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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正向许多堕落的罪恶敞开了大门。
第2章 被占有的性被占有的性（1）
关于性关系这个问题，整个西方社会是如此的不理智，它甚至拒绝谈论这种不理智，直至认为对这个问题持客观态度是一种罪恶。我所要阐明的是——可能较为新奇——其他的文明尽管与我们的不一样，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不理智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可能存在其他的做法。
——乔治·德弗勒《从焦虑到研究方法》
性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中间有的是相互矛盾的。今天，每个人都希望与他人一样了解每一种性行为，而要了解性行为，必然要求用多种形式表述它。但是，今天的意识形态所阐述的并非社会生活，而是通过流行趋势表现出来的、取决于个人或某个群体观点的主观生活。现在的文化鼓励人们把大多数想法都付诸实践，希望以此看到“方式”的充分发展。人们的主观情景想像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丰富着个体的色情想像）很快就变得贫乏了，人们也开始主观的性生活。然而，当人们试图把自己的“幻觉”付诸实践的时候，他就“谋杀”了自己的想像。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知道每个性行为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在有意识的性关系中价值何在。这是与无意识的性关系中对什么都不加以区分是截然不同的。今日流行的“性平均主义”原来也出现过：在不同时期的危机出现时，它都出现过。
现在我们来审视一下各种各样的性关系的表现。许多媒体都作了这方面的调查，并发布了调查结果，它们都想让结果是“科学的”，但实际上发布的都是“假的知识”。我们会发现调查结果所显示的是一个越来越少存在于关系中，越来越缺乏创造性的性。这一结果将使我们明白这几年来社会意识和行为的转变。
调查的魔术
现在，性生活常常成为调查的对象，媒体定期发布这方面的消息，而调查结果往往成了标准，也就是说成了新的社会规范。可是，事实上，不管是一个行为还是一个想法，哪怕它是大多数人所共有的，也不一定就是“心理的真实”，并不具有伦理价值。
另外，有可能对性行为作一个准确的调查吗？我们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调查并非研究，调查只有一个简单的探索工具：问问题，得到回答。然而，很明显，人们回答的不一定是事实，所以调查必须正视有许许多多不真实回答的现实。至于调查之后的评论，也让人不能保证其正确性，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由非专业人士作出的，往往含有个人兴趣和观点的成分，而且非专业人士对解释数字的工作会感到力不从心。如果我们不能用严格的方法分析主观，那么分析结果的说服力就值得怀疑——而且以上所述还建立在“调查确实有助于了解人类性关系”这一假设之上。
比如，一个对15至25岁的年轻人性行为的调查就不易进行，因为年龄段跨度过大了。整个这一年龄段的人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看待性行为的。15至17岁处于青春期的人心理与18至23岁的年轻人的是不一样的，而他们却得回答同样的问题。这样收集到的信息没有考虑到由于年龄的不同而产生的对性行为观念乃至性经验本身的认知的不同。在15至18岁间，性行为首先取决于“身体映像”；接着直到23至24岁，主要则是取决于对认识自身的疑问；再后来，则取决于对性身份和社会身份的疑问。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不同因素（当然还有其他不同因素），调查结果就有可能是想当然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毫无疑问，“调查”在许多领域都是行之有效的，但关于性关系调查的结果却可能离现实颇远。
对调查的处理方法也值得怀疑。有一个关于“不忠”问题的调查报告
《不忠》，发表于1988年11月17—23日《新观察家》。
的处理就让人不得不问评论员是否称职。在审视这份报告中头两条结果时，我们发现调查表把“忠诚是不可缺少的”和“忠诚大体上是不可缺少的”列为两个问题回答的结果（分别占69％和22％）——结果分别列出，没有相加。但是，调查表却把与“我有过不忠”（占15％）和“我可能不忠”的结果（占21％）相加得出结论：“不忠和准备不忠者占36％。”这种调查方法可真滑稽：在一种情况下不把结果相加，另一种情况下却把结果相加。
这份材料给人的感觉是它事先已认定不忠是普遍现象，准备好用讥讽而略带苦涩的言语把不忠表现出来。现在的情况是，它好像很遗憾地看到不忠并非是大多数人的行为。另外，人们有可能混淆头脑里的想法和实际行动的区别。头脑里的想法并不一定导致行动。事实上，很可能头脑里的不忠比实际的要多……有一点很重要，要分清从这些数字得出的结论是从“神秘的性解放”出发的（在以后的章节我们还将讨论这一点），还是从1960年代的那种拥有多个性伙伴的模式出发的。这两种模式具有不同的含义。第一种模式中的人所追求的是符合主观的性，他们在关注“自我”和“常理之外的结对”的情况下将性行为付诸实践，这是把“色情”引入两个人关系的一种做法。第二类人，主要是未婚者和通奸者（他们的做法并非现代才出现的），他们在出差时去假日俱乐部或夜总会，甚至在工作的地方追求一种“群体的性关系”。这种形式是让人失望的，它让许多人走向了崩溃。如果我们只是按社会上流行的观点作调查，结果是很难反映出事物发展的趋势的，更不必说这些结果是在既没有以心理学知识为参照，又没有同历史上相类情况比较过而得出的。这也是一种自恋行为，就好像只有今天的人才拥有性行为似的。
在另一次调查中，调查的课题是“爱情与法国人”
《爱情和法国人》，发表于1988年5月27日《快报》。
第2章 被占有的性被占有的性（2）
我们可以观察到，65％的受访者没有婚外性关系，18％的人有时有，11％的人经常有。这一数字与国家人口研究所专家关于35岁左右成年人大约有15％至20％的婚外性行为的估计是吻合的。但是，在上述关于“不忠”的调查中，29％的人认为可以同时爱两个人（64％的人观点相反）；而在这次关于“爱情与法国人”的调查中，42％的人认为可以同时爱两个人。为什么在短短的6个月当中出现了如此矛盾的调查结果呢？
这次调查还问了被访者一个问题：面对艾滋病的发展，他们有没有改变自己的行为。63％的人回答一点也没有，17％的人称对惟一的伴侣是忠诚的。要得出63％这样的确切数字，一定得有大量的材料，否则称什么已改变或什么没改变是没有意义的，而显然这次调查采集的样本是不够的。而当我们看关于这个问题的评价的时候，我禁不住要问，调查员凭什么得出“只有17％的不够浪漫的人混淆了夫妻间的不忠和性上的一夫一妻制”这一结论？这个结论是令人惊讶的——尤其当我们了解到两个世纪以来，性生活越来越局限在相爱的夫妻之间这一事实之后。爱情使夫妻关系“色情”化了。哪怕夫妻俩都明白不忠是有可能发生的，他们也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这也就是为什么嫉妒在这里一点也不是病态的，它甚至有助于建立爱情关系。
关于“您是否背叛过您的妻子”这个问题，调查的评价引用了拉埃的一句歌词：“从感情上说，从来没有。”这种口是心非的回答让我们不得不看看17世纪时发生了什么。正是在那个时代，人们开始争论性忠诚是否是爱情的一部分；也是从这个时代起，爱情开始成为夫妻关系的一部分，即在夫妻关系中，人们开始要求把爱与性联系起来。然而，从我们把“私生活可以分裂”的观念当成原则引入现代夫妻关系中以后，便出现了个体的“心理爆炸”，并最终导致与伴侣分离的可能。调查者的这个评价忘记了“忠诚”意味着爱情情感的征服而不是一个联合体的稳定。
这次“爱情与法国人”调查中的另一个问题让人感到困惑，问题是：“性生活的频率是多少？”在询问了800名15至65岁的人之后，结论为：43％的人说一星期有2至3次。我们知道今天的生活节奏是什么样的，也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有多少烦恼，那么，这个数字真是有效的吗？性关系有可能如此有规律吗？美国最近的一个调查表明，人们在回答有关性生活的问题时，有可能会高估。的确，即使答案是保密的，让人在这方面回答真实情况也是很难的，日常里心理治疗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再举一个现实与回答之间差距巨大的例子。我们注意到59％的人宣称结婚不一定要门当户对（在1959年，24％的人持这一观点，在1968年，42％的人这样认为），但是实际情况却是相反的：大多数人在选择伴侣的时候都会选同一阶层的人。所以说，回答反映的有可能只是流行的观点。比如说关于这个问题，人们这样回答可能只是受了“平等”观点的影响，以平等的名义，人们把某些社会现实、文化现实、宗教现实或是人种现实抽象化了。事实上，两个人的爱情结合如有可能，他们就必须有相同的参照体系——哪怕这种参照体系的实现方式不同，或者个体的知识和社会经验的增多逐渐改变了其原有的体系。当然是有特例的，但这种成功取决于个体超常的适应能力，而且两个人都得从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各取一部分或是全部组成共同的参照体系。显然，背景不同的夫妻最终婚姻失败的例子是有的，当其中一方的文化和宗教体系是封闭固定而且极权的时候尤其如此，因为相爱而希望在一起的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起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