我依然是那个时代的最明显的遗迹，我的名字叫“红兵”，这个名字是来源于我的父亲吗？是的，表面上看是如此，但是我又分明感到这不是我的父亲在为我命名，而是那个时代在为它的产物命名。一切都要回到我的出生上去，例如，我的营养状况，一米七零，这是我的身高，而我的父亲和祖父则要比这个高许多。
有的时候，我希望我是没有故乡和亲人的，如果拥有这些意味着一定要见证他们的颓败和衰朽，我愿意我一开始就没有这些。当我的朋友指出我的某个过错，我就希望自己是没有过去的，我突如其来地来到这里，我希望我自己被割裂在时间之外，那个有过错的过去突然之间消逝得无影无踪；就如同一种友谊，它兀然地消失了，我会徒劳地希望它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不会为我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东西而感到感伤，就如同我不会因为亲人的衰老与离世而不会感到不难过一样。
我兀然地来到这里，就如同我是必然地来承受这一切。
第一部分第2章 他自己审判自己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阴暗、糜废、炽狂、偏执、衰颓、轻蔑、退缩、疼痛这些词都可以用在我的身上，我和我的躯体在这个世界四处游走，形影不离，每一个地方都是我的目的地，每一个地方又都不是我的目的地，也许压根儿我就没有什么目的，我沉溺于躯体的深处，糜烂在夜深人静的大街上。我是我自己的魔鬼。可是，我依然活着，而且试图在黎明来到之前活得好些，再好些。
每天，当我来到北宝兴路199弄，当我沿着漆黑油腻的楼道走上楼，我对我自己说，这就是命运。我每天都要数次重复这样的自我认识，这是一种说服自己的工作，我必须一丝不苟，才能将它做得尽量的好。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你不再能说服你自己回家，你说：葛红兵，回家吧。可是那个叫葛红兵的人不再答应你，他自顾自地跑开了，他自己审判自己，自己流放自己，这会是因为什么理由呢？
因为愤恨。我的心中充满了愤与恨，在我和这副肉体的不和谐的相处中，在我拖着这具肉体在世界上奔波的时候。是的，一切都是为了将这副肉体运送到一个理想的地方，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和这个世界处于敌对之中，我和我身处的这个世界闹翻了。那天，一个曾经做过我的老师，后来又成了我的领导的人对我说：“葛红兵，我们都在这个地方呆了一辈子，难道你就不能呆？你就是天才？就要飞？”
我说：“是的，我要飞，我要在空中飞翔。”
一想到有一天我会像他们一样老在这里，我就恐惧得发疯。四年前我做他们的学生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四年后我大学毕业回到这里他们依然如此，除了脸上的皱纹，一切依旧。如果他们是一本作业，我会在他们这些作业的边上批上眉批：永远如此。
是谁将他们安排在了这里？像钉子一样将他们定到了木头里，像栽树一样将他们栽到了石头缝里，他们仿佛到达这里的那一刻就死了，以后的日子只是死得是否彻底的问题，没有动静，只有死水一潭。我对他们的这种死法感到愤恨——他们不仅自己死亡而且还胁迫别人和他们一起死亡。当葛红兵来到这里，他们就结成了同盟，葛红兵这个尚未死得彻底的人，他们要亲眼看到他死才放心。
可是我的躯体爱上了这种死亡方式，它背叛我，它用萎缩性胃炎，神经衰弱来折磨我，它竟然可耻地在那些人的眼前慵懒地瘫倒了。它瘫倒在了户口、档案、报到证的限制中。它试图和这些东西妥协，它试图说服自己接受现实：一个人生在什么地方，就必须长在什么地方，进而老死在什么地方。那年，我读完大学，当我最终承认了一个现实，无论我多么努力，我都必须沿着来时的路回家时，我曾经想是不是我在前生已经挥霍了我所有的自由，而在此生，一生下来，就用尽了所有的未来，对于我来说，所有通向远方的路都是死胡同，所有的离家出走都是回家。毕业离校的那天我站在大街上对自己说：葛红兵，回家吧。可是我依然流下了眼泪。什么东西在腐蚀着我？什么东西在使我绝望？
因为没有希望。一个人，他的生活就像往模子里注入水，没有什么希望，前面的一切都已经注定，这是多么可怕？我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生活都是如此。想一想，那段时间我是怎么过来的呢？进入大学校园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我必须回到那个将我送出来的地方去。一种命运——它将你铁定在一样东西上面，你不管怎样努力都不能挣脱它，你惟一的财产就是沮丧、悲观、恐惧，你害怕那个时间的来临，它是一个末日，一种审判。
命运，它可以折磨一个人，它有权利。它可以让一个人突然面对车祸，面对癌症，面对凌辱……但是不应当将它作为一种审判缓期执行，我可以承受突如其来的厄运，但是我不愿意承受一个四年前或者三年前的宣判。我需要将四年后或者三年后作为一种可能纳入我的幻想，它应当是我生活中的圣地——因为它就是我的可能性。只要我努力，我就将在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