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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自我色情”的氛围下，象征着父亲的角色是无法扮演的。被神秘化了的“兄弟”或是莫名其妙地被选出来的“第一人”（天知道是谁！）成为了这个群体的领导者。一般而言，他的统治方式比父亲的统治方式更专制，即使表面上决定是通过讨论作出的，那也不过是为让决定能被接受而耍的手段而已。专制的原因在于，领导者考虑问题仅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在这种把领导偶像化的环境下，“长兄法律”绝不是民主的，更不是有伦理的，因为它最终的目的是让这个“作为群体存在的理由”的人感到高兴。这种“法律”与“父亲的法律”是对立的，“父亲的法律”并不来源于自恋，而是来源于“卓越不凡”，因此“父亲的法律”理应成为所有人的法律。
在嬉皮士运动最鼎盛的时期，音乐喜剧《头发》上演了。这一时期还公映了帕索里尼的电影《定理》。一方面，自慰、感官刺激、服用大麻都成了当时年轻人显示自己个性和表达自己拒绝进入社会的意愿的方式；另一方面，双性恋关系其实反映了每一个实践它的人的内心孤独。这两种新出现的现象是时代的标志，性行为成了主观的冒险，外部的现实和法律都不再能限制人的“内省”。零碎的潜意识简直是到了皮肤的表面，几乎是以其本来面目出现，这使得“升华”的心理工作停止了。这种内省为倒退——尤其是倒退回儿童的性关系——打开了方便之门。“模糊的爱”和“自然的身体”与典型的“恋母情结”交杂在了一起，即使今天这些潮流均已过时，它们对今天人们的性行为仍然有着影响。
以表示“兄弟情义”的名义用“你”称呼人，直接喊名字（不加姓），于是在建立关系时便不再有任何过渡。这种流行的做法（这正是现在的做法）的结果就是“抹杀”了社会现实，人们让自己处于一种共生的关系中。这种关系把所有人集合成了一个“大所有”，每个人都与别的人发生直接的关系。在企业里，职业培训时教员建议要把关系建立在感情基础之上，这其实是对个人人格平衡的又一次可怕的异化。
教育中的关系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当父母想像伙伴一样与孩子相处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并非伙伴），他们其实是否认了自己的职能，并使儿童的感情发展进程复杂化了。受这样的教育关系的影响，个体就不再试图发展关系和使自己社会化，他会停滞在原始感觉和感情占统治地位的亲密关系里。由于这种亲密关系要求人们之间什么都得说，于是表面上的平等抹杀了个体的社会角色和职能，而且与他人过分亲近，会使各种社会关系模糊化，并最终导致个人主义。例如，今天人们常说自己“在某个地方”搪塞他人，以使自己能独处一会儿，从心理角度分析，这句话正表明了个体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从什么地方来”。另外，过分亲密的关系会让人不再能够思考自身和丰富内心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亲密关系还是抹杀个体主观性的杀手。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失去了建立关系的能力，关系变成了危险的事物。事实上，个体要生存，就必须承认他人是与自己不同的人，必须与他人保持距离，让他人处于应处的位置。人们之间长期的模糊的关系以及行为准则的不一致会使亲密关系成为攻击性的源泉。在这种情况下，性关系被视为有可能失去一部分自我的风险，而不是一种与他人相遇的快乐。个体，由于总想“紧密接触着”，很快就会感到自己的完整性受到了侵犯。对他而言，性关系中惟一真正与他人“在一起”的时刻，就是高潮的那几秒钟。“结合”好像就快成功了，但是，一切又得重新开始——为了达到这个达不到的目标。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矛盾的。在我们把亲密关系的地位抬得很高的时候，我们却在否认他人。如果我们承认由我们亲手造成的这种模糊关系最终带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不信任，矛盾就不再显得那么矛盾。打个比方：在每天早晚上下班高峰时间，拥挤的公交车里是不会有“宽宏精神”的，当人们互相压挤着的时候，每个人想的都是如何在这个自己只占十几平方厘米的地方保护自己。在从传统的参照规则中解放出来一段时间以后，人格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要么进入更高的层次，要么退回到原始的关系水平和感情水平。在1970年代，人们发展和表达着自己的主观性时面临的就是这一挑战。错误地发展主观性，主观性就会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生活中伤害人格本身，就会成为对感情的“讹诈”。
从这种不良意识里滋生出了对身体的否定。这就是为什么作为这种观点的一个外在反映，出现了“透明”的流行趋势。从最粗俗最乏味的裸露癖，到建筑上偏好用玻璃材料，这些都是这一趋势的反映。现在西方社会在负罪感中焦虑着，人们想通过“透明”来减轻自己的负罪感。身体的形象是美丽的，但是人的内心是空的。米莱纳·法梅尔唱道：“我感到空荡荡的，我翻着全是白纸的书。”空得就像玻璃一样，让一切透过，什么也没有留下。
身体不仅是什么也没留下，而且也不再是“色情”的了——因为身体的各个部分变得“色情”。“色情”被到处张贴，还出现在电话里，出现在传真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色情”在爱情关系里变少了，我们可以像盖施·帕蒂那样唱道：“艾蒂安，艾蒂安，摆好姿势。”当我们这样唱时，其实艾蒂安不指任何人，我们只是表达自己的愿望而已。“碰我的传真，别碰我的身体”，这是含蓄地表达了人们在爱情关系里感到了某些不可明言的东西，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是为了避免艾滋病所采取的谨慎态度（这种想法把事情简单化了）。与约会伴侣的关系变得与梦中伴侣一样，可以没有明天。即使传真表面上有现实的形态，它所创造的关系也是不稳定的，“色情”在这种关系中是不能长久的。
当然，夫妻之间并没有停止把色情引入性关系。但是性越被张贴，“爱的性”就越少了。在流行的“榜样”的影响下，人们想模仿电影里的场景，而这样做最后的结果常常是到医生面前抱怨“在家里做不到同样的”——这常常让夫妻俩感到不安。有一对夫妻在丈夫的要求下来咨询，丈夫认为妻子不太正常，因为她拒绝肛交，妻子自己也感到很困惑：她过于性冷淡？太有道德感？还是不够“性化”？简单地说，她同意来接受治疗以让她丈夫高兴，而丈夫呢，他什么问题也不问，他在色情电影里看到很多次这种场面，他想做同样的事情。他不问问自己：这种欲望实际上是不是掩饰了某种东西呢？是不是有同性恋倾向？几年前，星期天早晨的健身节目会给健身房带来很多顾客，今天，星期六晚上的X级电影给医生带来的人几乎同样多。
许多人都不知道，面对外界如此多的色情画面，该如何过他们的性生活。在这些人当中，有一类人只继续关注于把自己的“主观性行为”付诸实践。他们有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可以按情况和生理周期的不同作一些变化，但是他们的性关系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性关系之间有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另一种人对周围的色情环境不是无动于衷的。星期六傍晚，他们在采购完一星期的食品以后，或租或买一盘X级录像带，带回家和妻子（丈夫）、朋友一起或是独自看。有时候，等较小的孩子睡觉了，还和大孩子们一起看。
有一种情况，父母借口对孩子进行性教育而借这类VCD给孩子看。父母觉得自己的性生活已经减少，所以到了把性生活让位给孩子的时候了。出于这种想法，他们会让孩子独自看。
人们边看边说这是肮脏的、恶心的、令人害臊的，但同时又自娱自乐地欣赏着可笑的体位大特写镜头，并想像自己将可以做什么——当然他们都知道，自己不会那样做。其实，这些反应是自古皆然的。那些压抑自己生殖能力的人是令人厌恶的卫道士。卫道士们觉得，这些画面是危险的，是有害于“心理的统一”的。而事实上，这种统一是建立在想像的、分裂的儿童的性关系之上的。性的画面应该能自由地在心理机制里流动，这样才能将感情冲动升华和构建。“艺术的色情”是思想的游戏，它使感觉变得细腻，却并不因此就把头脑中所想的直接付诸实践。但是，今天的X级电影并没有起到上述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用于“丰富”我们可怜巴巴的色情想像。在这种情况下，它起的是兴奋剂的作用。
在1989年，色情片的销量占整个影片市场的40％。尽管这类影片播放时间很晚，Canal电视台20％的用户看每月播出的这类电影，还有许多人在没有解码的情况下收视，画面的模糊并不太影响理解画面和对话。
色情影像的害处与连环画是一样的，它会限制人由自己幻想生发的想像力。
审查委员会把含有污言秽语的电影与患有“荧屏偷窥癖”的人拍的玩意列为同一等级。例如，贝尔托吕西的《巴黎最后的探戈》和安德烈的《克洛德太太》受到了同样严格的审查。参见《世界报》1989年8月13日、14日的《下流言行的界限》。
事实上，我们可以不借助“色情的假器”就可以在性关系中得到幸福和满足，重要的是要知道，创造自己的艺术，即自己的“色情”。现在，夫妻们越来越注意把“色情”引入爱情关系，并且越来越重视这一点，但是，“色情”有时候也会带来关系的倒退，因为它让人产生“心理爆炸”的恐惧感。今天的社会不仅正在“消灭身体”，而且我们正经历着身体的“非性化”，这种“非性化”正向许多堕落的罪恶敞开了大门。
第2章 被占有的性被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