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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连忙对妻子说：“平凹已经有了，你不要胡说。”
平凹认真地说：“没有，没有。”
妻子趁势为重庆姑娘做起了“广告”。
我也不住地夸妻子的贤惠、能干，妻子在我苦难之时给我的温柔体贴，讲述我与妻子的神奇相遇和一见钟情。
平凹听得很认真，很专心。
妻子说起往事，一时半晌刹不住脚。我给她使使眼色，谁知妻子猛然来了一句：“贾老师，他不让我给你多讲这些，怕你听了很快写到书里，他就挣不上稿费了。”
我也戏谑：“平凹心细手快，说不定今晚就会把你写进书里的。”
因为这天登门拜访，还有要事有求于平凹，就不敢多摆龙门阵。
我们军工报社和香港合资的德昌广告有限公司将要成立，聘请平凹当特邀顾问，并请他为公司题词。
平凹听后，欣然同意，立即起身动手，在临时用五合板搭起的“书画案”上，铺了宣纸，润了笔墨，沉思片刻，“德馨行世，万事隆昌”，几个大字一挥而就。
我和妻子表示谢意后，平凹笑盈盈地说：“我给你俩也写一幅。”
我一听，真是受宠若惊喜出望外，不知道说什么好。
平凹转身又询问我的妻子燕玲：“给你写个啥？”
妻子心直口快，说：“就写我和老鲁‘有缘千里来相会’。”
我这时心中不免吃了一惊，那下句不是“无缘对面不相识”吗？真要写出来，叫人又满意又不舒服，也不知平凹会怎么个写法？
《废都后院》 祈福龙安祈福龙安（2）
心中疑团还未散开，只见一行大字落在纸上，仔细一看，竟然就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我睁大眼睛看着平凹，心儿忐忑不安，真怕他再写出下一句来。
谁知平凹略一停顿，才思横溢，几行小字涌出笔端：“鲁军民（即鲁风——编者注）与李燕玲二君一夜忽来家，谈及其婚姻之美满而奇遇，令人羡之。遵嘱为二君书之，祝百年之好。”之后，他端详着，又轻轻念出声来。
我和妻子感激万分，连连致谢。
为了记住这个难忘的夜晚，也为了记住这幅珍贵的题词，我抓住时机，端着我的“土八路”——华山牌照相机，拍摄了平凹正在题词的情景。然后，我和妻子先后与平凹合影留念。
那天晚上，怕在平凹家呆的时间过长，影响他的休息。而且，也不敢多打扰他，不敢占用他的宝贵时间。
因为，就在我们说话之间，有人捎来韩国的一封信函，来信告知平凹，要把《废都》在韩国翻译出版；
又有台湾打来长途电话，商量在台湾出版平凹的专集事宜；
还有一位朋友，来电话声称：“等10分钟登门拜访”……
我和妻子知趣地匆匆辞别。
平凹送我们出门。
妻子说：“贾老师，我下次还会来看望你，不知你欢迎不欢迎？”
平凹笑着说：“欢迎！欢迎！”
我劝平凹：“留步。多多保重！”
看着平凹那久病未愈的疲惫身躯，看着平凹那刚刚泛起笑意的清癯脸庞，我和妻子燕玲从心底默默地祝福他：
平凹，好好养病，好好生活，一切伤痛都会成为过去，一切烦恼都会化为乌有！
《废都后院》 祈福龙安祈福龙安（3）
当我把《祈福龙安》（原题《平凹，祝你早日康复》）这篇文章如期呈交给王德芳老师时，内心惊恐不安，一怕文章没有写好，又怕枉占不少版面。没有想到，王老师又追加了一个任务：“再见平凹时，代我向他问候，请他为《企望》杂志题写刊名，再约一篇短文，3月底寄来。”王老师还说，“如果平凹不答应，我就饶不了他。”
1994年3月，平凹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电视上看不见他的脸，报纸上也寻不着他的名，往家里打电话总是没人接。我心急如焚！
3月21日晚上，燕玲在公用电话亭又打电话，我站在一旁默默祈祷：希望平凹在家，希望平凹来接电话。果然打通了！但是，平凹的声音很小，说的又是地道的陕西话，燕玲听不清也听不懂，他俩根本无法对话。我夺过话筒大声叫唤：“平凹，平凹……”
平凹病了，发高烧，三十九度五。他的声音非常微弱，连我这干过无线电通讯的人听起来也很费力。我询问了他的病情，劝他好好看看，问他：“要不要我和燕玲帮着做些什么？”平凹说：“不要了。这些日子又住院了。过几天你和燕玲再来。”我不忍心再给平凹病中添乱，到嘴边的话又咽到肚里。
我把打电话的事，及时写信告诉了王老师，题写刊名只能拖后几天。信寄走后，我和燕玲怕误了事，又联系了几次。
3月30日晚，我和燕玲冒着大雨去看望平凹。
见了平凹，他确实病得厉害。我急忙拿出陕北宜君文化馆孙相武送给他的健康长寿药枕，展开月初孙来西安留的信件，劝他早日遵嘱使用。平凹看了说明，动手装好药枕放到卧室，说：“今天就用。”
问起平凹的病，他也苦不堪言。他说：“已花了几万元，单位的款一时汇不去，这些天找院长写个条子才能拿一天的药，也不能整天价寻院长”。
令人兴奋的是，东北来了两位气功师，也在为平凹发功治病，说过两天化验一下，一定会好的。我们都替他高兴，希望他早日康复，一块儿去外地春游。
问及去北京开政协会的事，平凹说：“开幕式那天才去。很多记者拦住张贤亮问对《废都》的评价如何。咱成了敏感人物，没办法，称病不见任何记者。英国记者三番五次联系想直接采访，因为上边有指示，咱只好婉言谢绝。咱也不想在北京、在政协会上惹啥事。会议没完，病得不行，只好提前回来住进了医院。”
我接着话头说：“怪不得王德芳老师也说，在陕西代表团回来的电视新闻中寻不见你的人影。王老师还请你为重新更名的《企望》杂志题写刊名呢。”当然，我没有忘记原话照搬，“你若不写，王老师饶不了你，还要兴师问罪呢！”
平凹忙问：“是哪两个字？”
我说：“是企业的‘企’，希望的‘望’。还得写上‘贾平凹题’几个字。”
平凹口中虽说：“我现在不给谁写这字了，”却已起身走到书案前。只见他展纸、润笔，忽而又讲：“墨也没有了，老家的父母官那天来时才弄了一点儿。”
平凹先竖着写了两字：“企望”，又横写了“企望”两字。后署上“贾平凹题”四个小字，并加盖了“平凹”二字的方印。
一时兴起，平凹忘了病痛，乘兴写了一副：“有茶清待客，无事乱翻书。”平凹还写了“龙泉剑”三字，遒劲，有力。写毕，平凹说：“有缘分，先前没有的，到头来总会转到我的跟前。”
之后，把三幅字摊在地上晾着。我们又坐在屋里聊天。没料到，燕玲比我还心急，折叠了给《企望》杂志的题字。我又拿过来，说：“还没晾干呢，小心洇了。”再把它展开，晾在身旁。
说着话，不知不觉已过了晚上11点。我俩不敢久留，就匆匆告辞，劝平凹“多多保重！”
出得门来，雨住天晴，天上还有星星呢！
这春雨，真怪！
这春夜，真美！
《废都后院》 祈福龙安为了企望（1）
平凹能写会画，屋子里总是挂满了自己的“杰作”，一是为了赏心悦目，二是为了明心励志。他的家里是从来不张挂别人的书法作品的。
然而，有一人例外，这就是马治权。
平凹不仅挂了治权的书法作品，而且是四尺整张的楷书，严严实实地占了客厅的一堵墙。
平凹不仅挂了治权的书法作品，而且家有客来逢人便说，简直成了治权书法作品的义务宣传员。
平凹不仅挂了治权的书法作品，而且心甘情愿地写了一篇评价治权书法作品的文章，满篇由衷之言。
据我多年来与平凹的交往，我发现真正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仅仅马治权一人，真可谓：“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原来，1987年12月26日，马治权写了《值得陕西思考的一个问题》后，代省长侯宗宾作了重要批示，此文登《要情通报》，马治权成了新闻人物。在人才论讨会上，他认识了冯天海。此后，他又被吴天明调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他想结识平凹，于是，他在冯天海的带领下，一天晚上，曲里拐弯地找到了平凹柏油巷的家。
进院子后，冯天海让治权把刚从书店买的《中国律师大辞典》放在门房，冯天海说：“平凹那人爱书，你带进他家，他以为你是给他送的，一定会很高兴。那时你再说不是送他的，岂不是自找尴尬吗？”治权也是爱书之人，也舍不得还没翻看就白白送人，就同意将书放在门房。
这是治权第一次与平凹见面。平凹的外貌比他想像中的要瘦得多，也矮得多，简直有点其貌不扬。但瘦矮之中自有一股神鬼之气。那气质有点深沉，有点痛苦，也有几分自卑与谦恭。
平凹书房门上挂有自书的“静虚”三字。治权酷爱书法，话题由此扯开。平凹说：“这仨字还可以写得再拙一点，但当时一挥而就，也就算了。”治权以为，肯定有人批评过这几个字写得不拙，平凹在来客品味“静虚”三字时，也就主动进行自我批评“拙得不够”了。
那天，平凹说起创作：“想找一间房子，简陋一些，偏僻一些。”有人让他住凯悦饭店写，他说，“条件太好了，就不想动了。”治权听说后，自告奋勇答应帮忙。
后来，这房子很快就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