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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法兰西共和国总理若斯潘来华访问，在访沪期间，邀请中方各界人士数十名在法国人设计的上海大剧院会面。记得在会上，我曾针对若斯潘总理在演讲中所强调的“文化价值”问题，向他发问：“文化与语言密切相关，面对世界的‘英语化’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法国政府何以维护法语的地位，又何以发扬光大法兰西文化？”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作了一个原则性的思考：一个民族语言的丧失，就意味着这个民族文明的终结。任何一个维护民族文化价值的国家都不会听任自己的语言被英语所取代。而对世界来说，经济可以全球化，甚至货币也可以一体化，但文化则要鼓励多元化。他认为，正是本着文化多元化的精神，法兰西文化在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同时，得到了自身的不断发展与丰富。若斯潘的这番回答，尤其他对文化多元化原则的阐发，引发了我日后对文化问题，尤其是对翻译问题的不少思考，而这个冠以“法兰西书库”之名的开放性译丛，就是我们对文化多元价值观的一种认同，也是多元文化精神的一种直接体现。
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法国鼓励全球文化的多样性，推崇文化多元价值观，也许是对抗美国经济霸权的一种策略。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法兰西对文化价值的推崇，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对实现文化多样性的努力，是以其深厚的民族传统为基础的。不然，很难想像法兰西民族会有其绵延千年、昌盛不衰、为世界瞩目的灿烂文化，更难以想像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诸多思潮与流派大都会发轫于法国。近20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门一步步打开，国人的视野愈来愈广阔；于是，尽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异域的思想与文化，愈来愈成为一种必要。而这套“法兰西书库”，便是我们为国人了解当代世界打开的一扇小小的窗口，也是我们为沟通中西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所做的一分实实在在的努力。
以“法兰西书库”来命名这套开放性的译丛，似乎太大，难以名副其实。而这一丛书名却体现了出版社、丛书策划和主编者的一种追求：以恒久的努力，不断汲取法兰西文化宝库中深刻而丰厚的思想资源，展示法兰西多姿多彩的当代文化风貌。在我们的计划中，这个书库应该是丰富的。其丰富性主要是体现在其内容上。在选择进入书库的书籍时，我们遵循的是多元的原则，旨在让广大读者能听到法兰西思想的不同声音，看到法兰西文化的不同侧面，欣赏到法兰西文学艺术的不同风采。为此，我们在“法兰西书库”的总名下，将以系列的方式，不断推出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当代法国思想、文化领域最新成果的图书，在丰富、充实整个书库的同时，为中法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沟通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我们的努力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如果没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独特目光和非凡魄力，没有陈丰博士和楚尘君的精心策划，没有法国文化部门和有关出版社的实际推动，没有诸多译者的辛勤工作，就不可能有这个“法兰西书库”的开张、亮相。但愿我们走出的这一步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广泛认同，但愿我们能在广大读者的有力支持下，走得越来越远。
许钧
2001年7月22日于南京
前言从反抗的性到被遗忘的性
在一个什么都不再贴近生活的时代里，我们所有关于生活的观念都需要重新审视。这一分裂——它是事物向我们报复的原因——令人痛苦，它使我们身上的诗意不复存在。突然之间，事物的阴暗面使我们不再能够从事物中找到力量；我们从未见过像今天这样多的犯罪，而这些犯罪的奇怪的非理性只能解释为我们无力拥有生活。——安托万·阿尔托《戏剧和复制品》
对于一本试图对“性解放”（所谓的！）之后的性关系状态进行诊断的著作而言，用“被遗忘的性”作为题目，这是显得反常的。随着社会习俗的这次解放运动，性变得无处不在，变得普通之极，变成了其本身的目的。我们似乎可以轻易地下个结论：性，终于让男人和女人的身体和心灵感到了快乐。那么，为什么是“被遗忘的性”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提出另外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将在本书中予以讨论——对于所有不同年龄段的人，性解放都发生了吗？我们是否正确地解放了性？两个世纪以来，性行为史的发展的最终结果便是1960年代发生的“性革命”。在整个20世纪，这次利用了生物学上的发现，通过性解放表现出来的思潮，一直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引起“性解放需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特别表现为从沉默中挣脱出来的意愿——正是在沉默中我们封闭了性。过去，我们指责19世纪的人们过于害羞和压抑，这是错误的。事实上，在19世纪，人们做过所有的冒险，只不过冒险是“秘密进行的”。当时，只有个人行为被公开，个体才会遭到社会的责难。而且，当时的沉默也并不表示对性的禁止，只不过是在一个对性关系的理解变得更为主观的年代里，面对如此巨大的变化，人们拒绝谈论性和性关系，或是对谈论它们感到困难而已。米歇尔·福柯在他的《性经验史》里的大部分阐述把我们引向了歧途，他在性经验史里看到的只是社会控制的阴谋，却闭口不谈包括“幻觉”和“想像”的个体性关系的特性。混乱的性关系并非什么新事物，在这点上，人类历史上有过比现在更为混乱的时代。新的东西在于，在最近几年里，人们试图否认爱情关系这个理想，把爱情与其他短暂的、一时的，甚至是不稳定的关系归为一类。但是，我们将会看到，所有这些感情行为并不具有同一意义。在年轻人当中，性解放也发展了。年轻人越来越要求自己的权利，反对教师和家庭过分监视儿童和青少年的性关系。但是随着这种观念上的转变，青少年也开始并且越来越处于一种孤独、没有参照的状况：从1960年代开始，成年人和青少年开始疏远，因为成年人害怕——也许更准确地说是不知道——如何和青少年交流。
从18世纪开始，青少年的性关系，尤其是自慰和同性恋问题，就已经是教育者们特别在意的问题。当时，人们认为“仅属于夫妻之间的性关系”才是理想的。到了19世纪，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社会的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越来越不统一，而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所遇到的约束也越来越少，于是“性关系仅属于夫妻之间”的观念开始被质疑。电影、戏剧和小说伴随着几代年轻人的这种“拒绝”态度而发展，到了1968年5月，发生了动乱，它是——而且尤其是——一场性的革命。当时，被称为“耶耶派”
原文为yéyé，指美国1960年代青年中流行的耶耶音乐。——译注
的青少年希望公开地过他们的性生活。在法国索邦大学的一面墙上，有人写道：“我越做爱越想革命；我越想革命越做爱。”我们还可以在巴黎的贡多塞中学看到“年轻人做爱，老年人淫秽”，在医学院看到“享受现在”，在南代尔大学看到“为愉悦所做的储存激起了生活的无限乐趣”。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希望解放被监视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性关系，这种监视从卢梭就开始了——卢梭是最早表示要对青少年的性加以提防的，但实际上他的这种态度非常模糊不清。后来，这次青少年革命发展到了它的反面。过去的青少年如今已长大成人。以前，是他们的父辈提防着他们和他们的性关系，而现在，他们带来的现象则正相反：他们鼓励青少年反对成年人，并把性强加给青少年。在1968年，我们可以在巴黎南代尔大学的墙上看到“强奸你的阿尔玛·玛特”和“我的欲望就是现实”之类的文字。青少年的性关系不仅仅被解放，而且被提升到了榜样的高度。时髦的事就是，使自己总处于年轻人的状态，进行青少年式的性活动。于是，“实际上是什么样的性关系被解放了”这个问题便不难回答了。在不再被监视的情况下，到了青少年时期，是迟迟未能摆脱的幼儿的性关系被解放了。我们是否意识到，当我们谈论性解放的时候，是在谈论幼儿的性解放呢？也就是说，在强调那些主要属于幼年时期的犹豫和动作（自慰、成年人对儿童的引诱，以及同性恋）呢？这一现象的症状之一是如今的感情有母子关系倾向：一对夫妻，他们的关系不仅性质模糊，而且具有保护性质和双性性质。而这种关系倾向的表现是，因得不到——其实永远不可能得到——温柔而产生沮丧情绪（这让人联想到克莱尔·巴勒泰谢的连环画）。奇怪的革命！如果说它成功地打破了教育上的禁区，它却使个体的性关系拒绝进一步发展，而始终停留在青少年阶段。以上即观察到的第一个情况：青少年的性关系成了榜样，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发展试图从中得到启发，并或多或少地以其为榜样。从60年代开始，性不停地被张贴、被展示。广告商们把想要推销的商品和性联系在一起，而媒体，从广播电视到各种杂志，它们绝不错过任何一个描绘性生活困难和性生活行为的机会。描绘解剖学、性姿势和性行为以及生育过程的科普书籍从未像今天这样多。20年的工夫，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性教育已经被认为是儿童和青少年健康成长必不可少的条件。避孕和流产技术的发展带来的观念是，赞同把性从非意愿的怀孕中解脱出来。同时，在医�