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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他们和土地的人生依附关系，他们呆滞的目光、裸露的臂膀、焦黑的面庞、绝望的生死……我是这一切最有资格的代言人。我数次挣脱它，又被一根无形的锁链拉回的命运就是证据。如今我已经明白，如果因此而得到嘲笑，那么这就是我的大光荣、大命运。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命运，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几乎是注定的，我终于能理解“过客”，他为什么拒绝布施，因为这个世界对于“过客”本就没有布施，期待布施、接受布施只会使自己虚弱。“过客”将被那些人认真地嘲笑、讥讽，然后踩上几脚，他们将被各种各样的语言打扮成小丑、流氓、青皮。那些人用文风、学风的帽子，用作秀、炒作、出风头的帽子，从道德上打击我。算是找到了症结，那些人看到了我在学术活动中的道德主义动机——就是要从道德上击垮那些没有信念的人，将他们从历史的牌坊中剔除出去，放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去，那些人看破了我的动机了，所以以其人之术还之于其人之身，那些人用这个方式，来打击我，算是击中要害了。那么就让我被击中吧。这又有什么呢？我已经听到那些人嘲笑的声音。那些人说“瞧啊，这些魔鬼，被我们击倒了”。我也有可能在这击中中死去，这样那些人嘲笑的声音就会更大了。对于那些人，我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只好对他说：“朋友，你在猜疑我了。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找野兽和恶鬼。”
这是一个农民，他说出真理的时刻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人们已经失去了以一种真诚来领受另外一种真诚的能力。丧失了仅仅出于正义而团结在一种行动中的能力，伪善的东西太多伪善成了正常，真诚却反而被人们怀疑为伪善。有人在黑暗中说话了，这个时候人们想到的不是正义和真理，首先想到的是怀疑他们的动机，从道德上打击他们。其实，在中国一向只有“老人”、“圣人”、“伟人”才有资格说出真理，人们只能听他们崇拜的伟人说出来的话，他们重复着伟人的牙慧，在世界上狂奔，自己已经变成了哑巴，因而就认为其他人也都应该是哑巴——至少应该在圣人、伟人面前闭嘴，他们见不得小人物说话，我一个30岁的农民凭什么在世人面前说话？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我是这个时代的衡量标准，我用我自己的命运来衡量这个时代。大多数人习惯于用这个时代来衡量自己，看自己能干什么，而我用我自己能干什么来衡量这个时代。我是农民、学生、教师，我热烈而富于激情，勤奋常常让我近乎自虐，真诚常常令我泪如泉涌。如果我努力，如果奋不顾身却依然失败，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在这个时代对待我的态度上我们将看到什么？看一个富人如何对待穷人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否有善心，看一个父亲如何对待他的儿女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否有公平心；就如同我们在大陆和万物的身上看见上帝的恩泽，就如同我们在海水和云霓的身上照见阳光。
多年以前我们还能寄希望于“学术”、“学术价值”这样一些词汇来巩固知识分子的职业信念和自尊，然而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对学究式文体的嘲笑态度。一件学术成果不被说成是布满时代偏见和派系成见的，一本书出版五年后还不被说成是过时的、荒谬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学术价值”已经成了似乎是靠同行承认才得以成立的事情。这是否就是学术的宿命，又进而就是知识分子的宿命？今天有谁说“这是人类的必然法则”、“这就是真理”这样的话会被人笑掉大牙，在这个时代，“学术”似乎已经失去了它的光环。
“学术”本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猎奇”，它是知识分子的解决精神困顿的方式，是一种知识本能。当代知识分子有三个精神源泉：其一是当代中国（50年代以来）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其二是西方的现代性观念；其三是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它们曾经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规范，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了这种从既定规范出发来思考、写作和生活，它们像婴儿需要乳汁一样地依赖这些规范。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时代，再没有神，也没有圣，这其实就是尼采说的一句话：“瞧，那儿有多好，没有上帝只有诸神！”没有超级人格为知识分子提供规范了，知识体系里传统的等级秩序不复存在，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民主和平权的时代，也因此是一个知识上的充分的自由和创造的时代。但是中国有多少知识分子能承受尼采式的“杀死上帝”的“虚无主义”？如果“超级人格”死亡了、“绝对主体”不在了，我们许多知识分子便会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不是从此脱离母腹走向自由自觉，不是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去，而是四处逡巡寻找新的依附对象，他们什么都找，就是不找自己。他们对真正的知识民主和知识平权的局面无法适应，他们的思维习惯了过去那种知识集权主义、恐怖主义的作风，他们要寻找“学术的尊严”和“学术的秩序”，仿佛不回到那个一元格局中去就没有真正的学术了，如果大家不遵守一个统一的“真理”（或者说他们认定的真理）他们就要大声棒喝，看起来他们气壮如牛，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学术婴儿病。
第二部分第11章 学与术（2）
知识分子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书面性，他们的工作是为人类文明的传承提供创造、发扬和保障，这要求他们具有超越的眼光和伟大的历史感，他们的成就应通过书面化而得到保存。而当今知识分子的工作正在失去书面化的特征，正在不断地口语化，各种各样的报纸刊物上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对话”，“对话”的特点是它的意义依赖于特殊语境（具体情景，交谈者各方的共识等），语境参与口语意义的生成，口语意义是由实际说出的部分（言语）和未说出但被暗示、参照和指涉的部分（语境）共同构成的。口语与其语境统一，一旦将交谈抽
离其具体语境，它的意义就会出现分歧，因此对话这种方式是一种意义难以被其他语境分享的一种限制性的学术方式。与口语相反，书面文化的前提是读者的不在场，写作的具体情景并不 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口语意义的当下语境对于书面语来说是不存在的，写作经历了一个超离“语境”的过程，因此它更适宜于大范围的文化传播和传承，更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它从形式上使人们更容易上升到普遍性的存在层次，使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劳动超越于当下一时一地的意义，体现出一种普遍性的、超越意义的价值。当今知识分子热衷于对话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已充分表明当今的知识分子已经深深地陷入当下性的情景之中，他们对其言说的历史价值和独立意义、超越可能是不抱任何信念的。一个自信的人，他一定一言千金，充分珍重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不断唠唠叨叨、言说不止的人，他一定是不自信的，因为他首先想到的总是别人会怀疑他，所以他才要反反复复地论证自己，他不知道他说得越多，其实就越不可信。这就是当代学术的唠叨病。知识分子似乎已经失去了通过细致入微的创造性书面工作而使世界为之感动的信心，而是换成了不断的唠叨，似乎在今天除了用不断唠叨，不断地在传媒“反复其道”，不断重复地说话这种方式以外，知识分子已经无法使人相信他所说的话了，一个知识分子面对自己的精神产品他是否能体验到一个农民面对自己产出的水灵灵的瓜果时那种充实和幸福的感受？面对买主，那个农民抽着旱烟无言地蹲在他的瓜篮面前，他无需说话，因为他的瓜果本身就是最好的语言，然而一个当代知识分子他是否会有这样的无言的自信呢？不，他没有！他必须不断地说，不停地说，以此证明自己的存在和意义，不停地说话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强迫症。知识分子只能像祥林嫂一样地说着，这是这个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宿命吗？其原因是否又是因为他所生产的不为这个时代所需要，而他却无法不生产？
当代知识分子是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被配给与一个又一个单位的，他们的一切都依赖“单位”的配给，这种体制上的依赖（没有单位以及职称仿佛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造成了他们精神上的依赖。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一种光荣的独立的职业，学术也随之不再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了，而是释解和传道，成了一个人人都能做的工作。当代学术正越来越陷于复杂的学术官僚结构之中，这种学术的官僚结构越来越复杂，它和当代知识的民主和平权局面是背道而驰的，因为维护知识体系和结构的等级秩序几乎是学术官僚结构的本能。
历史上，西方世界独立地发展出了科技文明以及理性思辨体系，而中国只有在西方世界的刺激之下才有了科学技术和逻辑思辨力，为什么呢？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类型的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被认为是对所有的人都有约束力的，即大多数人关于是非曲直的看法能够阻碍个别发明家、思想家的看法，少数人企图将科技和思想的发明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尝试，尽管可能非常先进，但是，却不被社会所允许，它们很快地就被压制了，寻求新的知识、创造性地思考问题的冲动就这样窒息了。在这种类型的文化中，人们没有机会选择自己个人化的生活方式，不能尝试去创造自己的生活。因为严格的社会思想控制，他们也没有机会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情况一直从社会生活的公共方面深入到个人生活的隐私方面，因而科技文明以及理性思想（每个个人按照自己独特的对于生活的理性理解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因子就不可能在这种文明中发芽生长。因为这个社会不鼓励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